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殺戮與文化】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殺戮：激活組織環境的五種要素

人類文明建置的底層其中一項就在於「信任」的基礎上，因為有信任才能右後的金融商品、股票、財務儲蓄以及相對穩定的價格指標。

基於信任基礎與穩定造就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從勒班陀會戰中來進一步分析，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之間的差距是如何戰勝？

如果從大架構來看，最重要的是在於環境的塑造，以及需求品的利基。
就如同好的環境會吸引好的人才進駐，威尼斯所呈現的就是開放、自由與穩固的商會環境，讓更多人才資本與財務資本能相互交流碰撞後，激發出更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接著透過這產品輸出帶動國家經濟影響。

以組織的角度來看，組織領導最重要的就是塑造出擁有相同元素的環境：開放、自由、穩固、平等、保障等五種要素，以讓組織能透過個人的能力的激發與疊加知識知本，將能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組織發展。



到勒班陀會戰為止時，對於羅馬曾經在北非、近東、小亞細亞和大部分巴爾幹地區設立的諸行省，歐洲已經失去了控制，至於東地中海的沿海水域也是如此，被奧斯曼人所影響。

奧斯曼人發現，一個鼓吹對異教徒開戰的統一宗教，有利於多文化龐大帝國的擴展。宗教戰爭的政策，使得非西方人擁有了前所未見的道德驅動宗教狂熱。

然而，儘管基督教世界一盤散沙，他們依然對蘇丹的軍隊保持巨大的優勢。西方在軍事上的支配地位，在羅馬陷落後有所下降，但歐洲的大部分國家1000多年來都潛藏著古典時代的文化傳統，理性主義、公民軍隊、資本主義形式、自由思想、個人主義、對重裝步兵和決定性會戰的依賴，這些因素使得他們擁有遠超過自身人口、資源或領土比例的軍事力量。

歐洲的主要問題不再是普遍的和平主義，而是幾乎毫無間歇的戰爭：在查理曼王國終結後的中世紀，由於缺乏中央集權的制約，西方文明的內戰以近乎自殺的方式進行著，歐洲王公們之間不斷進行極為血腥的自相殘殺。

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和西班牙帝國境內的槳帆戰艦製造技術要比亞洲先進得多，要靈活的多，更有可能不斷進化發展以應對海上的新挑戰。土耳其艦隊的全部組織架構乃至術語都是抄襲威尼斯或熱那亞的，這和中世紀早期伊斯蘭艦隊效仿拜占庭還海技術和海軍管理一樣。

軍事科學中，關於戰略與戰術的抽象理念在新的火藥時代復活，同時也成了西方所專有的領域，因此，兩支艦隊的指揮官們都是歐洲人這一點可以說絕非巧合。

蘇丹本人更青睞於出身義大利叛教者的海軍將領，他們熟悉歐洲的習俗與語言，因此更有可能使他的槳帆戰艦跟上敵軍在創新領與的步伐。

基督徒艦隊中的士兵，並不是全都能夠自由投票的公民，然而，神聖同盟的船員，主體也並非奴隸。奧斯曼大艦隊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其中堪稱精銳的禁衛軍和划槳奴隸一樣，都無權對政治事務說三道四。土耳其艦隊相比基督徒划槳船員更有可能逃跑，至於歐洲戰艦上的普通士兵的地位，則是自由人，他們不像土耳其士兵那樣屬於某個帝國貴族的財產。


使基督教小邦結成的聯盟能夠獲得勝利機會的還是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他們不僅建立了資本主義體制，製造出優秀的船舶，還能大規模生產火氣並雇用基數嫻熟的船員，考慮到他們有人口和領土的限制，這更是一項偉大的創舉。儘管在勒班陀，代表歐洲力量的只有三個真正的地中海大國，教皇國、西班牙和威尼斯，但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總合要比整個奧斯曼帝國的國民經濟規模大得多。早在艦隊出航前，教皇國的大臣們就已經積鑽維持兩百艘戰艦作戰一年的全部資金。

最引人注目的城邦國家

威尼斯共和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的區別，是雙方在經濟生活上的巨大差異，這個城邦國家所能提供的物產和服務，在規模上遠小於法蘭西、西班牙或英格蘭。在勒班陀會戰發生時，威尼斯本人口不足20萬。這個城邦的領土侷限在北義大利數百平方英里的小圈子裡。與此相比，蘇丹統治著數百倍威尼斯的人口，有著遠多於他的礦石、產業品和貴金屬儲備。威尼斯固然在近東西方之間從事著有利可圖的貿易，但蘇丹控制著比這個小小城邦大上1000倍的土地。然而，在軍事資產、貿易、商業和對地中海的影響等方面，威尼斯在整個16世紀中僅僅依靠自身的實力，便幾乎可以與奧斯曼匹敵了。

