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十九世紀的印度,主要的統治階層來自於英國,對於當時的印度人來講,還是有些封建勢力的殘存,這些地方至少在名義上還由傳統的王公統治,雖然一切都在英國內政專職大臣的監管下,擁有著直接統治權。
當時的印度總督寇松熱衷於維護階級制度,而是保有一種心態一方面在印度王公的政治形象,富有、西化、但無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則希望他們不問政事、保持忠誠。
大英帝國的管理階層煞費苦心地重建、保留或者在必要時創造階級。透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統治的效益。
另一方面,英國也對印度的基礎建設、灌溉系統及工業進行大量的投資,至一八八零年為止,英國已經在印度投資了二點七億英鎊,幾乎佔海外投資的五分之。在土地灌溉上原本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受到灌溉;英國統治時期,英國人將受灌溉面積擴大到了原來的八倍。
回到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時期來看,在麥考利時代,英國人扶植了一批說英語、接受英國教育的印度菁英服務於印度公務行政體系,形成英國行政管理的一大支柱。但是到了寇松時期,這群人突然失寵,英國人又開始扶植那些表面風光、實際上去早已名存實亡的王公貴族。
寇松的作法導致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後期,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如同,金玉其外、敗絮其內,表面上看起來富麗堂皇,殊不知僕役們正躲在階梯下房著拆解木地板。
菁英階層對於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來說,是一個進步的動力來源。對於英國初次來到印度時,為了加強對於地方的控制,於是設立了整個行政機制,就是為了方便治理以及一致性。其中有在教育來看,透過教育的方式,讓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擁有相同的性質與職能,能夠快速符合到組織裡面。
在此同時,也有利於吸收菁英分子的加入,讓組織除了一致性,更大大降低了這些知識份子去產生革命的可能。
回到我們現代來看,教育系統的一致性,是為了方便國家組織的發產而連帶的轉變。然而,當政府機能的人手一經足夠了,那剩下來的人究竟要如何分配?
如果這些知識份子不善加利用就容易產生與制度面的衝突。因為當人擁有自我思想後,會連帶把相關議題吸收納入,最終將導致整個民族朝向變革的方向走。這也是為什麼隋唐時期透過科舉制度讓知識份子的思想統一化,以及歸納於國有,這樣就不同意有意見聲音。
那如果我們都這麼做整個國家或是社會,都將陷入一場思想停滯的階段。少了思想間的交流,就沒有創新創造的發明出現。這一套制度應用最好的就是明清時期,封閉思想家以控管從文字、思想的僵化,讓國家沒了進步的動力,這也就可以說明中國在四大發明後就沒有再出現重大的科技進步。
那面對知識份子究竟要包容接納,還是要放手隨市場機制來走?
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說市場的運作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作,如果我們強加控管,只會使整個經濟停滯,這也就說道沒有所謂的好的產業,而是能隨著時代不斷的轉變來適應的產業。所以人才也不應該是一致化,而是能夠透過不同面向、不同的評鑑方式,才能更全面性的理解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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