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窮人的經濟學】人口自然增長的轉型

當國家經濟發展愈進步，出生率相對下降；相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卻是上升，這是為什麼？其中就包含了醫療、家庭、政策、工作環境/條件、市場需求、教育等不同面向因素使出生率有不同的變化。

如果就單從醫療的角度來看，為什麼高度開發國家的生育率會低，就因為醫療體系的完善。過去醫療體系不健全時，孩童的出生下來很容易死亡，也就使個家庭不斷提高生育率，以提高出生下來的存活率；相對醫療系統的進步，嬰兒出生的死亡率已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個家庭不用以量來提高存活率，只需要符合家庭的經濟狀況即可。

這就是從醫療進步的面向來看，高發展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醫療時，對孩童的存活率導致家庭出生率的影響。

接下來從近代實施人口計畫的面向來看，人口的增長與下降，國家的可控範圍是什麼？以及人口發展的論點究竟生育率低提高國家生產力，還是增進國家的轉型？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國家  經濟  生育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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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實行家庭計畫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大約始於1960年代中期。最初開始嘗試行動「結紮營」可以說是在非常時期的計畫基石。雖然在此前，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已經指出控制人口極為重要，但到了Sanjay Gandhi 將此問題帶向前所有的激烈程度，1976年印度內閣針對國家人口政策通過一份正式聲明，呼籲各界提出各種方法來鼓勵家庭計畫，特別是以大筆獎金吸引人來結紮，而更令人震驚的是，政府授權各邦並定強制性的節育法令，雖然只有一個邦提出類似法令，而且法令實際上也從未通過，但這些地方政府確實承受著壓力要設定絕育配額，並且努力達成目標。

最後這項政策看似已經達成目標，雖然誘因也可能造成大家虛報實際絕育的數量。但在實行政策的過程中，難免會侵犯公民自由，並引來民眾的怨恨。

從長遠來看，這場政策反而造成印度人口快速成長，這個轉折不僅引起歷史學家的興趣，也開了一個歷史玩笑。

由於非常時期帶來的負面影響，印度的家庭計劃政策蒙上陰影，直到現在尚且如此。有些邦還持續推動自願結紮，但除了衛生部門之外，似乎無人對此感興趣。

另為在中國實行一胎化政策後，乃是人口控制最著名的例子，但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有人口政策。各國政府清楚指出自己的人口太多，需要以家庭計畫控制。

當人口愈來愈多，飲水量增加，還有部分原因是人口愈來愈多，就需要種植更多糧食，也就需要更多灌溉用水。上述議題雖然重要，但每個家庭決定生幾個小孩或許不會考慮這麼多，因此這也需要人口政策的原因。

問題是發展一項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須先了解有些人為什麼生那麼多小孩：是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生育？或者是可以選擇的？此外他們為什麼選擇生那麼多？


愈是富裕的國家人口成長率愈低。財富與出生率之間的強烈因果關係，已經說服許多學術專家與政策制定者。

馬爾薩斯提出一個理論：一個國家擁有固定的資源，因此人口成長會使得國家更貧窮。照此邏輯，一三四八年至一三七七年之間，黑死病造成英國過半人口喪命，這應該有助於接下來幾年的薪資提升。

如果以此為依據，如果傳染病會降低生育率，可以下一代的人過得更好。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原因是大家不敢從事不安的性行為，而間接原因是勞工短缺，提升女性工作誘因。

不過，這並非理所當然。畢竟，地球人口已經比馬爾薩斯提出假設的年代多出數倍，而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比那時富裕。當時的理論並為論及可以讓資源中無中生有的技術進步；一旦某地的人口愈多，就有更多人尋找新的想法，技術也就越有突破的可能。

在人類大部分的歷史上，人口愈多的國家或地區，成長的速度確實比其他國家或地區要快。

現在的國家生育率愈高愈貧窮，未必表示他們是因為高生育率而造成貧窮，反之可能是因為貧窮才有高生育率，或者是其他因素同時造成高生育率。

要探討這問題，就必須轉移觀點，假如希望推進此議題，需要把大問題擱在一旁，集中研究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先觀察家庭裡的事：大家庭是因為成員太多而變成貧窮？他們比較沒有能力投資小孩子的教育與健康嗎？

根據十八個國家的資料顯示，出生在大家庭的小孩受教育的時間真的比較少，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地方都是如此，像是印尼農村、象牙海岸、迦納都是例外…然而，即使每個地方都是這樣，也不能因此就假定這些小孩的貧窮以及接受教育較少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兄弟姊妹。有可能只是因為選擇生育眾多的貧窮佳評，正好也不怎麼重視教育。


家庭規模的大小對小孩沒有負面影響，這聽起來似乎有違常理。但是，如果同樣的資源必須分享給更多人，想必有些人分得較少。如果小孩並未吃虧，那是誰吃虧？答案很可能是母親。

證據清楚顯示生命過程中太早懷孕非常不利於母親的健康。另外太造懷孕甚至過早走入婚姻，通常造成學業中斷。但是如果把家庭計畫定位成社會希望造顧母親的健康，則會引發另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不在適當的時間懷孕不符合母親的利益，為什麼他們還要懷孕？也就是說，家庭如何決定要生小孩？而婦女對於這些決定又有多少控制權？背後就是環境所影響認知的選擇。

從最初了人口發展來看，當人口增長超過環境負荷時，就會選擇其他的方式來補償人口膨脹的缺失，這種補償之一就是人口文化知識的落差加大，因為只有這種差距，才能夠讓不同的人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不然，就容易造成革命或內耗，最終拖跨整個國家的發展。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中國經濟改革時的目標是讓一部分的富裕起來，核心個概念就在於此，當一定程度的人口起來後，才能讓國家進入新型態的轉型。

60【窮人的經濟學】哪怕只有一次機會，都要用盡全力

教育與醫療，都是對人未來的期望，也是最難衡量。然而，兩者之中，最能讓一個人從一無所有到進入資本世界的前緣，「教育」就成了在資本主義下的唯一出路。

教育的本質有二，其一，教導基本技能；其二，挖掘個人天賦。

在電影《天才無限家》中拉馬努金，沒有任何學歷，卻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在影片中也體會到，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天賦、特質與長處，要能發揮這樣的潛能，就需要個人對自己的自信、導師的引導與一個翻身的機會。

什麼是好的教育體系？這就需從兩個層面來看，核心本質與歷史發展。

首先教育體系的核心價值有兩個，第一就是要能提供人們生存的基本知識、技能；第二，就是發掘人的潛能，也就是啟發個人的天賦。

第二，歷史區域的發展：中華民族在教育的系統上呈現單獨專一的知識，來作為核心思想，就如漢朝在董仲舒徹百家，獨尊儒後，讓之後考試或科舉都以相關體系為依據，所以就會出現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在經歷科學革命後，把各項知識分門別類，也就出現各種學科。這兩者體系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彼此優劣。

這也呼應《國富論》中提及的分工論，因為分工讓社會協同更為完善；相對於東方教育則是以所有指標為全部的思想差異。

從上述兩點的結合，就會發現，未來教育的發展，將區分為兩部分，第一，基本核心技能；第二，個人天賦起發的學科。

未來，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普及，教育將能給予與發掘更多優秀的人才，並從中啟發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可以說，現行的教育將會被新體系所取代，而這轉變卻需要十到二十年的轉變，也就是一代與一代人的認知轉換，才能逐一替換。

回到窮人在教育體系中，如果窮人可以藉由教育翻身，那什麼原因阻擋人的進步？

在之前提到，家人對於孩子的期望，是很大的因素。呼應最初所講的教育是對人未來的期望，如果家人只用短視或急功心切的心態來面對，只會在成效出現前就中斷了教育對孩子未來的可能。

接下來從制度與改善方向來做逐一分析，以及從教育轉變中所得到的三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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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校會失敗？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課程與教育的設計是針對精英而非一般學生，嘗試多投入一些東西來改善學校的運作，結果通常令人失望。

如果在一開始成績就不錯的學生，如果學校在發送教科書，表現就會明顯提升。故事聽起來很合理。在肯亞學校以英語教學，當然使用英文教科書。但對於大部分的小孩子來說，英語只是第三語言，排在地方語與肯亞語之後，他們很少說英語。英語教科書對大部分的小孩來說並不是非常實用。其他地方投入的各種東西都獲得相同的結果。只要他教法與誘因未做改變，新的投入也沒有多大幫助。

現在我們應該明瞭私立學校為何無法教好普通學生，教學的重點肘個是針對某些困難的公開考試，讓準備充分表現最好的學生通過考試，帶給他們一個光明的未來，而這需要進度超前且無所不包的課程。因此，大部分的孩子越來越落後，雖然不幸卻是無可避免。

父母和其他人一樣，希望學校能傳授所謂的「菁英」教育給自己的小孩，儘管事實上他們沒有立場監督或思考教學內容是否真的帶給小孩好處。舉例來說，南亞的父母特別喜歡用英語教學的學校，但母語並不是英語的父母，不可能清楚老師是否真的足以勝任英語教學。不利的一面是父母對課程興趣缺缺，需要這類課程的小孩，卻沒有運氣去上課，我們在此看到什麼重點？

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看，這個信念與行為模式代表大部分學校體系既不公平也相當浪費資源。有錢的小孩到學校去，不只得到更多更好，而且在學校也受到呵護，協助他們發揮真正的潛力。窮人如果上學，除非早早展現卓越的天賦，否則最終都會認清學校不歡迎他們的事實，而且他們會默默承受，直到放棄離開為止。

這造成大量人才浪費。在小學與大學之間輟學或是完全沒有上學的人，許多都是歧視下的犧牲者：父母太早放棄、老師不曾試著教導他們，學生自己缺乏自信。其中有些人顯然有成為經濟學教授或是產業大亨的潛力，卻反而成為臨時工或雜貨店老闆，或者如果他們幸運的話，可能獲得少數文書職位。他們留下的空缺幾乎都被資質平庸的小孩掌握，只因他們的父母能負擔得起讓他們成功的任何機會。

大家都知道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以及印度的數學天才拉馬努金都不是學校教出來的。

對於不切實際的目標，過於悲觀的期待，再加上給予老師錯誤的誘因，顯然造成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體系無法達成教育的兩大任務：一是教導大家完整的基本技能，二是挖掘人才。另外就某些方面來看，提供優質的教育愈來愈難。世界各地的教育體系都面臨很大的壓力。入學人數的成長遠超過資源增加的速度，而隨著高科技部門的擴張，世界各地對於人才的需求，讓原本走上教職的人才，紛紛成為軟體工程師、電腦系統管理員以及銀行職員，這對於中等與高等教育要找到好的老師會形成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否存在其他解決方式，或者這問題根本就太過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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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再造

但是只要專心把事情做對，每個小孩在學校都可以學到基本技能，這不僅可能，而且事實上相當容易。

首先，第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重視基本技能，只要讓學生與老師願意投注心力，每個小孩都可以學好基本技能。

接著，是透過補救教學的老師只需要相較短的訓練，就可以發揮效果。

第三就是重新規劃課程與教室，讓孩童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調學習，特別是對於遠遠落後的孩童，確保他們能夠專注在基本知識，這帶來很大的好處。能力分班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最後，因為好老師難尋，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且愈來愈便宜，所以多利用一點資訊科技幫助教學其實非常合理。


減少對學校的期待，專注在核心能力，並且應用科技來輔助老師，甚至取代老師，這些說法某些教育專家來說非常刺耳。

因為我們這樣做代表暗示會有兩層教育體系，一層是為了有錢人家的小孩，他們絕對會讀昂貴的私立學校，並接受最好的教育，而其他人接受另一種教育。反對的原因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不幸的分化已經存在，目前教育體制所引發的差異，基本上跟大部分的孩童毫無關係。如果課程設計更為簡單，如果老師的任務就是讓每個孩童精通一部分，如果小孩能用自己的步調學習，有需要就不斷重複學習，這樣一來絕大部分的小孩在學校期間都可以學點東西。另外，有天賦的學生真的有機會被發掘出來。當然，要讓他們和菁英學校的小孩站在同一個基礎，確實需花些功夫。但是，如果他們學會相信自己，他們應該就會有機會，特別是教育體系也助他們一臂之力的時候，機會就會更大。

因此，我們要認清學校必須服務現有的學生，而不是服務他們想要的學生，或許只有跨出這第一步，才能建立一個讓每個小孩都有機會的教育體系。



總結可以發現好的教育就需要具備三項條件：個人自信、指導老師、一次機會
回到個人層面可以獲得什麼？

第一，用於嘗試與好奇心的保持：每一個人的生命時間有限，你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個人啟發的事物，所以必須不斷嘗試接觸。未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人才，不是看一個人在一家公司待了多久，職位是多高。而是這個人所偕同的網絡有多廣，在人類協作中占據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這個社會有多少人需要你。

第二，好的導師：你身邊人的思維想法，決定你個人的高度發展。這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擁有一個好的導師或多個學習對象，將會讓你的眼界跳脫出你既有認知。可以說，一個人的格局，來自於你接觸的人給你看到的格局視野。

第三，把握每一次的機會，一個人的價值取決於人們對你的需要與依賴性。每一次地拒絕，都是對這社會的協作網絡退出，當你接受，願意參與更多的事物與合作，也許在某一個接受的瞬間，這些機會就會逐一地出現。就如同生命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當下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但隨著時間的推演，你會發現過去所累積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一次更大的機會而準備。

