真正理解歷史的人，不在於對時代有什麼樣的評論或功過是非，而是知道當時人所做出的抉擇，往往都是出自於不得已。其中的差異就在於是否有全面性，用更大的格局與視野以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想法，從而看待一件事情背後所牽連的一系列影響。
古人曾說：「屈賈誼于長沙，非無聖主」有時人才無法發揮其才能，有一項因素，就是時間點。往往在對的時機點，與對的人才，將開創出不同的時代局面。
從秦帝國的創建到滅亡，很大原因在於當時尚未形成中華民族的思想，被殲滅的六國都都有各自文化，對於大一統的國家並沒有太多的想像。
所以秦始皇在開國之初所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遠大於各朝代，如何讓六國不同文化認同大一統的民族就需要有好的治理技術。而在那時出現的李斯，並推行的多項政策，例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而這些一統也奠定了帝國統一的基礎。但因為經歷過周王朝所推行的分封制，當時的人們還沒有辦法轉換對大一統的國家有文化上的認同，加上法家治理的理念對於當時才剛起步的過家又是一種沉重的負荷，就導致六國舊勢力的崛起。
最終漢高祖劉邦，再次完成大一統的王朝漢朝時。理解直接實行郡縣制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還是太早的思想，所以不得已把漢初的功臣一一分封成為諸侯。而中央只實際掌握整個帝國的三分之一的控制權。
當時劉邦也清楚知道，要延續帝國的大一統，勢必要剷除調諸侯王對中央的影響，於是在不久後一一把諸侯王也就是過去的功臣依序剷除。就連最有戰功的韓信也遭到殺身之禍。這一切的不得已都是為了大一統的帝國而做出不得以的抉擇。
雖然在之後有「白馬之盟」讓劉姓氏家來接管各地諸侯王，但這項舉動只是緩兵之計，因為要真正實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就必須要收歸所有地方政權。但為了避免重蹈秦帝國的歷史，只後藉由不同的形式來呈現。
要一直等到「七國之亂」後才算是真正的把中央的權力釋放到全國。
秦 漢 中央 地方
郡縣制 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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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權的衝突
所有危機都是在繁榮的土壤上萌芽起來的。對一個「家天下」的帝國而言，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就在「文景之治」期間，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劉邦興漢之後，實行的是分封制，眾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國。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之後，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的就是吳王劉濞，他不但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賈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愈來愈大。鑄錢、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制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士兵，另外，從事流通事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
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強傍比而起，讓長安城裡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慄。在皇權體制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當中央把權立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權威及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成了統治中國的首要課題，歷代政權往往停留與此，興盛或衰弱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時期，有兩位雄辯的政論家先後對當時的「分權過度」提出了擔憂和對策，他們是賈誼和晁錯。
賈誼是漢初第一個提出重新回歸中央集權模式和重農政策的人，他才華洋溢，文筆華麗，議論深遠，所寫的《過秦論》和《治安策》膾炙人口，在當時就被視為思想重鎮。針對中央集權旁落的景象，賈誼在《治安策》中給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分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對於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搭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都打壓下去之後，國家將如何治理呢？賈誼的對策是，在政治上，實施儒家所宣導的「仁義之道」。他在著名的《過秦論》中評論說，秦始皇「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在經濟上，則是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去。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寫道：「農業興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糧食多了，有什麼做不成的？只要讓老百姓全都去務農，都以此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從事商業的人都轉而去種地，家畜多而糧食足。這樣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還猶豫不肯實施，多可惜。」
與賈誼同齡的晁錯也同樣宣導這一路線。
與書生論政的賈誼不同，晁錯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對政策影響重大。
對於地方諸侯的坐大，晁錯比賈誼更為激進，直接提出了「削籓」的主張，集取消王侯封建。西元前一五五年晁錯上呈《削籓策》，主張對犯罪有過錯的諸侯王，削去他們的支郡，只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
最終導致吳王劉濞會同膠西王、趙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群起叛亂。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被迫腰斬晁錯。可是，吳王等人不善甘休，繼續挺兵，最終形成「七國之亂」。
在名將竇嬰和周雅夫的指揮下，朝廷鎮壓判斷，最終評定了七王之亂。
七王之亂的平定奠定了一大內憂，從而實現中央集權的治理，使中央更有權力的行使權力。
評語
漢文帝知道當時賈誼所寫的《推恩令》可以削去諸侯王的力量，卻也知道一旦觸動諸侯們最敏銳的神經，就是削減他們的力量，就有可能群起反抗。因為當時中央政府無力與地方作抗衡，所以只能暫緩，以及為了不讓諸侯們起疑，只能讓賈誼成為政治鬥爭上的犧牲者。
直到景帝時期，藉由晁錯所推行的政策一步步削減地方諸侯的實力，卻也導致諸侯們的群起抵抗。但危機也就是轉機，藉由這次的七王之亂，一舉掃除了從漢高祖到文帝以來的擔憂，讓中央得以擁有更廣泛的權力。
「隱忍」可以說是從秦皇到漢高祖與文帝景帝同樣面對的事情。為了開創與過往時代不同的帝國霸業，從分封的思想轉變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再從異性諸侯的分封到同姓諸侯，最終到所有權回歸中央。從秦漢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的決策都圍繞在如何鞏固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收歸實質的掌控權。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業開創，難度之高。但卻也因為這些人的努力，使得中華文化大一統的概念深植到民族人的心中，而後的歷朝歷代也都承襲著秦帝國開創以來大一統的核心理念。
如果說可以從這個朝代中學習到什麼，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當你正在走向開創新格局的時候，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事件，是否能為大格局的發展放棄個人或力排眾議的魄力與認知。一條道路上不只要走的好，更要能夠走的久。這就是秦漢帝國發展至今還能影響到我們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