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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

【帝國】保守主義:階層統治下的優劣

西元十九世紀的印度,主要的統治階層來自於英國,對於當時的印度人來講,還是有些封建勢力的殘存,這些地方至少在名義上還由傳統的王公統治,雖然一切都在英國內政專職大臣的監管下,擁有著直接統治權。



當時的印度總督寇松熱衷於維護階級制度,而是保有一種心態一方面在印度王公的政治形象,富有、西化、但無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則希望他們不問政事、保持忠誠。

大英帝國的管理階層煞費苦心地重建、保留或者在必要時創造階級。透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統治的效益。


另一方面,英國也對印度的基礎建設、灌溉系統及工業進行大量的投資,至一八八零年為止,英國已經在印度投資了二點七億英鎊,幾乎佔海外投資的五分之。在土地灌溉上原本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受到灌溉;英國統治時期,英國人將受灌溉面積擴大到了原來的八倍。

回到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時期來看,在麥考利時代,英國人扶植了一批說英語、接受英國教育的印度菁英服務於印度公務行政體系,形成英國行政管理的一大支柱。但是到了寇松時期,這群人突然失寵,英國人又開始扶植那些表面風光、實際上去早已名存實亡的王公貴族。

寇松的作法導致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後期,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如同,金玉其外、敗絮其內,表面上看起來富麗堂皇,殊不知僕役們正躲在階梯下房著拆解木地板。


菁英階層對於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來說,是一個進步的動力來源。對於英國初次來到印度時,為了加強對於地方的控制,於是設立了整個行政機制,就是為了方便治理以及一致性。其中有在教育來看,透過教育的方式,讓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擁有相同的性質與職能,能夠快速符合到組織裡面。

在此同時,也有利於吸收菁英分子的加入,讓組織除了一致性,更大大降低了這些知識份子去產生革命的可能。

回到我們現代來看,教育系統的一致性,是為了方便國家組織的發產而連帶的轉變。然而,當政府機能的人手一經足夠了,那剩下來的人究竟要如何分配?

如果這些知識份子不善加利用就容易產生與制度面的衝突。因為當人擁有自我思想後,會連帶把相關議題吸收納入,最終將導致整個民族朝向變革的方向走。這也是為什麼隋唐時期透過科舉制度讓知識份子的思想統一化,以及歸納於國有,這樣就不同意有意見聲音。

那如果我們都這麼做整個國家或是社會,都將陷入一場思想停滯的階段。少了思想間的交流,就沒有創新創造的發明出現。這一套制度應用最好的就是明清時期,封閉思想家以控管從文字、思想的僵化,讓國家沒了進步的動力,這也就可以說明中國在四大發明後就沒有再出現重大的科技進步。


那面對知識份子究竟要包容接納,還是要放手隨市場機制來走?

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說市場的運作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作,如果我們強加控管,只會使整個經濟停滯,這也就說道沒有所謂的好的產業,而是能隨著時代不斷的轉變來適應的產業。所以人才也不應該是一致化,而是能夠透過不同面向、不同的評鑑方式,才能更全面性的理解人的價值。



2016年2月23日 星期二

【帝國】民族優勢:過去與未來的選擇

印度是大英帝國統治的戰略核心。如果英國人與英國化的印度菁英們形成對立,帝國統治的基礎可說是岌岌可危,印度社會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否支持大英帝國的統治?



一八五八年至一九四七年間,印度的正式簽約公務人員不過一千多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管理的總人口,在英國統治末期,印度人口超過四億。

這是否可稱為史上最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一個英國公務員能否照著英國政府對地方官員的期待,有能力管理四萬四千零三十平方公里土地上多達三百萬的印度人呢?

除非這些人像奴隸一般工作,否則是不太可能實現這樣的期待。
印度公家機關的工作並非充滿吸引力的職業選擇,但職位競爭卻很激烈。當時制度設計的想法是,吸引大學生在獲取學士學位之後直接進入大英帝國的行政體系,最好是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再學習一到兩年。只不過實際上,印度文員機構根本吸引不了菁英之中的菁英,願意去次大陸磨練的人往往都是在本國發展機會不大的族群。

直到一八六八年,為合約編制的公務機構工作的印度人多達四千人,而他們之下是職級更低的公務員,多數由亞歐人和印度人擔任,包括電報員、收票員等。要是沒有這個由印度人組成的團隊從旁輔助,這些「空降部隊」可能一事無成。

另外一方面,在親英的印度菁英階層崛起的關鍵在於教育。雖然英國人一開始也對是否要在當地引進西方教育心存疑慮,但許多印度人,尤其是孟加拉的上流社會人士很快就意識到,假若會說新任統治階層的母語並了解他們的文化,對自己絕對是百益而無一害。早在一八一七年,孟加拉一群渴望接受西方教育的社會名流就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印度大學,教授歐洲歷史、文學和自然科學,自此之後,類似的大學也紛紛成立。