59【近代經濟學】國富論：什麼樣的人能增加資本價值？資本移轉三型態

我們所獲得的循環資本，最終都將呈現為個人消費的資本積蓄。這也就是說，個人價值的展現及未來發展，可以從循環資本的應用來理解。

如果當一個人擁有足夠的資本，會想要用什麼樣的使用方式來發揮資本的價值，然而，當個人沒有足夠資本的時候，又該如何決定資本的使用，還是有可能連最基本生存都有困難？

這時我們就必須釐清資本是什麼？是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資本循環來獲得個人直接使用的資本？還是從固定資本來創造個人使用的資本？

其中錢幣只是一種循環資本，如果如亞當‧斯密所說，循環資本和固定資本將走向直接消費的積累，那麼，循環資本的分配，將決定個人消費的結果。換句話說，把循環資本例如錢，投入到哪個消費，就會有不同的影響與結果。

從固定資本來看，最無法立即見效的就是在教育學習上，但卻是國家社會資本的一環，如果財物、產品付出一定的時間的循環資本將轉變成一種固定資本，這樣的發展後，最終的成果與獲得都將循環資本的型態給予，最後成為消費積累的資本。

總結來看，未來資本的創造離不開這三種類：循環、固定與直接消費積累的型態，對於我們來說，資本應用的移轉，隨著國家社會的穩定與全球經濟的連接程度，將會愈來愈趨向循環資本的再創，以及直接消費資本的獲得。

換句話說，任何資本的生產或創造，都必須從每個行業的核心角色來看，各行業的生成與連結關係，在從中找到關鍵元素，進一步連結到消費生產，最終將形成消費者生活中的一環。

例如汽車製造行業，所需的核心就是移動，從這一視角來發展，並與消費資本連結，並多增加時間維度與科技的限制，就會出現像特斯拉汽車與未來宇宙航空的發展。

回到個人層面來看，當某一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儲蓄僅夠維持幾天的生活，他就不會想到利用這項積蓄來衍生任何收入。他會儘可能省吃儉用。並在用完之前，憑藉自己的勞動力，來獲取一些可以替補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收入完全來自勞動。

另一種情況，他擁有足夠儲蓄物品維持幾個月或幾年的生活時，他便自然會盡力用大部分的積蓄來衍生收入，只保留一小部分的積蓄，在前者收入開始進帳之前足夠供應他消費。所以，他的全部積蓄可以區分為兩個區塊。第一期望衍生收入的部分，就是屬於個人資本；其二，直接提供他消費的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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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運用

當我們知道資本對人行為的影響後，接著來探討，在資本兩種的運用方式，如何運用他的人獲得收入與利潤。

第一：資本可以用來栽種、製造或購買物品，然後將這些物品賣出牟利。以這種方式運用資本，在賣出換得金錢之前，不會給運用他的人帶來收入或利潤。而換來的金錢，沒有再換成物品之前，也同樣不會為他帶來什麼好處。他的資本不斷以某種型態離開他，又不斷以另一種型態回到他的掌握。也唯有透過這種循環方式，或藉著不斷的交換，他的資本才會為他帶來利潤。所以這種資本稱為「循環資本」。

第二種，資本可以用來改良土地、購置有用的機器和做生意的工具，或購買其他類似這種無須易主或進一步循環，始能產生收入或利潤的東西。所以，這種資本就被稱為「固定資本」。

兩者間的關係會在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比例，例如工廠或製造業，一部分資本會固定在他的生意工具上。如同鐵工廠來說，熔礦爐、鍛鐵爐、裁鐵機，都是必要的生意工具，沒有大筆經費是無法設置。

另一個例子，就以農夫來說，用來購置農事工具的資本是一種固定資本，而用來維持工人生活和給付的工資就是一種循環資本。憑藉持續佔有固定資本而獲取這部分資本的利潤，也憑藉割捨循環資本而獲得該部分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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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移轉

當我們建構資本種類與其運作方式後，接著來延伸到國家社會面來看，一個國家或社會全部的物品積蓄，等於所有居民或成員物品積蓄的總和，因此資本可分為三部分，各自有不同的功能與作用。

第一部分：直接消費者使用
這部分的特徵是不會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潤。舉凡那些由最終消費者來買，但未完全被消費掉的糧食、衣服、家具等物品儲蓄，都包括在這部分之內。

就如在購屋資本也是屬於這部分的積蓄。花在購買房屋的那種積蓄，如果當作業主的住家，從花出去的開始，便不再當作資本來使用，或者說，不再對業主提供任何收入。

這類物品所產生的收入，最終還是得從其他收入來源撥付。無論就個人或整個社會來說，所有留作直接消費使用的物品積蓄中，花在住屋那部分積蓄消費的最慢。衣物的積蓄也許可以使用好幾年；傢俱的積蓄也許可以用上五十年；但住屋的積蓄，如果施工妥當解細心維護，也許可以用上好幾個世紀。住屋雖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被完全消費殆盡，但它們實際上仍然是留做直接消費使用的積蓄，和衣物或傢俱沒有兩樣。

第二部分：固定資本
它的特徵是無需循環或易主，便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潤。主要包含四項：

其一，舉凡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和減免勞動的各種有用機器和生意工具。
其二，所有可以用來賺取利潤的建築物，不管事對於出租以收取租金的業主。例如像是，店鋪、倉庫、工廠、農舍。
其三，用再改良土地的積蓄，舉例，用在開闢土地、改良排水、圍籬、施肥等，將土地變成適宜耕作的有利投資。
其四，全體社會居民或成員所學到有用的才能。要取得這才能，在接受教育、學習的期間，必須用在學習者身上以維持生活費，不管由誰來付，這都是一筆費用，可以說是一種附加並且體現在學習個人身上的投資。


第三部分：循環資本
唯有透過循環來回易主，才可能提供收入。同樣包含四項：
其一，金錢貨幣的積蓄
其二，農夫、穀物商、釀酒商等這些人為了銷售牟利而掌握的各種食物積蓄。
其三，製作各種衣物、傢俱和建築物等的原材料積蓄。
其四，各種製成品積蓄，這些東西已經完工，但仍然掌握在商人或製造商的手中。

上述四項東西當中，有三項，即食物、原材料和製成品，一般情況下，都會在一年內，從循環資本轉變成固定資本，或轉變為直接消費者使用的物品積蓄。

任何一筆固定資產原先都出自某一筆循環資本，而且都不斷需要另外某一筆循環資本的支援或輔助。一切有用的機器和生意工具都是源自某一筆循環資本。

唯有利用某一筆循環資本，否則任何一筆固定資本都不可能生產收入。即便是最有用機器和生意工具，如果沒有循環資本提供原材料讓他們加工，或讓使用機器的工人維持生活，他們就生產不出任何東西。

例如土地，如果沒有一筆循環資本，讓從事耕種和收割的勞工維持生活，也產生不了任何收入。

固定資本和循環資本兩者最終且唯一目的，就是要維持並增加留做直接消費使用的物品積蓄。正式後面這部分物品積蓄讓人們有吃、有穿、有得住。人民的貧富就取決於這兩種資本提供了多少物品，可以讓人民保留，當作直接消費使用的積蓄。

當我們身處安全有保障的國家，就會運用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積蓄，不管事用來滿足眼前的享受，或是用來追求未來的利潤。如果是用來滿足眼前的享受，那麼他的積蓄就會變成一種為了方便直接消費而保留下來的物品或積蓄。如果用來追求未來的利潤，那麼它就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占有或暫時釋放出自己的積蓄。如果選擇前一種，那麼他的積蓄就會變成固定資本；如果選擇後一種，那麼他的積蓄就會變成循環資本。

總結來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其中一關鍵，就是能透過資產的轉換，來獲取個人所要達到的目標。

從這裡可以得出三個觀點：

第一，如果不清楚個人的生涯發展，那麼資本的投入與否都將不再重要，必須先釐清個人未來，才能將資本有效的移轉到所要的道路上。

第二，資本的本質就是時間的轉換，你用有一萬年的時間工作，你就能有很多資本，相對來說，每個人生命有限，不管事循環資本或是固定資本，這些都是時間的轉換，在此要能發揮時間價值，就必須從馬斯洛的第五層自我實現來著手，只有當我們把每分每秒都應用在此時，才是真正的活化資本價值。

第三，所有資本都有其源頭與結果，如果想獲取更多資本，就必須從源頭來找尋，也就是說，未來擁有愈多資本的人將取決於是否能看清事物本質的能力。

58【近代經濟學】多數人的暴政？什麼是民主

英國公投脫歐的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 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手段。

並不反對英國脫歐，但反對全民公投，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

接下來的每個論點或敘述或觀察，都是一個知識點，幫助我們在分析一件事情時，要能更全面，更廣泛的思考面，以及更深層的來釐清事情的本質。

透過政治、經濟、歷史、人類行為等不同角度來看：機會成本、自由控制權、社會進步動力、未來與希望、支持論點觀察、民主公投用意、代議民主、客觀與事實等，用不同角度，來釐清不同的時代下，什麼是核心不變的概念，什麼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所改變。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與最適合。人類一萬多年來的歷史發展中，從農耕、工業、到近現代。所使用的工具、制度、社會都一直不斷在變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習以為常，認為是對的制度、觀念或想法，都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衍生出最適合時代下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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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投票日，又一個抉擇日。但這一次不同於以往。這一次抉擇被倫敦新市長稱為「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陰沉沉的天氣似乎加重了抉擇的嚴峻性。英國數千萬選民在大雨、洪水、長達數月激烈辯論後的緊張氣氛、以及德國槍擊事件的不祥新聞中，紛紛走進投票站，在有關英國是否應該退出歐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我在當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後，與投票站門廳的幾位選民聊了起來。



我攔住了一位 40 歲上下的女性，問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為什麼？」我自報了記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選擇離開歐盟。」

「為什麼？」

「因為我想取回我們國家的控制權。」

「包括對移民的控制權？」

「對，當然包括移民，但不僅僅是移民，還有我們的錢、我們的主權，等等。」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一位老年婦女告訴我，她投票繼續留在歐盟。我問她原因，她說，她不想冒險，因為離開歐盟會損害英國貿易、經濟、就業、收入。而且，她這次不僅是在為自己投票，也是在為自己的子女、孫子女的未來投票。

「那麼，退歐陣營的理由沒有說服你？」我問。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觀點之後，作出這個抉擇的。」她回答。



一個年輕男性選民告訴我，他也選擇了留歐。他告訴我，他現在還在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

談到如此抉擇的原因，他有些激動：

「這次公投拉票活動，退歐、留歐兩大陣營的表現，大大降低了我對政客的尊重。但我選擇留歐的主要原因，是退歐陣營幾乎沒有什麼專家。」

「讓我特別生氣的是，麥可•戈夫對選民說，不要理睬專家的意見。坦率地說，作為像我這樣的還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人，他的這種話讓我感到震驚。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極右的、反移民的觀點。」

「我聽信多數科學家的話，他們說，在科學研究方面，留在歐盟將會讓我們更強大；我聽信多數經濟學家的話，他們說，離開歐盟將會讓我們的經濟受到傷害。」

麥可•戈夫是英國司法大臣、退歐陣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停頓了一下，這位年輕男性選民又低聲對我說：

「這話我們私下說：讓人特別不舒服的是，據說老年人多數都想離開歐盟，而年輕人多數都想留在歐盟。但老年人投票率遠遠高於年輕人，如果投票結果是離開歐盟，那麼，等這些投退歐票的老年人離開人世後，承受後果的卻是我們這些投留歐票的年輕人。」

我告訴他，剛才與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婦女就投了留歐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歐，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歐的票，因為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對後代福利的關心，可能會讓他選擇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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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自殘」的公投？
投票日兩天前，在倫敦溫布利體育館舉行的 BBC 公投大辯論上，留歐陣營質問對方：請說出哪怕一個支持英國退歐的盟國的名字來！

退歐陣營的三員辯將瞠目結舌。他們說不出來。

不僅如此。超過 90% 的經濟學家、幾乎 100% 的權威機構（國內、國際）都不支持英國退歐。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歐陣營仍然振振有詞，仍然獲得這次辯論現場大約一半聽眾的掌聲，仍然獲得當晚大約一半電視觀眾的喝彩。

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國際盟友，雖然他們缺少專家支持，但他們仍然有大約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數週的各項民意調查，一直顯示退歐派民意與留歐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時甚至還領先對方。

這大約一半願意投票退出歐盟的英國選民，主要為一個議題所驅動：移民問題。



不能說一半英國選民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為歐盟內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也不能說他們都不知道退歐的經濟代價，幾個月來留歐陣營反覆說的就是退歐經濟代價。

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移民過多之害，大於經濟損失之害。

因為，最能打動他們的話，是6 月21 日晚上這場大辯論上退歐陣營的三位辯將、以及此前此後所有其他退歐鼓動者反反覆覆強調的一句話：「只要留在歐盟，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

確實，只要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不管是不是退出歐盟），歐盟內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因為「人員自由流動」是歐洲單一市場內不可撼動、不容商討的「三大自由」原則之一：商品、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

而如果英國「雙退」（退出歐盟，同時也退出單一市場），英國就要像歐洲單一市場之外的國家一樣，接受相應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英國也就如超過 90% 的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但是，大約有一半的英國選民，因受誤導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這個風險，或者知道這個風險但為了控制移民人數甘願冒險，投了支持退歐的票。



其實，倫敦股市、匯市乃至全球市場隨著公投前民意調查的結果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情況（退歐民意略有上升，英鎊就大跌），這些英國公民並非不清楚，但他們不在乎。

美國總統、IMF 總裁、大公司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許多學科的科學家、各類名人、英超足球俱樂部老總、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貝等所謂的VIP 越警告退歐的危險，他們越堅定自己對著幹的投票意向。

