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整套體系使我們不必花費時間與精力來處理水的品質、疾病的診斷。讓我們有其他心力投入到其它部分。換句話說，彼此之間的差別在於選擇上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
如同工業時代的進程發展時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及的社會分工對於整體社會進步，其中一個觀點就是效率的增加，以致產能擴增；到20世紀亨利‧福特把流水線投入到汽車生產線上，開創了汽車量產的時代，不僅大幅度降低汽車生產成本，同時也帶來工人的工作效率，讓人有更多時間投入其他面向。
回到醫療預防以及自來水的淨化，都是為了阻止疾病的生成。而窮人每天都要面臨取水時加氯的心思，以及面對疾病該相信公家醫院的治療還是私人醫院。
另一方面就是沉默成本的考量，就是當投入到醫療預防的系統時，窮人更希望在這段時間的投入能夠有即時的回饋，以及對於好處效用的認知。
上一回提及信仰有可能讓這系統無法實行，然而，實驗過後發現當拒絕預防接種的想法並非根深蒂固時，注射營裡未提供木豆的村莊，村里有77%的兒童注射了第一劑疫苗，也就表示即使沒有任何誘因，人們還是願意開始接種的程序。
問題在於要讓他們完成整個程序。這也是為什麼完全的接種率並未超過38%，誘因會使他們多來幾趟，但不能讓他們打完五針，儘管整個程序完成後，還有免費的不銹鋼盤子等著他們。
看來這和我們那種年復一年，定期到健身房去運動的新年決心一樣，儘管我們知道健身能預防心臟病，但卻沒有恆心堅持到底。
心理學的研究應用到經濟現象上，顯示我們對現在的想法與對未來的想法大不相同，這就稱為「時間不一致性」的觀念。針對當下，我們相當衝動，大部分是由情緒和眼前的慾望所支配；如果沒有意識到眼前的滿足感，稍微損失一些時間或是現在必須忍受輕微的不適都會讓人感到更不舒服，比如說，吃完大餐後，想要立刻去運動的念頭就會煙消雲散。當然，反例就是為了眼前很渴望的小報酬，我們就會去做；但當我們籌畫未來，眼前的甜頭帶來的快樂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
人天生就會把小成本往後延，這樣子就不必在今天付出代價，而是延到明天再來負擔。貧窮的父母即使已經完全接受接種帶來的好處，但是好處是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發生，而成本卻是今天就要承擔。把事情擱置到明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合理。不幸的是，當明天來到，邏輯還是一樣。
同樣的，我們可能想以後再買蚊帳和氯，因為潛在當下還有更好的用途。這很容易就可以說明小錢為什麼能打消使用救命器材的意願，而小小的獎勵又為什麼可以鼓舞人去使用。
兩磅的木豆有效，因為這是媽媽今天就可以拿到的東西，這補償了她帶小孩去接種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以上的說法沒有錯，不論是落實特定的預防醫療行為，或是提供我們曾建議過的金錢誘因，這些觀點都提出一種新的邏輯，也就是讓社會去補貼或執行有利於其他人的行為其實是合理的。
一般來說，時間不一致性充分說明如何讓人輕易做出「對的」事情，或許還同時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不做。
所以，可以透過預設選項，讓政府訂出自己眼中最有利於多數的預設選項。因此，如果人們想要跳脫這個預設選項，就會非常費力。人民有權力選擇他們要的，不過這麼做要付出一點成本，結果才會讓大部分的人選擇預設選項。
小小的獎勵，像是打疫苗送木豆，都是推他們往前走的另一種方法，給他們一個今天就行動的理由，而不是無止境地拖下去。
許多情況下，「時間不一致性」阻礙我們把意願化為行動。不過，在打預防針這個具體實例中，如果人們充分認識到此事帶來的好處，很難相信時間不一致性就足以讓他們拖延下去。對於不斷延後小孩接種的父母來說，他們需要一直欺騙自己。
但是，如果父母真的相信預防接種的好處，那麼他們可能已經找出一個方法，克服自己拖延的天性。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但拖延並且低估預防接種的好處。
不論理由為何種，一旦家庭對別人口中的益處有所懷疑，這時推一把就特別有用。使預防照護成為更好的政策選項，如果好處在未來，但在任何情況下，當下都難以理解到底是什麼。透過說服，將立即啟動那正面回饋的迴路，當這樣的知識流傳出去後，就可以擴大人們的行為。
窮人跟我們一樣困在陷阱中，遭受到同樣的問題，像是缺乏資訊，信念薄弱，以及拖拖拉拉。我們不算是窮人，確實得到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但差異微乎其微，到頭來我們實際上懂得很少，肯定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少。
我們真正的優勢來自於身邊許多平常的事情。我們居住的房子有水管供應乾淨的水，我們不必每天早上記得要把氯加進水裡，汙水會自動流走。我們幾乎可以相信醫生都會盡力而為，也相信公共衛生系統題性我們那些事情該做，那些不該做。
我們讓小孩接受預防接種，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沒打預防針，學校就不會收。即使我們因事故而沒有到，我們的小孩也能平安無事，因為別的人都有接種了。
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這種多數人不必煩惱下一餐的著落。換言之，我們幾乎不需要利用由自制和果斷而來的有限能力，但窮人卻常常受到如此的要求。
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夠聰明、有耐性，而且知識廣博，能為她或他自己的健康負責並做出正確的決定。基於同樣的理由，富國人民的生活被無形的推力所環繞，窮國的健康照護政策的首要目標，應當訂定為為窮人使用最簡易的方法獲得預防護照，同時管制人們使用醫療品質。
正如同公共衛生的投資，補助發揮的價值如果是減少疾病、死亡和帶來較高工資等，這些都算物超所值。但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假設這些事不用介入就會自然發生。由於窮人不清楚好處為何，加上非常重視要立即拿到禮物，也就限制人們願意投入多少精力與金錢在便宜的預防健保政策。
這聽起來有點專制，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肯定是專制。我們這些住在富裕國家的人，對於這現象已經深植於系統中，而我們幾乎不太會去注意到它的存在。這不只是確保我們受到的照護會比我們更凡事親力親為更好，也為我們省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間，讓我們有更多心理空間去關注生命中的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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