這也使得當地菁英階層成為了帝國在印度所真正依靠的中堅力量,如果沒有他們實際執行印度公務體系的命令,英國無法從根本上鞏固印的統治;實際上,與當地重要階層共同合作,帝國政府才得以有效統治印度。在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局面比較容易掌握,因為那裡的原住民人口已經被大幅度削減;但在白人占少數了地區,如何保持殖民者和當地菁英的忠誠就是個關鍵問題,特別是在印度,英國人口最多占印度總人口的零點零五%

就印度的情況來看,自倫敦空降的官員別無選擇,只能與當地菁英合作;然而這樣的作法卻為實際居住在印度的英國人所捨棄,在印度工作的英國人傾向壓抑當地人的發展,如果有必要,寧可選擇強迫的方式,但合作絕非選項。這是維多利亞時期領土廣袤的帝國所面臨典型進退兩難之處,而這個問題不僅讓印度,甚至整個大英帝國都陷入了困境。

如果就現代的角度來看,合作會是一個選項,因為這不僅能幫助我們更理解當地人士如何統治當地人,另外還可以透過同文同種的人治理上,所產生的排斥利降低。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當下的時空環境,有可能會選擇與英國人相同的處境。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過去歷史所創造的榮譽感。

英國成為第一大國時,它的前身還有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等國,隨著時間不斷演進,讓英國從制度、思想與科學都擁有了重大突破,例如在國家經濟思想上的改變,就源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在科學領域上有牛頓所提出了三大定理,並讓人類對於世界有了新的見解;另外科技應用也展稱開創性發展如瓦特的蒸汽機,讓紡織業到工業出現的效率上提升。

另外在對外領土擴張上,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奠定未來的海洋霸主,並在七年戰爭中擊敗法國,成為海外殖民地的霸主。這一系列的過程,間接影響了民族人的認知。


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力量,當印度被英國殖民後,還能維持相對的秩序,就是靠過往歷史文化所創造出來的成果。如果當時讓西元初的央格魯族人統治,就絕對沒有當時的成就,所以這一切都是經過數百代人與統治經驗所累積出文明智慧。

在還沒到達相對水平的民族看到後,為了與統治階層一樣,爭相效仿對方的文化與制度,就形成學習的典範。從而加深統治階層的優越感,讓合作這個選項愈來愈遠。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如何使弱勢文明邁向高文明化,答案就在於知識的積累。

例如像拿二戰時武器與冷兵器時代的武將作戰,愈後面的戰鬥殺傷力愈是強勁,然而,造成這樣的差距源自於武器知識,當人類懂得使用火藥時,加強了武器射程,透過不斷改良下從前膛槍,後膛強等都大大增加穩定度與效率,使得武器得以發揮出以往十幾倍的殺傷力,這一切就在於知識的積累所創造的成果。

歷史上也可以看到許多相似例子,例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的西化改革,以及1853年美國黑船打開日本,讓日本開啟了學習西化的旅途。這些學習的方向,都是為了學習對方的知識與經驗。

英國所殖民印度的成功,在制度、科技上都能有效運作。但如果回歸殖民的本質,就是透過殖民地的殖民增加帝國本身的經濟力,所以合作這個選項,有可能會加速終止在印度的殖民,就如之前所說的除非所有人都像奴隸一般的工作。

回到現在來看隨著訊息快速傳播,知識取得的便利。合作就成了必然的選項。因為在大眾都能創造訊息,都能成為社為參與者的一份子時,就不能在如同過往一般的統治或管理,只有透過合作才能增加影響力。就像現在許多品牌或組織都不再只是侷限於單一領域,而會向外探詢有什麼是可以相互合作或是互補的,這也就會延伸出一個概念:未來的多元強項,不會是唯一選擇,而是透過合作,讓各種優勢組織結合再一起創造出共和的生態圈。

隨著時代演進,從過往單一文明優勢的統治利益,到現代多元合作優勢將成為未來必然的走向。

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文明的衝突:認知結構

一八一零年之前,住在印度的英國人都沒有想過要將印度英國化,更別提將印度基督教化,相反的英國人自己反而時分享受被東方同化。




當時大批商人和軍官耳濡目染印度習俗,學習印度語言,很多人還有印度情人或取印度或印度女子為妻。

在相互容忍甚至互相欣賞的氛圍是東印度公司偏好的公司文化,即使它實踐宗教寬容,更多是出於實用主義而非根本原則的考量。雖然現在它更像一個國家而非公司,但董事們還是繼續將貿易視為首要之務