原因？對這些多為底層的退歐陣營的民眾來說，就因為：

一、移民太多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擠占了我們的醫生預約、奪走了我們孩子的學校名額；

二、退歐後英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太好了，經濟衰退中受損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橫飛，警告退歐危險的，包括小貝，不也都是精英嗎？



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為反建制、反精英、反專家現象，這個現像不是英國獨有的。

它出現在美國，標誌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橫空出世」；它出現在歐洲大陸，症狀是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的崛起；它也伴隨著其它更加不祥的趨勢而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崩盤、全球化失控、貧富差距拉大、中東戰亂頻仍、難民流離失所、全球人口大遷徙……

許多人認為，在如此動蕩的時局下，英國舉行退歐公投，至少是選錯了時機。

在英國退歐公投投票日兩天前，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簡而言之，退歐可能是自從七國集團40 年前成立以來其中一個成員國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殘政策。沒有一個謹慎的決策者會冒這個風險。」


3

我的同事、FT 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經被中國經濟學家余永定稱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 。他至少應該是當今世界上對英國退歐公投可能的結果最擔心、甚至最焦慮的人之一。

我簡單統計了一下，在公投舉行前的兩個月，這位經濟學家就英國不應退歐這個話題寫了不下 10 篇文章，幾乎每週一篇。

他比薩默斯更進一步，直接質疑舉行退歐公投的決定。

馬丁在《英國退歐公投是自殘》一文快收筆時寫下的話，讓我非常吃驚：

「可以說，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見過的英國政府最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認為不進行公投就意味著拒絕民主的反對觀點，我們可以回答，英國在開始進行此類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國家。」

怎麼，全民公投不是被譽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嗎？ 「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居然質疑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vs 直接民主？

帶著種種疑問，我來到馬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一次小型採訪。

在詢問了他對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看法之後，我單刀直入：

「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對全民公投有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對於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這個關係到英國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議題，你認為應該由誰來決定？」

馬丁也非常直截了當：

「應該由議會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全民公投來決定。英國是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代議原則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則。而全民公投的危險在於，它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蘇格蘭需要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因為是否獨立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但關於英國是否退出歐盟，卻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很難理智地解釋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辯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誇大、謊言、誤導，整個辯論的氣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氣氛下選民會作出明智的決定。」

我問他：「許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難道英國不應該向瑞士學習嗎？」

馬丁•沃爾夫回答說：

「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

「有人認為，隨著民眾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為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眾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的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馬丁說的情況，我深有同感。

中國人往往認為，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是相對冷靜、幽默、保守、甚至頗具「紳士風度」的國家。確實，其它國家的公民也常常用類似的詞描述英國人的國民性，相比起鄰國法國、德國的政治歷史，英國的民主化也相對漸進、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國人也會走火入魔。

這次退歐公投的兩大陣營互相攻擊、誇大和曲解事實，也令人瞠目結舌。



退歐陣營更擅長「化繁為簡」，把有關退歐利弊得失的複雜問題簡化為一些簡單、煽情的口號，如「奪回我們的控制權」、「收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的國家」、「6 月23 日將是我們的獨立日」等等。

主張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則一直在利用普通民眾因東歐移民大批湧入給當地社區帶來壓力而產生的不滿，甚至試圖從民眾對歐洲大陸難民危機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資本，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

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曾經推出了一份宣傳海報，海報中，一望無際的人群如潮水般湧來，海報的標題是「崩潰臨界點」。

後來，有人指出，這些人群並非符合歐盟之內「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合法移民，而是試圖跨越斯洛文尼亞邊境的敘利亞難民，但英國不在無邊界的申根區之內。海報推出後，法拉奇馬上被各方指責涉嫌「種族主義」。

至於某些一直帶有「疑歐情結」的英國右翼媒體，更是一直在為底層民眾對移民的不滿、對難民的恐慌火上澆油，藉此鼓動退歐。

為了了解離歐陣營的觀點，我曾經連續數日閱讀支持退歐的幾份著名的報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報紙涉及歐盟和留歐陣營的部分報導和評論既不客觀，更有民粹主義之嫌。

馬丁說的「民粹主義」，也反映在這次公投辯論中出現的頗為明顯的反「建制-精英-專家」現象：

幾乎所有英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專家、媒體、學者、企業家、名人等等，都不贊成退歐。



但前面那位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年輕選民所提到的退歐陣營主將之一戈夫，卻在電視辯論中說了一句注定讓他「留名青史」的話：

「我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專家的話已經聽夠了！」戈夫更為引起爭議的話，則發表在公投日兩天前，他把警告退歐經濟代價的獨立經濟學家比喻為拿希特勒政府錢的納粹科學家。此言一出，馬上遭到各方譴責，他也被迫為此道歉。

馬丁所深深憂慮的這種退歐辯論的「毒化」氣氛，終於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釀成了惡性仇殺事件：

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在其位於英格蘭伯斯托爾的選區內的一家圖書館外被一位極右翼的槍手開槍打死。後來，在法庭上被問及姓名時，此案嫌疑人托馬斯•邁爾回答說：「消滅叛國者，自由屬於英國。」

英國獨立黨的難民海報，和考克斯遇害，這兩個事件後來被工黨領袖科爾賓視為這次公投辯論過程中的轉折點。


    4
多數人的暴政？

對類似全民公投這樣的直接民主的懷疑、警惕和批評，從古至今一直沒有消停。

有人是從為獨裁制度辯護的角度提出批評，但也有人是從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評。例如，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確實，英國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議民主，歷史上，兩大政黨的領袖都表達過對全民公投的質疑。

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 年，當保守黨首相丘吉爾提出英國民眾應當就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時，工黨領袖艾德禮明確表示反對。他稱全民公決違反英式傳統，是「獨裁者和煽動家可以利用的工具」。

後來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也不喜歡全民公投。在這次退歐公投辯論活動期間，撒切爾最信任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接受采訪時說，撒切爾也認為，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為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爾如今還在世，她將會把這次退歐公投視為「反民主」。

另外兩位仍然在世的保守黨大佬也持同樣觀點。英國資深議員、前保守黨政府的財長肯•克拉克就認為不應該就是否退歐舉行公民投票。他說，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

保守黨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承認，他一直不喜歡全民公投。他在為FT 撰寫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說，這次退歐公投的拉票活動在英國社會造成了嚴重、醜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時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整個辯論遲早要轉向陰謀論和種族問題。」

英國著名喜劇演員理查德•赫林說得更為沈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聲。

考克斯遇害之後，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道：「這次公投並不是我們多數人想要的，任何一個明智的人（對這次公投的議題）都會感到沒有資格作出判斷，它已經分裂了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很難彌合這種分裂。」



退歐陣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衛者，但反對全民公投的人卻認為，退歐公投本身就不民主。

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還有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反對全民公投，認為公投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不利於保護少數人。如果公投的結果是由簡單多數來決定，那麼，如果僅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決定，卻要讓另外50%－1 的投票者接受，只會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分裂，而那些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投票或者棄權的選民更不會心服口服了。



在英國退歐公投日之前兩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務首席評論員拉赫曼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對這次公投的糾結和糾結之後仍然決定投票留在歐盟的複雜心態。下面有一位讀者留言說：

「不管投票結果是什麼，這次退歐公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方險勝的結果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所以應該讓議會來決定此事。如果英國不得不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就應該作出努力，恰當地讓英國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實、而非宣傳。為了這個原因，應該推遲舉行退歐公投，並為此任命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其他英國人則比這位讀者「推遲公投」的要求更進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後，數万人在英國議會的網站聯署簽名，要求取消這次公投。在投票開始之前，簽名的人已有超過 5 萬 7 千人。他們的呼聲雖然很小，他們的簽名雖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進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對用這種形式決定諸如退歐這樣複雜議題的質疑。



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問了兩個問題：

「還有兩天英國就要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問兩個問題：1）作為中國人，你關心英國的這次全民公投嗎？2）如果未來中國也實現民主了，你認為特別重大的事情應該由議會決定，還是應該由全體選民舉行公投來決定？」

一位網友這樣回答：「不是太關心，不過我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國人真正有選票那天，特別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覺得被代表怕了。」

當然，他說的「國人」不是英國人，是中國人。

一位身在英國的華人網友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身處英國，非常關心這個事情。中國要是實現了民主，絕對不支持公投，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 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手段。蘇格蘭的公投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麼，在他看來，這次全英國的退歐公投是不是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回歸到個人層面來看，我們能從這經驗學習到什麼？

機會成本：當我們以為自己獲得更多自主行為時，往往是忽略的過去制度下所替我們節省的成本。

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提到社會分工化的影響，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可以說，餒個人從事專業生產技能時，我們不用再用個人的時間與精力來完成所有的事情，我們只要專注在當下的分工中。所帶來的好處，不僅是個人時間得大大量的釋放，也讓我們能接觸到更多元化的社會協作。

如果把你丟到野外，你必須自己找食物，製作衣服，建造住的房子等，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絕對會大於一個生活在城市協作的人。換句話說，當我們以為我們獲得愈多的自由，實際上是浪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而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其實不是我們能做什麼，而是我們能選擇我們不做什麼。

56【窮人的經濟學】心想事成(二)：教育認知的差異

一個人值不值得交往，可以從對方在對服務人員的態度中，就可以察覺的到。對於低種姓的人看到低種姓時，所呈現出的想法就會是看不起，也就進一步從行為中衍伸出來；相對地，在高種姓對低種姓時反而不會這樣做。這是為什麼？

《秘密》書中就提到一個觀念，「心想事成」，你怎麼想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領導上稱為必馬龍效應，也有句話說：「你的想法，決定你的行為，你的行未決定你的命運。」這一系列的說明，都在解釋一個現象，當我們用什麼樣的眼光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時，你所注意到的都會是這些資訊。

就如回到最初所述一個人，要辨別這人好不好，靠不靠得住，往往可以從話語中略知一二。當一個人進說負面抱怨，他的人生就是抱怨的一生；一個人用正面的話語，他的人生就是快樂的一生。時間都一樣，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活出的結果也就不進相同。

同理，我們在看一件事情時，因為忽略的就是時間維度，認為現在所見就是一切。如同，誰會想到30年前的中國在未來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沒有不變的事，只有僵化不變的心態。

相對於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樣。

1

教育回報率

在貧窮地區的父母往往會相信最初幾年的教育回報低於接下來的幾年。舉例來說，在馬達加斯加，相信每多讀一年小學將增加小孩6%的收入，多讀一年中學增加12%，每多讀一年高中增加20%。在摩洛哥也發現類似的模式。當地的父母相信美多讀一年能增加未來收益。

事實上，從現有的資料估算，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或多或少也會等比增加。即使對不再正式部門工作的人說，教育似乎有幫助：例如，受過教育的農夫在綠色革命時比未受過教育的農夫賺得更多。甚至還帶來金錢以外的好處。


但是家長會把所有資源都放在同一籃子，認為這樣是非常合理，除非他們不願意對子女實施差別待遇。家長會投資眼中最有可能成功的小孩，確保他有足夠的教育資源，而不適把資源平均分散在所有小孩身上。

會有這種思維，完全符合以最大效益挑出一個贏家的世界觀，也造成一種手足相爭的怪現象。失去機會的小孩遠比那些每個小孩都沒有機會的家庭不可能上學。也就是儘管家庭收入增加，應該幫助另一個小孩，但只要挑出一個贏家，資源就會集中在他或她身上。

父母的錯誤認知可能相當關鍵。現實之中，不應該有以教育為基礎的貧窮陷阱：教育在每個層面都有價值。但因為父母相信教育的回報是S曲線，使得他們的行為就像在回應貧窮陷阱，也就不經意創造另一個陷阱。

2

菁英學校體系

不只是父母把期望集中在學業的表現上，整個教育體系都和父母同謀。學校的課程與架構通常源自殖民時期，而當時學校的用意是訓練地方菁英成為殖民政府的助手，主要目的是擴大他們與其他平民之間的差異。

從傳統的社會學決定論來看，不管是種姓、階級或族群，在窮人與對話必然涉及此話題。

在一份印度的教育報告中就有提到，許多老師被分配到偏遠或落後的地方，認為當地的居民把錢浪費在喝酒，毫無教育潛力或只是像隻猴子一樣。偏遠或落後地區是老師怎麼努力都看不到成效的地方。

有人設計了一項研究，讓老師來批改考卷，以了解偏見是否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行為。這些老師並不認識學生，但隨機選出一半的老師並告訴他們學生的全名(包括種姓)，其他的完全匿名。

平均來說，研究發現看到學生種姓的老師比沒看到的老師，顯然會給低種姓的學生比較差的分數。有趣的是，高種姓的老師並不會這樣做，而低種姓的老師更有可能給低種姓學生低分。他們打從心底相信這些學生考不好。

期望過高加上自信不足絕對相當致命。前面已經提到說，相信S型曲線會使人們放棄。如果家長與老師都不相信小孩能夠跨越障礙，進入S曲線陡升的部分，那麼他們很可能就會放棄嘗試：老師忽略那些已經落後的小孩，父母不再對教育感興趣。即使陷阱原本並不存在，但這種習慣創造了一個貧窮陷阱。

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放棄，也就永遠無法發現小孩的潛力。相反地，那些認為自己的小孩有能力做到的家庭，或者不同意小孩沒接受教育的家庭，歷史證據顯示這些家庭往往是菁英分子，最終表現在他們內心的厚望。

所有的成見都來自於我們怎麼想，如果只把思想集中在同一籃子上，認為其他的人都沒有可能，那所產生出的結果就會如你所想。



我們能做的大致可以有兩種方式：
首先，確保內心的堅定：不被外在環境所影響，清楚知自己的期待。就如《被討厭的勇氣》所提到，不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中，而是要找尋出自己的期待，去做能增加自我認知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會在社會中創造出屬於你的認同。

第二，永保好奇心與學習心：不要因為當下所見就下結論，永遠都有突發事情，最重要的事保持好奇心，不固守過往的成見。也就是說，要不斷學習，讓自己能隨時保有包容不同想法的心態，因為，也許某天我們固守的思維，可能都會被淘汰掉。

53【窮人的經濟學】再造教育(一)：需求與供給

窮人翻轉命運的其中一關鍵就在於「教育」，不僅是現在過往的歷史演進中不斷提醒著我們，一個民族是否強大的判別，已從過去武力轉化為知識上的教育。例如：亨利王子的航海學校奠定遠洋航行的基礎，讓葡萄牙得以搶佔通往印度航線；荷蘭的金融制度的創新，讓遠洋貿易的風險降低進而使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德國在教育制度推廣，讓當時普魯士一躍成為歐陸強國。各個國家或民族的富強，教育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們拉長時間維度來看，當人類邁向農耕社會後，就間接形成階層社會，而過往這道階層的壁壘是難以被打破的，知識權力只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然而，隨著文字、書籍、到印刷術的出現，人類的知識訊息獲得釋放，讓知識權力不僅侷限在少數人手中，直到今日，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知識的取得已經非常便利，購買書籍已經讓很多人都負擔的起。

但是，教育與貧窮之間又有什麼關聯？是因為先有教育的需求才有後來的廣設學校？還是政府主導提供教育資源，才讓國民水準得以提高？

首先，我們先必須認同教育對於國民的生產力提高，並能創造更高收益。接著，再由供給與需求面來看，是什麼樣的原因形成教育的風潮？

在印度不缺學校，義務教育在大部分國家都免費，至少在小學階段是如此。大多數的小孩都有註冊入學，但是根據在世界各地的調查了解到，小孩子的缺席率大約在14%~50%。缺席原因不見得是因為家裡有明顯的緊急情況，有時候反映的可能小孩身體狀況不佳，比如說肯亞的小孩常常要處理肚子裡的寄生蟲，因此必須缺課幾天。更多時候反映的或許是小孩子不願意上學，如果我們記得自己求學時的經驗，這應該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也反映出父母沒辦法或不願意逼他們的小孩上學。

從某些批評者的角度來看，這代表政府從上到下想盡辦法要強化教育的作法測底失敗，如果沒有底層對教育的強烈需求為基礎，不管怎麼蓋學校或聘老師，一切都將徒勞無功。反之，如果人民真心想學習技能，教育的需求自然會浮現出來，而教育的供給也會隨之而來。

所以，如果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吸引不了學生的原因不能從距離、市場需求、或是父母不讓小孩讀書來解釋的話，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教育政策如同援助議題，同樣有激烈的辯論。這就和援助議題一樣，辯論的重點不在於教育本身的好壞，而是政府應不應該介入，或是不知道如何介入。雖然提出的具體理由不一樣，但傳統上對於這問題非常簡單：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方法，把小孩送到教室上課，最好還是由訓練有素的老師來教書，接下來的一切就會水到渠成。我們把這些強調成「教育供給面」。

送小孩去上學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為學校是教育的起點。但如果他們在學校所學不多，或根本沒有學到東西，那上學就是浪費生命。

2002年與2003年，世界銀行進行世界缺勤調查，在未事先告知的情況下，派了調查員到六個國家的學校進行全國樣本調查。

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孟加拉、厄瓜多、印度、印尼、祕魯與烏干達等六個國家的老師，平均五天會缺課一天，印度與烏干達比例更高。整體而言，公立學校的老師有高達五成經常不再教室上課，這也讓孩子不知如何學習。

另一方面，在學習的成效上，七到十四歲的小孩，大約35%無法唸一段完整的課文，而近60%的孩童無法唸出一個簡單的故事，僅有30%的小孩可以做二年級的數學。


對於一群評論者所提出的「需求論」，他們相信除非有明顯的教育需求，否則由政府提供教育根本毫無道理。這些後果包括過去數十年以來錯誤的教育政策所執行的每件事。他們認為教育品質不夠好是因為家長不夠關心，而家長之所以不聞不問，則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教育帶來的好處不大。一旦教育的好處增加，入學率自然提高，無須國家推動，家長就會主動把小孩送到專門為他們所設立的私立學校，如果私立學校太貴，他們還會要求地方政府開辦學校。

由家長主動回應人力市場對教育人才的需求，所以從需求論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不要有任何教育政策。如果要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就投資需要高素質勞工的產業，勞動力市場自然需要受過教育的勞工，大家也會要求政府設立學校。

因此，一層一層推導下去，由於父母打從心底關心教育，也就會要求老師必須傳授小孩所需的知識。

需求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教育不過是另一種投資：投資教育就像投資東西，目的都是賺更多錢，形式上就是增加未來所得。如果把教育設想成一種投資，最大的問題在於投資的是父母而獲得好處的是小孩，有時候投資與回報的時間相差很遠。

大多數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有所成就，都會感到驕傲與關心。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後來分文未取，他們可能還是會覺得無比欣慰。因此對父母而言，教育部僅是一種投資，也是他們給小孩的「禮物」。相反過來看，大部分的父母和自己的小孩都有種權力關係，他們決定誰可以上學，誰待在家裡，或者誰出去工作，而且也決定小孩賺到的錢該怎麼使用。

如果父母不重視教育，就可能傾向讓小孩在十歲的時候就輟學去工作賺錢。換句話說，雖然教育對經濟回報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其他因素可能也會起作用，例如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小孩的期待，甚至是我們對他們有多慷慨大方。

支持供給論觀點的人會說，一個文明的社會不允許把小孩的正常童年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權利，淪為父母一時興起或貪念的工具。

蓋學校與聘老師是降低小來上學成本所必須跨出的第一步，但這樣可能還不夠。這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大部分已開發國家乾脆不讓父母有選擇機會，讓小孩到某個年紀之前都必須送去上學，除非父母可以證明自己能夠在家教學。所以這些情況下，政府就必須讓父母覺得送小孩上學是有經濟價值。

最後引導出一個方向，就是針對教育需求論來看，要能換取父母對教育的認同，但一般來說這是很難達高效。所以，只能透過主導者的角色執行任務，讓受教變成基本的權利義務，不因個人家庭環境的原因而阻礙孩子的發展。然而，當我們往這方面走的時候，該如何喚起這誘因？以及給予什麼樣的回饋機制？還有轉變過程中的家庭的機會成本如何解決？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方向。

52【窮人的經濟學】疾病到貧窮(下)：沉默成本的移轉

從疾病衛生的角度看完後，會發現到，我們跟窮人之間的差別並不大，同樣缺乏資訊、信念薄弱、拖拖拉拉。只是我們擁有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以及擁有完善的衛生醫療體系，從出生時規定的接種疫苗，以及擁有健全的自來水系統以及汙水處理等。

這一整套體系使我們不必花費時間與精力來處理水的品質、疾病的診斷。讓我們有其他心力投入到其它部分。換句話說，彼此之間的差別在於選擇上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

如同工業時代的進程發展時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及的社會分工對於整體社會進步，其中一個觀點就是效率的增加，以致產能擴增；到20世紀亨利‧福特把流水線投入到汽車生產線上，開創了汽車量產的時代，不僅大幅度降低汽車生產成本，同時也帶來工人的工作效率，讓人有更多時間投入其他面向。

回到醫療預防以及自來水的淨化，都是為了阻止疾病的生成。而窮人每天都要面臨取水時加氯的心思，以及面對疾病該相信公家醫院的治療還是私人醫院。

另一方面就是沉默成本的考量，就是當投入到醫療預防的系統時，窮人更希望在這段時間的投入能夠有即時的回饋，以及對於好處效用的認知。

上一回提及信仰有可能讓這系統無法實行，然而，實驗過後發現當拒絕預防接種的想法並非根深蒂固時，注射營裡未提供木豆的村莊，村里有77%的兒童注射了第一劑疫苗，也就表示即使沒有任何誘因，人們還是願意開始接種的程序。

問題在於要讓他們完成整個程序。這也是為什麼完全的接種率並未超過38%，誘因會使他們多來幾趟，但不能讓他們打完五針，儘管整個程序完成後，還有免費的不銹鋼盤子等著他們。

看來這和我們那種年復一年，定期到健身房去運動的新年決心一樣，儘管我們知道健身能預防心臟病，但卻沒有恆心堅持到底。

心理學的研究應用到經濟現象上，顯示我們對現在的想法與對未來的想法大不相同，這就稱為「時間不一致性」的觀念。針對當下，我們相當衝動，大部分是由情緒和眼前的慾望所支配；如果沒有意識到眼前的滿足感，稍微損失一些時間或是現在必須忍受輕微的不適都會讓人感到更不舒服，比如說，吃完大餐後，想要立刻去運動的念頭就會煙消雲散。當然，反例就是為了眼前很渴望的小報酬，我們就會去做；但當我們籌畫未來，眼前的甜頭帶來的快樂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

人天生就會把小成本往後延，這樣子就不必在今天付出代價，而是延到明天再來負擔。貧窮的父母即使已經完全接受接種帶來的好處，但是好處是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發生，而成本卻是今天就要承擔。把事情擱置到明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合理。不幸的是，當明天來到，邏輯還是一樣。

同樣的，我們可能想以後再買蚊帳和氯，因為潛在當下還有更好的用途。這很容易就可以說明小錢為什麼能打消使用救命器材的意願，而小小的獎勵又為什麼可以鼓舞人去使用。

兩磅的木豆有效，因為這是媽媽今天就可以拿到的東西，這補償了她帶小孩去接種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以上的說法沒有錯，不論是落實特定的預防醫療行為，或是提供我們曾建議過的金錢誘因，這些觀點都提出一種新的邏輯，也就是讓社會去補貼或執行有利於其他人的行為其實是合理的。

一般來說，時間不一致性充分說明如何讓人輕易做出「對的」事情，或許還同時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不做。

所以，可以透過預設選項，讓政府訂出自己眼中最有利於多數的預設選項。因此，如果人們想要跳脫這個預設選項，就會非常費力。人民有權力選擇他們要的，不過這麼做要付出一點成本，結果才會讓大部分的人選擇預設選項。

小小的獎勵，像是打疫苗送木豆，都是推他們往前走的另一種方法，給他們一個今天就行動的理由，而不是無止境地拖下去。

許多情況下，「時間不一致性」阻礙我們把意願化為行動。不過，在打預防針這個具體實例中，如果人們充分認識到此事帶來的好處，很難相信時間不一致性就足以讓他們拖延下去。對於不斷延後小孩接種的父母來說，他們需要一直欺騙自己。

但是，如果父母真的相信預防接種的好處，那麼他們可能已經找出一個方法，克服自己拖延的天性。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但拖延並且低估預防接種的好處。


不論理由為何種，一旦家庭對別人口中的益處有所懷疑，這時推一把就特別有用。使預防照護成為更好的政策選項，如果好處在未來，但在任何情況下，當下都難以理解到底是什麼。透過說服，將立即啟動那正面回饋的迴路，當這樣的知識流傳出去後，就可以擴大人們的行為。

窮人跟我們一樣困在陷阱中，遭受到同樣的問題，像是缺乏資訊，信念薄弱，以及拖拖拉拉。我們不算是窮人，確實得到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但差異微乎其微，到頭來我們實際上懂得很少，肯定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少。

我們真正的優勢來自於身邊許多平常的事情。我們居住的房子有水管供應乾淨的水，我們不必每天早上記得要把氯加進水裡，汙水會自動流走。我們幾乎可以相信醫生都會盡力而為，也相信公共衛生系統題性我們那些事情該做，那些不該做。

我們讓小孩接受預防接種，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沒打預防針，學校就不會收。即使我們因事故而沒有到，我們的小孩也能平安無事，因為別的人都有接種了。

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這種多數人不必煩惱下一餐的著落。換言之，我們幾乎不需要利用由自制和果斷而來的有限能力，但窮人卻常常受到如此的要求。

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夠聰明、有耐性，而且知識廣博，能為她或他自己的健康負責並做出正確的決定。基於同樣的理由，富國人民的生活被無形的推力所環繞，窮國的健康照護政策的首要目標，應當訂定為為窮人使用最簡易的方法獲得預防護照，同時管制人們使用醫療品質。

正如同公共衛生的投資，補助發揮的價值如果是減少疾病、死亡和帶來較高工資等，這些都算物超所值。但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假設這些事不用介入就會自然發生。由於窮人不清楚好處為何，加上非常重視要立即拿到禮物，也就限制人們願意投入多少精力與金錢在便宜的預防健保政策。

這聽起來有點專制，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肯定是專制。我們這些住在富裕國家的人，對於這現象已經深植於系統中，而我們幾乎不太會去注意到它的存在。這不只是確保我們受到的照護會比我們更凡事親力親為更好，也為我們省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間，讓我們有更多心理空間去關注生命中的其他事情。

51【窮人的經濟學】疾病到貧窮(上)：治療還是預防？

我們現在所享有的醫療系統，供水設備以及衛生系統，都是經年累月所產生的結果，這也使得我們在生活能夠享有一定程度的健康。

例如在英國的衛生下水道建成後，讓整個嬰兒出生率提高以及死亡率的下降，當這兩者數據的變化後，所產生的結果是勞動者能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來創造財富，進而使國家富強。

反之，如果沒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就降低工作效率或者缺席，甚至可能借貸來彌補醫療費用與家庭財務上的缺口，進而陷入貧窮陷阱之中。