自一八三零至一八四零年代起,印度出口收入的四十%是鴉片帶來的,因此董事會也無暇顧及精神道德的崇高性

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和孟買的老一代歐洲殖民者對挑戰傳統印度文化並無興趣,相反的,他們相信挑戰當地文化必然殃及英印關係,進而對公司業務帶來負面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東印度公司的牧師被明令禁止向印度人傳教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公司利用自己的權力限制傳教士進入印度

但在一八一三年,公司的特許權到期等待續約時,福音派抓住機會終止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傳教活動的控制,等於宣告了古老的東方文化將與新興的福音派文化正面衝突

這場運動就在新倫敦酒館拉開了序幕,他們在那裡召開了一次「新教協會」的會議,號召於東方國家「快速而廣泛地推廣基督教」

到最後演變成一場大眾參與、齊心挑戰現狀的社會運動,就與反奴隸貿易運動一樣,在這場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抗爭中最後勝出,一八一三年新版的《東印度公司法案》發佈了,它不僅向傳教士們打開大門,還主動任命了負責印度宗教事務

一八零六年夏季在威洛爾,新頒布的衣著規定引入了新式頭巾,同時禁止在額頭紋上標誌種姓階級了身分圖案並禁止蓄鬍,就突然引起兵變。當時衝突起因只是因為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居然可以引企軒然大波,背後隱藏的是人們對薪酬、生活條件和政治制度的不滿。

但威洛爾兵變本質上是出於宗教原因,主要受害者實際上是當地人的基督教徒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八五七年的事件是威洛爾事件的重演,只不過規模更大、情勢更糟,它實際上就是一場戰爭。威洛爾兵變卻實帶有政治目的,但是兵變者並非出於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考慮,最重要的是對於之前英國干涉印度文化的一系列舉動,他們的反應保守,這似乎讓英國人加緊腳步將印度整個基督教化



最終導致出一場瘋狂的復仇,我們只知道這個貌似神聖的反擊衍生出極端殘酷的結果

原本旨在將印度現代化和基督教化的計畫完全走上了災難性的錯誤道路,讓英國人更顯淂野蠻,實際掌管印度的管理者先前所言被證明為真,英國插手介入當地習俗只會讓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社會文化的形成是一種常時間的推演所累積而成的
一旦外來文化或價質最初都會受到阻礙
最主要原因在於思想認知上的衝擊
而往往認知上的不同都是衝突來源

如同達爾文的《進化論》讓人們知道自己是從猴子演化而來
在最初是從神創造的認知上這一種新觀念思想的衝擊
就容易導致認知上衝突與對立

而這時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大眾一致的認知就一定是對的嗎?


愈來愈社群化、個人化等小而獨立的經濟系統誕生
讓許多思想個體思想得已出現貨成為一種主流
但這種思想上的不同會產生出三種效益

首先共識
在一開始不同思想的發表
讓個體思維淂已在大眾面前呈現

其次是創新
主流思想並不代表就一定是最正確
只是在當下的時空背景所有人共同一致的認知達到共識
而這種新思維的產出
就也是創造我們對另一種格局的開展

最後共享
當擁有不同思維發表後
就會變成一種新型態思維
透過討論、激辯思想認知將從新統整
最終導出更完善的認知架構
進而對知識領域上擁有新的視野

在英國與印度文化價值上的發展
都大大呈現出不同的走向
這時主導精神價值的就成在於文化上誰最能具有影響力



過往文明國度中文明愈發達的國度
所能創造出文化影響力遠對於相對文明不發達的國度來強
最終就形成強勢文化吞併弱勢文化的現象

最後統合上述三點
新思維認知的創建與主流文化下究竟什麼時間點,在什麼時候哪一種思維方式是正確的?

最終就回到當下文化的強勢性
當時印度文化所累積下來的是好幾代人所構建而成
在當地已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價值

新的文化價值往往要在裡面發芽
就必須理解所面對的是千年文化價值
所形成的行為


如果從人類文明來看
大一統的思想價值對於人類文化有進步性嗎?
單一思想、單一價值觀、單一理念
所產生出行為價值就侷限於當下的思維理念

而當多元性價值下
也許當下時空認為的想法是正確
但是到了另一種時間與空間下也許就成了否定
反而是當初錯的認知是正確的

所以文化的多元性
不僅是人類共同寶貴資產
更是讓我們具備不同思維的元素
也許在某個時刻這些看似不相的思維元素碰撞在一起後
就開始人類對世界認知又進一步提升

回到個人層面來看
就是一種包容接納的態度
如果只侷限於當下固定化思維認知
所建構出世界觀將變得狹隘

透過吸收接納不同思維認知
對於整個知識系統將有顯著的突破
因為擔一知識性所建構的系統會侷限認知連結性
透過吸收不同認知價值
就會形成各種不同的認知元素
當愈多認知元素的建構
最終將成為我們知識體系
也就是對於觀看克個世界的格局與認知
將有不同層級視野
有就愈能看出世界運行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