換句話說，對於改善窮困的一種原因就是健康，能增進健康的東西就像是「低垂的果實」到處都有，從疫苗到蚊帳，都能用最小的成本救人一命，可是利用這些預防技術的人卻少之又少。

在書中提及到一個案例說，在印尼的村莊中有位太太的丈夫因為視力出現了問題，導致無法繼續工作，於是向當地的地下錢莊借錢，一開始只借少許，但到後來為了維持醫療費與生活加上利息，導致債務激增，另一方面家庭中的兒子被診斷出氣喘病，使得無法受教，讓整家庭的未來被壟罩著憑貧窮的陰影。

健康狀況顯然是各種陷阱的源頭。就例如，生活在對生體有害的環境裡，工人可能缺好幾天的班；小孩因為經常生病無法好好念書。這種情況都有可能把眼前的不幸，轉變成未來的貧窮。

但是，如果事情是這樣，那我們只需要拉他們一把，讓他們在健康的環境裡成長、工作，就能鬆動貧窮陷阱了嗎？

這時我們就必須理解，究竟是因為疾病而導致貧窮，還是政府治理不善的結果。如果是後者，只要沒改善治理能力，對於杜絕疾病還是有限。

接著我們從疾病的角度來看，有分研究顯示，在成長的過程中，未感染瘧疾的兒童，跟感染這種疾病的兒童相比，終其一生每年的所得要高出50%。質化研究類似的結果出現在印度、巴拉圭、斯里蘭卡，以及拉丁美洲的國家，儘管各國的所得高低各不相同，還是能看出明顯的趨勢。

我們從治理的層面來看可從幾面向來著手。
首先，大部分的專家都認同，取用自來水以及衛生設備，對健康有巨大的影響，在引進自來水後，擁有較佳的衛生設備，以及在水源添加氯，使1900年到1946年間嬰兒死亡率降低了四分之三，同期間總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

如果窮人的健康狀況而引起貧窮陷阱，而金錢可以幫助他們脫困，只不過這個理論有個缺陷。其中有些技術非常便宜，即使窮人負擔的起。這有是什麼原因讓窮人不願意選擇這樣方式來改善健康？

換句話說，脫離貧窮陷阱的梯子的確存在，但不一定擺在正確的地方，人們似乎不知道該如何爬上它，甚至沒有想這麼做。

儘管對健康都有很大的幫助，但窮人似乎不想把過多的金錢或時間犧牲在乾淨的水、蚊帳，甚至也不想取得驅蟲藥丸或是添加維他命的麵粉，這是不是表示他們不在意自己的健康？

但在書中的調查結果發現反而並非如此。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於窮人為健康付出了多少錢，而是用在哪，錢通常都用在了昂貴的治療，而非比較便宜的預防。也就是說，窮人似乎選擇事倍功半的方法：寧願治療，不做預防。

其次，是寧願找私人醫生，也不願意到政府免費提供、受過訓練的醫生和護士那看病。如果私人醫生比較優秀還有道理，但情形並非如此，有大約超過一半的私人醫生根本不符合醫生能力。有的亂用抗生素造成抗藥性菌株出現的可能。也由於不少醫生喜歡替敝人省錢，治療的過程比標準治療還要短，此時細菌抗藥的情況就特別容易出現。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窮人要拒絕便宜又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不要便宜又簡單的方法改善身體健康，卻又花很多冤枉錢在沒用甚至可能有害的東西上？

如果仔細研究會發現，問題市政府常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政府衛生人員的高缺席率和低企圖心，就是導致我們看不到更多預防照護的兩個原因。

公立診所在你認為該看診的時候常常大門深鎖。印度的衛生站每周應開門六天，每天看診六小時。不過有的衛生站卻是沒有運營，並可發現有高達56%的時間沒有開門。

即使有開公立醫生只花兩分鐘在每位病人身上，問的問題更少，大部分連病人都不碰。他們頂多問一下病情，然後針對病人所說的症狀治療，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發現。

所以，答案相對簡單，人們避開功利的醫療系統，因為它做得不好。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像是針對準媽媽所做的免疫和產前檢查，也都沒有充分利用。但這也不是事情的全貌。蚊帳和淨水用的氯都不是由政府獨家分配。

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如果人們不去公立的衛生所，有一部分可能是他們不特別喜歡接受那裏的服務，包括免疫接種。為什麼窮人非常需要健康照護，卻對這些預防措施不感興趣？為什麼醫學界為他們發明又好又便宜的疫苗，卻普遍不關心？

大家不願意以便宜的預防措施改善健康，難道就是錯在便宜的技術所產生的價格？

這種說法看起來並非毫無道理。基礎的經濟理性認為，已付成本或稱為「沉默」成本並不會影響使用。事實上，有一種稱為「心理沉默成本」的效應，人很有可能花大錢來買東西。此外，人們也可能會用價錢來衡量品質；有些東西只因為便宜就被認定為毫無價值。

但最終研究結果顯示，自費購買和免費拿到的人，使用率並無差別。把使用率推給補助的可能性已被排除，在其他研究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結果。
如果補助不是抵使用率的原因，真正的原因為何？


信仰？

信仰，更世俗的說法就是信念和理論的結合，顯然是觀察醫療體系非常重要的一環。

舉例來說，許多國家的窮人有這麼一套理論，相信藥物一定要直接注入血液，所以他們想要打針。假如要駁斥這套難以置信的觀念，你必須懂得人體消化道吸收營養的方式，以及為什麼正確消毒針頭需要高溫。

他們可能也不了解為什麼基本免疫體制所有的針都需要打，所以打完兩針或三針之後，父母可能覺得該做得都已經做了。這也就顯示，對於怎麼做對健康才有利，很容易產生誤信的信念。


希望的必要性
窮人之所以抱持著一些看似站不住腳的信念，可能還有另一個理由：當窮人感到無能為力，就一定要有希望。

因為方便和舒適而抱持的信念，要比真實信仰所帶來的繫念更有彈性，大部分找巫醫看病的人，也會去找公立醫院看病，他們似乎不曾想過這代表兩種完全不同、互相矛盾的信念體系。

對於這種不信任，可以歸結出一條：絕對別想收買人民去做「你」認為他們該做的事，這是因為一切都會白費心機，反之，我們應當集中精神，試著用疫苗的好處來說服窮人打預防針。

對於健康狀況問題的成因，我們從最初背後成因是因為疾病本身還是外在單位的影響來作判別，接著透過預防機制的判別分析可改善方式，並進一步探討窮人行為結果再到背後的認知，讓我們可以先清楚架構出整體框架，疾病確實會帶來貧窮，但卻是有方法可以做改善的，主要核心觀點還是在於對事物的認知。

但在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公家機關的運作過程，也導致信任體系的解體。所以要能創造出好的醫療環境，還必須由各機構的效力運營，以及投放的準確命中度，這就也賴於兩種面向的改善。第一，就是短期效益呈現，有時醫生為了成效而亂開藥導致沒能對症下藥，但這就是一種追求短期效益而犧牲全面化的結果。那我們要如何改善，就需要透過即時回饋的方式作為輔助，讓病人除了長時間的診斷治療，還要有即時回饋的系統機制，讓個人能夠清楚知道現在醫療成效的結果。

第二，沉默成本的應用，如果選擇一項就必須犧牲另外一種選擇的結果，我們就必須知道面對這在各地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來做為相關給予，讓當下的選擇可以在短期以及長期得到回報，短期就如同案例所提的目豆價值，長期面相則需要由當地發展的方向來做調配。

最終，要能有改善健康問題而導致貧窮問題的結果，就必須了解為什麼會產生疾病，以及對待疾病的態度，透預防的角度來切入並給予回饋機制，讓循環能在最初的源頭就能止住。

50【窮人的經濟學】飢餓=貧窮？

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沒有錢而走進貧窮陷阱嗎？
先假設透過單一框架來探討貧窮與飢餓之間的關聯
貧窮與富裕可能就在於一線之隔。
只是我們是為了當下的滿足
還是能夠把滿足當下的感覺進一步投資到未來上。
這就取決於我們對生命認知的層級在哪？
當你能對自己負責，就是完善個人。
當你對一個家庭負責，你就是為人父母。
當你對一百個人負責，你就可能是一間企業的領導。
當你對幾億人負責時，你可能是總統、國家元首。

當為了愈多人負責時，所看到的視野與格局也就不盡相同。
換句話說，當個人認知上的層級，將決定我們是貧窮還是富裕。

貧窮是否就代表著吃不飽、餓肚子？
如果是，當我們給足了糧食，就會沒有貧窮嗎？
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這只是我們從單方面的角度來看事情。因為我們認為貧窮的人餓肚子我們只要給足了糧食，他們就可以有能力從事生產來賺足之後的糧食費用。

然而，當窮人擁有足夠糧食後，後續的行為，反而不是朝我們所設想的方向走，而是把費用花在其他的部分，這部分也就是無法跳脫貧窮陷阱的影響。

對許多生活在富裕地區的人來說，貧窮幾乎等於飢餓。而且，許多國家的貧窮線最初的設定是建立在飢餓之上，並藉以掌握貧窮的概念—家裡的預算需要用來買一些食物補充熱量，再添購一些不可缺少的物品(例如容身之地)。換句話說，「窮人」基本上是指吃不飽的人。

因此，政府幫助窮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奠定在窮人亟需糧食的看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度，大約已超過一半的小麥以及三分之一的稻米在發送的途中「失蹤」，其中老鼠也吃掉一大部分。如果政府看到這些浪費的情況還是堅持糧食補助政策，除了是因為他們假定飢餓與貧窮往往相生相成之外，另一個最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貧窮陷阱造成他們沒有能力好好地餵飽自己。

這樣的直覺相當有說服力，貧窮沒有辦法讓自己吃飽，造成他們工作成效不彰，因此就陷入貧困。


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的身體需要一定的熱量才能活命，因此很窮的時候，他所能負擔的食物不足以過活。，而微薄的收入也無法像其他人一樣購買食物。

隨著收入增加，可以購買的糧食就愈來愈多。如此一來，身體的新陳代謝的基本需求得到照顧，除了讓自己活下來，更多的食物也產生更多體力。

這樣窮人根本賺不到滿足基本需求，因此沒體力做大量的工作，而那些有錢吃飯的人，就可以做正式的農活。這就創造了一個貧窮陷阱：窮人愈來愈窮，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吃愈來愈好，身體愈來愈壯，也就愈來愈有錢，而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雖然從邏輯上來看，似乎是無懈可擊，但在敘述中隱約有些模糊不清之處。為什麼我們不能先替他們付點錢？幫助他們獲取更多養分，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更有生產力，然後找到全職工作？因此，雖然飢餓產生的貧窮陷阱在邏輯上肯定有可能發生，但與現實生活中的大部分窮人有何關聯？


我們針對貧窮陷阱的描述背後有一個基本預設：窮人能吃就吃。而且，這是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生理機制：如果窮人有機會多吃一點，他們就可以做有意義的工作，跳脫貧窮陷阱，然後就愈吃愈多。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農村極度貧窮的人之中，食物大約佔了他們45~75%的花費，而大約占都市極度貧窮的人52%~74%的花費。

這並不是因為剩餘的錢都花在其他必需品。當真正的窮人有機會多花錢買東西吃，他們不是把全部的錢都拿來增加熱量，而是買比較美味、價格較高的食物。這也代表著，攝取更多的熱量並非優先選項，吃得美味才是第一。

另外，針對他們的飲食習慣，另一個解釋就是貧窮人覺得生活中有其他事情比食物還要重要。例如花大錢在婚禮、嫁妝與洗禮等。也有的人是因為生活苦悶，選擇購買電視、衛星天線、DVD播放機以及手機。

我們常把窮人的世界看成是一個錯過許多機會的生命，質疑他們為什麼無法忍住不買，然後做點會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好的投資。另一方面，窮人可能會懷疑自己的生活是否還有任何徹底改變的機會與可能性。

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看起來像是覺得任何值得犧牲的改變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也解釋為什麼他們都專注在當下，盡可能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快活一些，有需要的時候就慶祝一番。

窮人喜歡糧食補助，但如果我們之前所說，給他們更多無助於說服他們吃得更好，尤其主要的問題不在於熱量，而在於其他養分。或許，只發錢給窮人並不夠，而且即便逐步提升收入也不見得可以在短期之內改善他們的營養。

反之，直接把錢投入小孩或孕婦的養分所產生的社會回報相當巨大。但是，依然有太多國家的糧食政策是建立在所有窮人都需要便宜穀物的概念上。

【近代經濟變革】洋務運動：晚清現代化的得失

在中國歷代經濟變革中，晚清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最艱難的一役。在當時，外敵環伺，國力積弱，政府財政和民間財富幾乎無以憑藉。在改革意識形態上的難乎其難。而就經濟來說，這又是中華民族從千年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契機。

從19世紀60年代到1894年前後，有30年左右的時間，清政府最高決策層就是否展開洋務事業，陷入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

過去明清拱衛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制度已「固若金湯」，帝國以拒絕演化的姿態沉迷於盛世幻覺。因此，任何新的變化都可能對既有的制度構成衝擊，而這顯然是危險的。

以修鐵路為例。從1867年之後，朝廷上下就為應不應該修建鐵路吵翻天。很多大臣認為，修建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會驚動山神、龍王等神靈。也有人提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

也有人反對修建鐵路是由於制度性的考量，鐵路網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動勢必大大加快，那麼，運行數百年、基於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結構將被徹底打破，新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動盪將可能發生。

在另一方面洋務派則陷入官民之爭。1872年，李鴻章為了在長江航運中抵抗外國輪船公司的勢力，決意創辦輪船招商局。籌備之初，面臨缺錢少人的困境，李鴻章授意擬定章程，提出「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規範意義上的公司章程，意味著政府與商人在資本的意義上第一次實現對等。

在民間資本和人才的熱烈參與下，十多年的時間裏，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等，都出現了許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

然而，便在此時，官商矛盾出現，如今企業已上軌道，政府自應退出，於是商人們上書希望政府不必再派官員，招商局的盈虧責任從此由商人承擔。

這一建議在李鴻章看來無法接受。因為這裡面潛藏著洋務運動的內在邏輯衝突。洋務派辦洋務的唯一目標是「強兵富國」，因此在李鴻章看來，政府若從事商業，必須握有經營的主導權，並成為最大的權益者。引進民間資本及買辦人才，都是資源缺乏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然而，當民間的經濟能量被啟動後，又一定會提出放鬆管制的市場化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民間的矛就會爆發。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反思：洋務運動是在政府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利，追求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

從整個洋務運動來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過往的經驗認知可能會是種優勢，也可能是種包袱。但歷史也一再提醒著我們過往的經驗認知，反而是阻礙我們進步的因子，在《以小勝大》書中就提到說，過去成功的權勢，會透過他們本身的優勢或經驗，來不斷設計出對自己有利的態勢，讓我們不斷掉入這一回圈中。而這些得權者為了必免失去既得利益，就會用自己過往成功框住自己。

而真正成功者，都是沒有包袱，或者不在體制下所創造出來的。就例如資產，在工業革命後隨著資本市場運行，資產也就愈集中在一群人身上，而這些高資產者為了不讓低資產者獲得利益，於是用各種制度、規範、價值觀來約束人們。最終鞏固了資產。打破這種狀況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資產重配，透過毀面性的破壞讓所有秩序打亂再從新開始；第二種就是打破制度，另闢新局，不再同一領域做競爭，就像現在很多產業的對手，往往不是來自於內部而是不同的產業領域，Uber沒有車，卻能做出租車事業；阿里巴巴沒有庫存，去擁有許多網商店家等。

鐵路、招商局都陷入了過去經驗認知，反而框住了。這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情況要如何解決？其中有兩個關鍵

一、好奇心
從小我們就會對身旁的事物感到好奇，就會不斷地提出「為什麼？」。而這背後的動機，就是源自於我們想要理解這世界是怎麼運行，例如為什麼按開關燈就會亮。這個好奇心不只是讓我們理解世界如何運作，更重要的是，因為擁有好奇心，我們才會不斷地去學習新知。相對缺少好奇心來看，對於世界不再有興趣，反而讓自己的局限在既有的知識架構中，也就會因為認知少看事情也就看不清全局。

二、知識認知
知識是我們對於這世界運行的基本架構，每個知識的結合就會產生出不同型態。就例如不同原子與原子間的碰撞產生新型態的分子結構，這種知識組成將會使我們用不同的思維來看這個世界。西元一世紀的人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走；十八世紀人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並繞著太陽轉，這種認知思維的轉變，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知識累積而成。晚清的認知格局就停留在明代的帝國體系，整個形成封閉狀，導致知識認知一直停留在上個世代。


變革失敗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於思想觀念，這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思維。即使到現代在我們的既有認知是對的事情，在另一時空下又會是另一種情況，所以沒有所謂的絕對，只有在不同時空下所產生的必然行為。

當我們理解思維認知的重要，才會對新事物感到好奇，才會去學習新知，而這一切的開端就源自於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胸來看這世界。

【近代經濟學發展】國富論：行業性質不同所產生的差異

在同一個地方，不同的行業裡，應用勞動或資本的利弊得失，整體來說，必然完全相等，要不然就是不斷趨近相等。如果有任何一種行業比其他行業更為有利或更為不利，便會有很多人想擠進去或跳出來，因此它的好處會很快和其他行業扯平。尤其，如果社會任憑事態自然發展，如果社會允許完全的自由，也就是每個人都可完全自由的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而且只要自己認為適當，每個人也都可以轉換工作，情況將更是如此。每個人的利益，自然會促使他避開不利的行業，尋找有利的工作。

關於行業或工作本身，某些行業裡彌補了金錢收入很低的缺憾，或者在另一些行業裡抵銷了大量的金錢報酬，而這些概況可分成五類：

一、工作本身討人喜歡或令人厭惡的程度
二、學得工作技能的過程，是否既容易又便宜，或是困難又昂貴
三、工作機會是否穩定
四、執行工作的人是否值得信賴
五、行業經營獲得的成功或然率大小

一、由於各種不同的工作，有的容易，有的艱難，有的乾淨，有的骯髒，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所有光榮的職業裡，榮譽是很大的一部分報酬。單就金錢報酬來說，如果把所有的情況都納入考量，它們的收入普遍偏低

令人厭惡以及不名譽的程度，也會影響勞動工資那樣影響資本利潤。例如小酒館的經營者，即是在自己家裡，也無法作主，因未必須認受每一位醉客的粗暴無禮，他們從事一種既不討人喜歡、名譽又不怎麼好的工作。不過，幾乎沒有任何普通的行業像它這樣，本小利厚。
二、由於各種工作所需的技巧不同，有些學起來既容易又便宜，有些既困難又昂貴，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如果我們添購了一部昂貴的機器，我們依定會認為，在壞掉以前，它所增加執行的工作價值，除了可以讓我們取回在機器身上所花的資本，至少必須加上平常的資本利潤。對於那些額外需要靈敏與技巧的工作來說，一個花費了許多心力與時間接受教育，才能夠承擔這種工作的人，好比是一部昂貴的機器。除了必須讓他預計可以取回全部的教育費用外，至少必須加上形同資本的教育費用平常該得的利潤。

三、由於不同的行業，有些經常有工作可作，有些有時無，所以各種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某些行業的工作機會，比其他行業穩定。大部分製造頁的工人，從年頭到年尾的每一天，只要他能夠動，就幾乎確定有工作可作。相反的，一個水泥工或砌磚工，遇到酷寒或惡劣的天氣，便無法工作。

此外，就算是好天氣，也必須等待客人不定時上門要求，他才會有工作可作。因此，那些工人的高勞動工資，與其說是報酬他們的技術，不如說是補償工作機會的不穩定。

四、由於各種工作的不同，有些需要特別植得信賴的人來執行，有些是一般人便可，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所以，工作報酬讓他們享有的社會地位，必須和他們被託付的重任相當。此外，由於他們的教育歷時甚久而且花費很大，因此勞動價格必然進一步提高。所以，各行各業的利潤即使有所不同，也不可能是因為個別商人獲得了不同程度的信任。

五、由於在各種不同行業獲得成功的或然率，有的比較大，有些比較小，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一個律師，等到開始可以憑他的專業賺些錢，也許已經年近四十了。他理所當獲得的報酬，不僅應該包含自己長期學習的巨大花費，也應該包含其他幾個可能永遠不會成功的學習者的巨大花費。

僅管律師收取的酬勞有時看起來其高無比，但他們實際得到的，從來達不到他們理當獲得的報酬。儘管面對這些不利的因素。它們之所已還具備吸引力，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希望經由職業上的卓越成就，在社會上獲得廣泛的名譽；第二，每個人不僅對自己的能力，也對自己的運氣，或多或少都有些與生俱來的信心。

從這五種類型來看可大致分為三種概況：

1.時間性
2.社會性
3.自我性

所謂的時間性，就是在於所從事的行業，必須付出的時間，而這個時間就是從不會到專業的歷程。但有些行業即使學會了相關技能，也未必在市場上就會有需求，有些是會隨著市場週期而有所不同。

這也就是時間性所代表的意義，更深一層來講，就是時間的準度，是否能把時間有效投入到各行業中，創造出時間投入以外的價值。但這準度有時會被市場波動而受到改變，可是唯一不變的就是對於時間投入外的價值，而這個價值可分為獨特性、自我面等來作考量。

第二種社會性來看，就是一種世人對於職業的好惡程度，如果這一個職業是在社會大眾的認知中，有好的，正面的等正面性職業，社會大眾的供給就會愈多，同時也會造成供過於求，使得各工作者為了爭取到工作爭相降低自我利潤，以換取該職位的工作。

相對的，如果這種工作在社會大眾認知中是勞累、勤苦的，相對供給面就沒前者來得高，但這職位所能獲取得利潤，往往必前者來的高。

就社會性的層面來看，利潤與型態就成了一體兩面，但是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會不會所有人都選擇讓生活好，而不去作相對辛勞的工作呢？如果從當下來看，對市場會有所影響，但市場是自由的流動，就會有事物來彌補這一空缺，可能是外不勞動，或者是科技應用。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下所產生的空缺會由不同因素來解決，這也讓多出來的人，從事新工作或更高技術的推演。

第三種自我性，這種自我性會受到家庭環境，或是後天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出生家庭本身就是作相關的工作，這樣工作環境下長大的人，就會認為這種工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就會衣缽傳承，這樣的背景就是原於自我認知已經成為既定的樣貌。

後天環境也是對自我工作性的影響，透過後天學習，對這世界認知有所不同，就會區像找尋社會環境中能夠呈現出自我價值的工作。有些人選擇放棄高利潤職業，轉而從事低利潤又辛勞的工作時，他們往往不是因為這份工作賺取多少利潤，而是這份工作能呈現出自我生命的價值。

【隋唐經濟史】科舉制度：如何創造社會階層的流動

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就開始出現差異。統一成了中國的一種文化。

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歐洲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了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

西元五八一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於五八九年結束了長久分裂混戰的局面。

這個實現統一大業的王朝根八百多年前的秦王朝一樣，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二十九年。但是這兩個短命的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聚舉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才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了商人

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可分為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面向就是思想創造，科舉制度所鑑定的就是對於儒家經典理解，如果我們理解儒家的思維就會知道這是，以農為本，經濟制度上一昧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系統性思考。這也導致所產生出的官吏，本質上缺乏對經濟發展的辦法以及思想上成為了限制。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階層流動，過往都是貴族或世族代代相傳，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缺乏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秦朝與隋朝所創建的軍爵制以及科舉制，打破了過往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讓人民有機會透過自身的努力來換取更好的生活。

兩個面向來看一個呈現思維上的束縛，另一個則是打通了整個社會階層間流動性。從者兩者間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探討，當代社會如何打破所處環境，進而使個人往不同階層流動？另外觸使流動的關鍵思維又是什麼？

首先，針對階層流動性來看，從社會角度來看，一個文明社會的誕生，是透過各種人協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如《國富論》所提到分工的重要性，社會透過有人從事農業、工業、商業來使整個社會在各自分工下，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合作，這也就是群體合作的力量。

當每個人都各自處在自己的崗位上，有要怎麼使階層流動？其中的關鍵，就是在於讓本身工作有了替代性。這種替代性又分為兩類來看，一類別是屬於效率性，可以增加本身生產價值，使空出的時間拿來從是別事項；另一類就是替代性，透過科技、產品或相關事務來替代原本事物。

接著我們先探討觸使流動是什麼樣思維，在科舉制度下所產生出的人，思想都侷限於當下的經典，而缺乏了多元化的思維，所以在面對各種問題時，往往能想出的辦法就這麼有限。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單一思維模式或缺乏多元性的價值思維，反而會使我們的想法產生偏差，因為我們只透過既有框架，來推導出我們想得到的答案，卻無法看見另一種思路。

結合上述兩段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追求社會階層的流動，可以透過本身對於相關工作的改善來解決，而解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效率、一種替代。
而我們要如何具備有這種改善的能力，就取決於我們的認知與格局。
只有當我們的眼界看的夠深夠廣，所產生的視野也就有所不同。

【孤立主義】明清經濟變革的停滯：穩定與進步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證明，長達五百多年的明清兩朝是一個長期停滯的時期：從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多年中，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零
而這五百年裏在歐洲方面，文藝復興讓歐洲走出了中世紀，接著就是「地理大發現」，然後爆發了工業革命，出現了以「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現代國家

在中國直到1840年，國門被槍炮打開，這一段時間對於中華民族來講，是一個要深刻反思的時期
為什麼在明清，治國者的思想變得保守？
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對制度創新的畏懼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
使得體制內的創新動力和勇氣徹底喪失
中國的封建王朝對外不再尋求領土擴張
也不需要外來人口
一個億的內需市場已經足夠
同時出於安全的考慮
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國土與世界隔離起來
將大陸與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繫降到最低程度

接著將從四個面來探討

第一權力集中
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解決地方武裝割據的威脅
強化了中央集權的能力
明太祖廢除了宰相制將中央權力內部皇權與相權的平衡打破

第二思想控制
南宋以後
程朱理學愈來愈禁錮人的思想
到了明清兩代出了《永樂大典》《四庫全書》
政府從文本角度來限制思想自由
全民思想統一到「四書五經」上

第三控制精英份子
在社會上進一步強化和神聖化科舉治
全中國的知識份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學說以外
什麼都不准、不要去想
使天下文人在精神上被束縛住

最後就是在宏觀經濟制度上
國家進行宏觀經濟的管制
對外遏制國際貿易
對內實行男耕女織
在工商業特許經營銷售

明清兩代就是以這些面來鎖住整個國家
其中就是要政權穩定

過往政權穩定性來自於兩者一個是內憂，另一室外患
所以要除去外患
就是斷絕一切聯繫
於是就把國家變成一個大鐵桶

於是修築長城就出現在明朝
以及面對南方沿岸實施禁海運

在解決內憂上
要能有效控制、削弱民間的組織力量
就是把人民打成散沙
而要把天下打成散沙
在經濟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織
當時明朝能夠實現這樣的模式也就起源於兩種作物
一個是在宋朝的水稻
另一個是明朝的棉花
在維持帝國最低成本的控制上
只要人民吃的飽穿得好就可以

在人類社會中
一個國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顆星球
有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轉
也有符合自身條件的自轉
在所有文明中地理、人文至經濟
中國也許就是自轉條件最好自轉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在農耕文明時期
一個國家若要閉關鎖國、拒絕公轉
就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
一是土地廣闊和糧食充足以養活全國國民
二是人口眾多足以滿足工商業生產的市場供求
如果這兩個個前提成立
那麼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

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極低的社會運行狀態
若沒有外來的工業革命的衝擊
可能中國歷史以到終結

自從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之後
帝國的至理者已經找不到經濟體制變革的新出路
於是透過推廣「男耕女織」的民生方式
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就成了必然選擇
社會組織一旦被「平鋪」
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
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變得微弱無力

這段歷史回顧中對於這種現象得到了什麼啟發
為什麼會產生孤立主義
就起源於穩定
為了追求穩定於是對外界任何事物選擇拒絕
對內靠著控制打散組織內部任何聲音的可能
以及對思想上進行封閉思想
而是組織就會隨著時間推演
漸漸讓成長趨近於零

這也代表不管是大到國家、組織或個人
封閉化的思想
拒絕新事物常識
將使成長出現停滯

另外一點就是資源性
中國出現這種現象也就是因為內需市場足夠
所以不需去探索外界的資源
這一現象也就代表探討到另一點
如果當中國什麼都沒有沒有足夠物資下
對外發展貿易將會是種可能
未來社會經濟、文明的進展
就也是回歸到連接、與交流上
進而使科技進一步提升

最後會發現進步與穩定
將會成為一種對立面
愈要穩定反而愈使發展進步受到阻礙
而在追求不斷的進步下
思想、認知、行為都未產生改變
最終這些新認知思想將顛覆過往也就產生一個不穩定
而要使不穩定過度到穩定就需要時間來解釋
就如同當人類認知的太陽繞地球轉變成地球繞太陽轉的認知上轉變
最出帶來許多反對
可是最終時間也證明了事實
所以未來在面臨進步的環境下
最關鍵的就是在於認知上的轉變
只有用不同格局不同維度來看
就會理解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在不斷變化下尋求穩定
在穩定下尋求變化

【集權帝國的奠定】管仲變法：以商止戰

當時管仲在齊國經濟政策上
以控制宏觀經濟的方式把持著另一種變相稅收
但與此同時也透過一種方式
來促進整體商業活絡
那就是在稅收上非常寬厚
像在商品市場上以百分之一到二的稅率











而當時齊桓公多次招集諸侯會盟
儼然成為諸國的盟主就在《史記》裡記載到說
「九合諸侯，一框天下」
每次會盟除了展現國力外
更重要的內容就是以霸主身分統一各國關貿稅收
使各國統一其關稅
第二年齊國又再度會盟規定與各國修建道路
劃一度量標準


當時管仲的這些做法就好比在創建一個區域經濟的關稅同盟

齊國在當時有三萬裝備精良的軍士
是當時無人敢爭峰的兵力
但管仲卻沒有去用它征伐四野

比起戰事管重更愛好和平順民心
基於此管仲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名言
「倉蒞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所以管仲更樂於用商戰的辦法
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


齊國旁邊有兩個小國
莒國和萊國多年來齊摩擦不斷
後來分析這兩國的產業後
管仲透過向莒國與萊國高價收購兩國的紫草
還換取齊國的銅幣
兩國為了獲取像百性要求放棄糧食生產
去種植獲利更高的紫草

到第二年
管仲突然命令所有採礦製銅的士兵全部回去種糧
然後停止向莒國、萊國進口紫草
如此一來兩國糧價頓時大漲
每鐘糧食徑然高達三百七十錢
而齊國的糧價只有每鐘十錢
莒、萊的國民紛紛投靠齊國
經此一役兩國國力大減
不得不歸附齊國


另一場商戰發生在齊、魯、梁之間
都是東方大國
魯、梁兩國民眾擅長織绨布
這是一種色彩光亮、質地細滑的絲織品

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穿這種質料衣服
很快齊國上上下下就開始流行起來
使絲織品供不應求
但管仲下令不准本國人生產
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

之後管仲招集兩國商人
對他們說你們織十匹
我給你們三百斤同
如果一百匹
我就給你們三千斤銅

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稅
財用也足夠

魯、梁兩國在政府的鼓動下
民眾紛紛從事紡織
農事因此荒廢

一年多下來
糧價果然暴漲
到了這時管仲如法炮製
關閉通商關口
兩國經濟頓時崩潰
難民紛紛湧入齊國
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
反而促進了農業的生產

兩國從此一蹶不振
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绨布
不戰而屈四國
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
也無疑是用了各國間貿易中供求關係

今天我從這段歷史中除了理解
能在公元前七世紀有這種思想其實不多

例如管仲就主張當遇到災害歉收時
更需要擴大宮殿修建

這是為什麼

因為人民沒有本業可以做
而政府就要增加就業機會所以透過國家工程來讓百姓都有飯吃

這個論點追朔到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也提到
價格是由地主、勞資、利潤三者結合
而當勞動人口生產減少
產生勞動需求成本上漲
也就間接使實際價格增加

透過分供增加勞動力所產生的勞動
將有助於增加國家經濟勞動生產
進而使價格回穩

而這一種透過政府固定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
促進就也發展的方法
西方要到兩千多年後才有這種做法出現
就以當實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時美國德國就有這方式來解決
美國透過羅斯福新政大興國家建設供程
進而讓勞動有充分發揮

而這種做法也就成了計劃經濟
資本市場經濟本該被那看不見的手來調動
在美國羅斯福新政就也類似計劃型經濟
來使政府來主導市場經濟發展
這也讓我們要思考到
政府在整體市場經濟中
什麼時候該出手還是要交給市場經濟來調結

回到這次主題以商止戰
在整個政府操作市場經濟的議題拉到我們從這之中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市場資本往哪去不代表那就是未來
常常看到企業或消費者在一股熱潮之下跟著一起進入
但我們往往忘了去理解每一件事情發生的核心是什麼
只有真的清楚事情背後的底層

但你會說有些人當初沒想太多就會做成功
有或者像摸著石頭過河誰也不知道後來會怎麼樣

但其實
這些都是時間給了我們的答案
當下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哪一件事情會什麼情況
關鍵在於我們的想法
有些成功靠運氣
有些成功靠時間
有些成功就在一念之間

綜觀人類歷史可以發現到
所有文明的進步
都源自於人類思想上的轉變
亞里斯多德時代相信太陽繞著地球轉
哥白尼的日心說打破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哥倫布的發現讓我們世界的廣闊
牛頓還沒解開萬物定理時
人們相信這是上所有都是信仰所造的
圖靈創造圖靈機讓我們知道機器可以跟人一樣有運算

每一代人都是在一代人的知識積累上所建構的
而當有人要衝破人類既有已知世界時
所面對到的衝擊往往也就越強烈
只有回過頭來看這些歷史
你才會發現不管是從管仲的經商治國
到後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

可以清晰的看到
沒有所謂最好的選擇
只有選擇了屬於那個世代最適合的方式

【近代經濟學發展】國富論：論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目價格與構成部分

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端看他能夠支付或購買多少別人的勞動數量而定
而在每一件物件的真正價格，或對於任何想取得它的人來說
它的真正成本就是為了得到它所必須付出的辛勞

每一件物品，對於已經擁有它
而想要用交換其他東西的人來說
它的真正價值就在於它為他省下多少辛勞
或者說在於他轉嫁了多少辛勞讓別人來承擔
用錢買來或用物品換的東西，其實都是用勞動購得的

這也就是說
勞動是我們為一切東西所支付的原始代價
世上所有東西，追根究柢都不是用金銀買來的
而是用勞動取得的

對於任何物品的占有者來說
當他想要用它交換某些新產品時
它的價值就就等於它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力數量

然而要找到可以精確測量體力或腦力的標準卻不容易
絕大部分的人們在購買時不清楚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是什麼意思
但卻比較清楚一定數量的個別商品是什麼意思
前者試抽象的概念後者是簡單易懂的實體

於是為了能方便人們清楚這之間的衡量價值
於是就出現的錢幣來當作交易媒介
比如對於屠夫來說用金錢的數目來估計肉的價值
就比用麵包或啤酒的數量來估計
更加自然而且容易理解
換言之與其說屠夫賣的一磅肉值三、四磅麵包或者三、四垮特啤酒
不如說它一磅值三、四便士更加自然明白

換個角度來看
只有勞動本身的價值絕不會改變
所以在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
只有勞動才是測量與比較商品價值的基本真實標準
以勞動單位表示的價格是商品的真實價格
而以金錢表示的只是商品的名目價格

勞動的真實價格可說是它換來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數量
而它的名目價格則是它換來金錢的數量
但勞動者是貧是富
以及勞動的報酬是好是壞
卻是和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正比
而不是和名目價格成正比

區分商品以及勞動的真實價格與名目價格
並非只具有理論上的意義
有時候實際上也大有用處
同一真實價格始終代表同一價值
但由於金銀的價值會改變
同一名目價格有時便代表極不相同的價值



早期資本累積與土地私有制度尚未形成的社會裡
取得各物種所需的勞動數量比例
譬如在狩獵民族裡
如果捕殺一隻海狸
所需的勞動通常是捕殺一頭鹿的兩倍
那麼一隻海狸自然應該交換或價值兩頭鹿

此外如果某種勞動格外需要不尋常的靈巧與判斷力
由於人們尊敬這些不尋常的才能
所以對於這種產出自然也會另眼看待
因此給予價值肯定

然而除非經過長期勤奮練習
否則往往無法取得這些才能
所以這種勞動高報酬
也許還不足以彌補為了取得這些特殊才能而花掉的時間與辛勞
在文明進步的社會裡
通常以較高的工資
補償特別艱辛與需要特殊智巧的勞動

無論哪個國家
一旦土地全部變成為私有財產
像所有人類一樣喜歡不勞而獲的地主
便會開口索取地租無論這地租來自於農民的播種或土地的自然產出

當土地還共有時對於勞動者來說
要取得森林裡的木材、牧草以及土地上的一切產物
只要努力出力去採集就有
一旦土地私有了
勞動者想要得到東西
就得付出額外的代價
他必需放棄一部分本身勞動生產的東西把他交給地主
這一部分物品的交換價值構成了所謂的地租

在這必須注意
商品價格當中各種成分的真實價值
都是按它們個別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來衡量
勞動不僅是測量拆解成勞動所得這一部分商品價格的價值標準
也是測量拆解成地租和利潤部分的價值標準

在每個社會裡
任何商品的價格
最後可以拆解成這三種成分或當中某一種或兩種
或者全部三種
在文明進步的社會裡
這三種成分或多或少的進入絕大部分商品
構成了商品價格
譬如在小麥的價格當中
有一部分富給地主作地租
另一部分付給勞動者生產糧食的工資
而第三部分則付給農夫作為利潤
這三部分若不是直接
就是間接的構成整個小麥價格

而在這所會產生的重置資本
亦即是彌補工作牲口和農去消耗
進一步追究也會發現任何農具的使用代價
也同樣由前三部分構成

在麵粉或麥片的價格中
除了小麥的價格外
來必須支付碾粉場主人的利潤
以及工人的工資
此外在麵粉和麵包的價格中
都還必須包含運輸勞動費用
以及墊付運輸工資者的利潤

從中我可以發現到
當商品經歷的加工層次愈多時
它的價格當中拆解成工資與利潤的比例也愈高
在加工製造的過程中不僅或得利潤的步驟愈來愈多
而最後一步的利潤會大於前一步

總之
任何商品的價格
必定最後會自動拆解成這三種成分當中的某一種或兩種或全部三種
因為任何價格在支付了地租
以及支付了所有用來栽培、飼養、加工製造到勞動工資後
剩下來的部分不管多少
必然都是某些人的利潤

就好像每一特定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
個別來看都自然拆解成這三種成分當中的某一種或全部三種
同理
每個國家每年生產的全部商品價格或交換價值
整合起來看也分三種成分
分配給國內各階層居民作為勞動工資、資本利潤或地租
每一個社會每年勞動採集或生產的全部物品
或者說
全部的總合價格
最初就這樣分配給國內各階層居民
工資、利潤與地租一切收入
以及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來源

不管是誰
想從自有資源得到收入
都只有三個辦法：
用自己的勞動
自己的資本
或自己的土地去取得

用勞動取得的收入稱作工資
經營或雇用資本而取得的收入稱作利潤
將自己的資本借給他人使用的人取得的收入稱作利息或使用費

在文明的國家裡
只有極少數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來自於勞動
絕大部分都包含地租與利潤的成分

所以每年全部勞動產出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
便遠大於飼養、栽培、加工製造
以及運輸全部產出到市場所需雇用的全部勞動數量
如果整個社會每年都充分雇用全部勞動
那麼由於勞動數量每年都會大量增加
所以每一年的產出價值都會比前一年大許多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能把每年的產出完全用在維持勤勞工人的生活
無論什麼地方
遊手好閒的人總會消費掉社會每年產出的大部分
任何社會每年平常或平均產出的價值
是增加、減少或停滯狀態
就看該社會的每年產出
在前述兩種社會階級間的分配比例而定

這次從商品價值解構分析國家競爭力的基本核心
以及如何理解商品價格背後所帶來意涵
還有從解構中理解未來經濟發展的指標

亞當斯密在這所提到的
在對應到後來德國一戰後的情況與羅斯福新政上來看
都做出類似的事情
一戰後的德國大量勞工失業
當時政府也是及其所能讓所有百性都去工作
把職位一分為二大量經濟工程
現在德國高速公路也就是那時建成


分工愈細不僅可以造就更多就業
同時也使國民勞動力度增加
但隨著時代演進
最基本勞動力生產被機器取代後
剩下的勞動將消耗每年社會產出
而這時要使得勞動數量穩定增加
其中關鍵就是在我們是否能創造更多新工作

但這新工作從哪來？

回到亞當斯密所提出資源收入有三種
自己勞動、資本、土地
而這三種基間能夠創造新工作的
就是自己的勞動
而勞動可分為勞力與腦力兩者

自從人類從工業革命以來
所釋放的就是人類的勞力
大量的機器取代人原本作的事情
隨著科技進步精細勞動力也將逐漸被替換
也有可能之後更智能化機器出現
一部份腦力工作也將逐漸被替換

從中你就可以發現到未來創造新工作事物的也就是勞動中的腦力
而且是能夠創造高價值

可以放眼世界歷史或者現代來看
自從英國為十九世紀的強國
成果就是來自於當時工業革命時
牛頓、瓦特、波以耳以及亞當斯密都為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奠定基礎
讓整個國家勞動力近一步提升

回到價格上來講
未來能價格取決於人們對於這產品的價值來定義
而怎麼定義這價值就靠勞動的腦力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但個價值的高低有三個方向
一個是向人類未知領域技術的發展與解答
第二就是文藝
第三就是在專門領域達到巔峰

然而這三者間都有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堅持

所有新創科技的誕生要不是被人不接受
就或者觀念上不接受
而對於整體系統戲的科技進展有更加難
因為這不是像買個東西回家就好
是要整體構建網絡的重新建構

文藝方面就更難衡量
因為你不知道不理解
以及很難對生活創造價值

第三一件事做十遍跟十萬遍的差別就在於此

然而回歸根本
一個國家或組織到個人
要能創造社會資本積累
就像亞當斯密所說的把所有勞動數量充分雇用
也就是說我們是否能把時間有效轉換對我們有價值的創造

【帝國思維轉變】杯酒釋兵權到王安石變法(上)

在經濟史或至整部中國史上
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捩點
在變法之前是一個中國
變法後又是另一個中國
其結果使中國變成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家
一個更願意閉關鎖國的國家
甚至連國民性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探討這場變法前
必須先與宋朝政權制度聯繫起來思考
首先「杯酒釋兵權」來講
這是借著一場酒席把兵權通通收回到中央
由兵在籓鎮改為中央養兵
這在中央與地方的集權一分權制度安排上的一大創新
從此地方籓鎮再也沒有力量挑戰中央
也就是說從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後
將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時間
中國再也沒有發生地方挑戰中央

但是兵權收回的一大問題
那就是從此中央要養兵
養140萬個精壯漢子再加上馬匹糧草
基本上就吃去了大辦中央財政
當時朱熹就說到及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軍費上

所以自宋到明清民國軍費支出不堪重負一直是治國者最頭痛的事情
以及後來公務員愈來愈多也間接增加負擔
這也是大一統制度與生俱來的遺傳病

正因為有這樣的政治制度安排
宋朝在經濟制度上出現了戲劇化變異

一方面對民間非常寬鬆
從政策取消縣以下不許建立市集的命令
間接使中國市集模型的奠定

另一方面就是工商稅金降低

但在國有專謍制度上比漢唐更為嚴酷
它專謍的領域更廣包括茶、鹽、酒、醋、香藥、象牙等
而這些商品都有明顯的三個特徵
資源性、必須性、暴利性

控制了關鍵性產業之後
政府允許民間經營其他商品如針線，’服裝、肉食等
這些商品也有三個明顯的特徵
經營分散、不易管制、利潤微薄

而這樣的運營下
使得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型成楚河漢界
國有企業聚集在少數上游產業
並形成寡頭壟斷的地位
這格局到宋代完全形成了
並作為一個傳統延續到今天

正因為如此宋朝經濟就出現了其特現象
民間生產和貿易空前發達
但是自由商人都活躍在產業的中游和下游
且財富規模都不大

另外宋朝在經濟制度的另一轉變
就是允許官員經商
不抑制土地的兼併
對壟斷資源進行授權

而些做法造成什麼影響？
第一這就形成以公款為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
利用公家的勞動力借勢低買貴賣或加以壟斷
也就後來形成所謂的權貴經濟模式

但是為什麼會有作出這制度呢？
在歷代開國皇帝中
唯一公開放縱鼓勵官員經商的
是宋太祖趙匡胤
史書上說宋太祖拉攏和控制各路高級將領的辦法
就是讓他們靠經商來發財

由以上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
其一
宋代的經濟制度創新是前朝所未見的
宏觀經濟、產業經濟到企業制度方面都出現了重大演進
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設在宋朝基本已定型

其二宋朝官商經濟模式已經標本化
其後一千年無非是這一標本的極端或惡劣化
中國的經濟型態
由先秦到漢初都是貴族經濟
演進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
成為世族經濟到隋唐則日漸現士商合流的趨勢
直到宋定行為紳士經濟
而這三種經濟型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官商經濟

到這大至可理解宋朝治理的方向
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亂
就需要控制兵權
要控制兵權就要養兵
要養兵就要增加財政收入
要增加財政收入就要壯大專營事業
壯大的國有事業民間經濟就會受到擠壓
同時造成權貴經濟的氾濫

所以宋朝開國一百年後就出現了兩狀況
第一是貧富差距拉的很大
窮人很窮富人很富
第二是土地兼併
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家族手裡
而財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長
於是就要改革
這也就為後來王安石變法奠定的基本環境

宋朝開國的經濟制度發展對我們又有什麼啟示？
從這我們回到當時來探討
兵權、養兵；地方、中央
就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一樣
得到一方勢必另一方就會衰弱

而這樣的情況就也像生活中工作與人生重要事情的選擇
有些時候選擇了這但有會對另一件事情產生影響

就比如要有收入高的工作其相對條件也其高
但也些工作環境相對劣質
而另一種收入相對低但工作環境卻相對健康
這就是一種取捨

這時就會有疑問說
國家經濟制度發展其考慮變因和這差太多了
確實是這樣
但我們回到當時來看
歷代帝皇都想要國家享千秋萬世
就一定未從過往歷朝歷代探究其亡國原因
就會發現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
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的威脅從來沒有消失過
唐朝最嚴重的安史之亂
在此之後中央一直對割據無能為力
亡唐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多年冒出十多個國家逐鹿群雄
直到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才解決這問題
而這一問題的結果就是財政一連串的後續影響

這也讓我們思考到
每一個選擇都會走出不同的問題出現
為了解決過去問題卻也產生出新的問題
然而什麼樣的選擇才是最好的？

其關鍵也就在於我們改變速度

宋朝在開國後的百年在經濟與文化教育上成果斐然
不論是工商業還是經濟和企業制度的創新也很多
中國最早出現的股份制公司就出現在宋朝
最早的一批職業經理人出現在宋朝
另外早期的貨幣貿易出現在宋朝
以及幣紙的發行也出現在宋朝

當時宋朝的鋼鐵產量相當於600年後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鋼鐵產量
人口方面在宋真宗時期
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一億
成為全球最大的以內需為主的統一市場

但百年後就開始出現弊端的貧富差距與土地問題
這也就導致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改革
後續會在一續探討
而我們可以理解到當時開國制度對國家形成富裕的發展
但到了一定時間點這優勢也相對變劣勢
就也是到了改變時間點

每一項選擇雖然對於當下會有一定好觸
但隨時間推演這好處的優勢也許會產生新的問題
要能在解決這問題就需在改變

為什麼日本在互聯網領域發展沒有出現像美國的企業雨後春筍般冒出
其中關鍵也就在於制度改變相對綁住新創誕生
這點在美國制度相對活絡
所以不會看見IBM、HP、Dell、Intel一直把持在這
而是從微軟、到谷割及後來臉書或之後的airbnb、uber
在日本還只看到SONY等在搞創新而沒能在見到新創
就也是被制度給綁住

選擇沒有所謂好或壞
最好的選擇也就是能順應當下情況作出判斷
在往後這些判斷想法必須將在一次次的打破
這也可以說唯一的不變
就是一直在變

【集權帝國的奠定】管仲變法：放活微觀經濟‧管制宏觀經濟

【集權帝國的奠定】管仲變法：放活微觀經濟‧管制宏觀經濟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完備的經濟思想的人就是管仲
他輔佐齊桓公成就了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業

管仲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經濟上創新
其中最著名分別有三項：四民分業、貿易興國、鹽鐵專營

在四民分業中
管仲主張把國民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
按各自的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稱為「四民分業」
把社會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

而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
兩漢以來都被尊奉為基本型態即指導原則
職業化分工及成熟，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

然而管仲為什麼要四民分業呢？
其中有四個好處
其一：「相語以事，相示以巧」
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
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

其二：「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已知價」
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其三：養成專業氣氛
人人安於本業
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

其四：是無形中造成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
從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導不需嚴厲督促也能教好

專業分工、父子相襲的制度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術領先於其他國家
以絲綢為例，在中國最早出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
當時臨淄生產的綺繡、純麗等高檔絲織品
不僅國內供給充分
還大量暢銷到周邊各國
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四民分業」表面上看是對殷周古制的繼承
其實卻有很大的差別
其根本性的不同是
把「工商」與「士農」並列
同視為「國之石民」

除了「四民分業」和抬舉商人的地位之外

管仲還是一個自由貿易主義者
齊國地處海濱魚業和煮鹽業一向發達

管仲規定
魚鹽可以自由出口
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徵稅
以便利諸侯各國

其他出口商品也實行單一稅制
在關隘爭過了的
在市場上就不再徵了反之亦然

齊國為了活絡經濟
更是大開國門只要商人來齊國
還專門設立了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
每三十里就設有一處

另外也首開國營色情業
他在都成臨淄辦了七間官辦的妓院
每一間妓院有妓女一百人
共七百人後來又增加到二千人
管仲以此吸引他國商旅
並大收其稅
後來的色情業者因此奉管仲為保佑平安的「產業始祖」

變相稅收：鹽鐵專營
管仲在經濟上看似是屬於自由主義經濟
但管仲是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主義實踐者
一方面放活微觀經濟的同時
另一方面則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制
而手段則是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來著手

在這個意義上
管仲實行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經濟大變法

管仲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制度創新是鹽鐵專營
它幾乎成為中國式中央集權制度的經濟保障

在農耕時期
鹽和鐵是最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
無一民眾可以離開

自西周以來
就有些諸侯將鹽鐵經營收歸國有
然而從來沒有人將之視為國策
絕大多數人的治國者仍然以徵稅
特別是農業稅為國家最主要的收入
其區別僅僅在於是按家庭人口徵收還是按照土地面積徵收

然而管仲最大的創新在於
他在稅收收入之外增加了專謍收入並將其制度化

以鹽鐵來舉例
在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一千萬人
如果按成人徵人頭稅
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
每人每月徵三十錢
為三千萬錢
如果進行鹽的專賣
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
每越能得到六千萬錢
就可得到一倍於徵人頭稅的收入
而在表面上政府不曾徵稅
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對
部僅在國內如此
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

鐵的專賣也一樣
管仲說一個農戶
無論從事農耕還是女工
都需要針、刀等都需用到鐵
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
三十根針就可以收三十錢
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
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
表面上國家並沒有徵稅
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
會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經濟體
但如果我們站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來看
其實是一個眾大的突破

首先商朝的覆滅後
有許多周朝人始探討商朝為什麼滅亡
其中有原因就是當實殷商的民眾熱衷於工商
而忽略的農業造成民心浮躁

使得後來周王朝建立後
工商業的地位便的非常低賤
而管仲本身就是一位商人出身
當時還與鮑叔牙一起經商
遊走在燕、趙、齊三國之間的毛皮生意

就也是因為有這種經歷
所以管仲知道在經商所會面臨到的的問題與困難
向面對市場關稅登記以及行徑中旅途休息的情況
所以才會在這方面放寬稅收增設客舍或者之後官辦妓院
因為知道這行業的需求
所以透過這些放寬限制促使經濟活絡

而為什麼就是管仲會要分「四行分業」的概念

首先針對當時時代背景
如果我們從當時當來看殷商覆滅
如果是人民都從事工商而導致農業無人
也是需要商人來活絡國家商品經濟
以及為了避免重導覆轍
所以透過「四行分業」的概念
使人民從事領域不會過度集中於某領域

而附加價值也就是個人生產力的提升
就如在《國富論》書中所提到的分工論是躍進文明社會的發展
把生產交易的價值提高到沒分工前的狀態

然而從這段歷史變革對於我們又有什麼啟示
當時春秋諸侯國度中最先稱霸的
就是齊桓公
最主要齊經濟實力與當時國家可說相差非常大
而就也因為有管仲輔佐下才得以有其成果

在現代組織發展或者個人生涯階段
都有可能出現一個人對其一生產生重大影響或啟蒙者
如當時哥白尼啟發了加例略
而加利略啟發了牛頓等
這也可以說是伯樂

但這要怎麼找
當時齊桓公上位其實是要殺掉管仲
因為當時政治立場的不同
但還好有鮑叔牙的建言說：「我的才能只能讓齊國平安，如果您要稱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為相」
就也因為這樣使齊國有了一為強大國相

人生中未必當下所感覺到的就一定是正確
也未必過往敵人就一定不會是盟友
就如英國外交官曾說過著名的話：「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齊桓公少了管仲中國經濟的樣貌又將會是另一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