顯得易見的是，威尼斯的力量，來自它根據現代專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生產原則來製造戰爭武器。威尼斯大兵工廠的建立，源自於資本主義體系和立憲政府機制的自然發展，伊斯坦布爾的獨裁政權完全無法想像出那樣的製造業奇蹟。威尼斯由一個選出來的最高行政長官和大體上由貴族商人組成的元老院聯合統治，這個政府允許從貿易中滋長出來的資本主義在相對低賦稅的環境下發展。並且保證個人財產是合法所得，不會被充公。此外，威尼斯的公司也欸賦予了法律的保障，成為不屬於任何個人的、任人唯才的經營實體，從而能夠超越任何個體，在利潤的基礎上判定成敗。一個威尼斯公司並不依賴於任何個人或家族的生命、健康或地位，而是完全依靠根據諸如投資、回報之類抽象商業原則，加上股票、股息、保險、海事貸款等金融工具輔助下行動的效率來獲得利潤。

國家支持的資本主義體系在自由的社會環境裡運作，並經由共和國選出來的公會進行監督，所有階層中富有才能的人都相信，這是地中海沿岸最適合商業經營的社會氛圍。

和土耳其人相比，威尼斯的優勢並不在於地理、自然資源、宗教狂熱或是對持續交戰的執著，而是在他的資本主義體系、共識政府制度下以及不計較利益對研究的執著投入。

只有在上述狀況下，技術嫻熟的航海工程師、船員和訓練有素的海軍將領才能夠勝過奧斯曼在領土、收入、遊牧民族的戰士文化傳統以及單純人力資源上的優勢。蘇丹尋求著歐洲的商人、船舶設計師、海員，進口火器；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一個土耳其人能夠發現歐洲需要他們的服務。

從威尼斯的例子我們一個國家延伸到組織，來探究如何塑造組織的激活因子。

其一：開放
組織從常存有各部門，而為了整體組織發展，就傾向於各部門間的競爭，但同時容易產生一種問題，就是對方做了A專案，同時我們也在做a專案，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相互重疊，也就容易造成資源重複使用的情況。

開放的核心本質就在於讓團隊中的人知道，各部門或組織間目前所在做的事情，從中分享共創，是未來企業競爭中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二：自由
未來組織的結構與職務將會相對自由，不再是單一職位的發展，而是能從多元化的職能來做結合，就如同威尼斯在各項科學武器上的發展都是從不同領域書籍、火藥等座結合進一步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

其三：穩固
這就如同企業的核心戰略的一致，針對總體的方向來做各項目標的設定，再依據各項目標來達成企業的總體效率。但如果有發生任何狀況，就需要有不同的應對與方法來作解決，可是在處理過程中，還是要能保有最初設定的核心戰略。

其四：平等
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有其價值，而要塑造一個好的組織環境，就必須先有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觀點，如果起始點不同將會造成組織間的衝突與矛盾，所以要能激活團隊文化，其中關鍵在於能否創造出平等的基礎，再從中做出差異化的調整。

其五：保障
任何組織的創新都包含有一定的風險存在，而領導者就需要創造一個可以犯錯的環境，讓組織成員知道即使失敗還是能得到支持，但也不能無限度的失敗，須依據組織所能承受的範圍來做適度的承諾與鼓勵。

62【殺戮與文化：強權興起的決定性戰役】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殺戮：激發組織個人貢獻的2種要素

中央集權的組織下，也就是金字塔型組織，在溝通的流動性上會有非常大的阻礙，通常解決的辦法是拆分，讓大組織解構成一個又一個小事業群。讓彼此如個小公司像是競爭又是合作夥伴。

在《文明》書中就提到，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主宰近現代，其中一個要素就是，「競爭」因為在競爭的過程，當你有這項技術，如果我沒有就會被比下去或者被對方征服。也因為歐洲呈現多元國家的狀態，讓競爭可以不斷激發啟蒙、科學、工業革命的發生。

勒班陀海戰是場西方國家如，西班牙、威尼斯、熱那亞、教宗國及其他國家所組成的神聖聯盟，對抗東方的奧斯曼帝國，這場戰役決定了後期海戰的轉換，以及兩種不同的文化、制度、社會、經濟的模式下的結果。

兩種不同模式下的組織，如何影響關鍵戰役的結果？

1兩種模式的衝突

勒班陀位於希臘西海岸外，處於奧斯曼控制下的巴爾幹半島和基督徒的西地中海之間，是歐洲和它的敵人發生海戰的合適地點。

接近勒班陀外海時，基督徒艦隊一共擁有超過300艘戰艦，這些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艦艇分別屬於威尼斯、西班牙、熱那亞及其他國家：208艘槳帆戰艦，6艘加利亞斯戰艦，26艘蓋倫戰艦以及其他76艘較小的戰艦。這支龐大艦隊的總兵力，則包括了5萬多名槳手和3萬多名士兵，這是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前所未見的龐大基督教聯軍。

然而，這支艦隊在規模上仍然要小於蘇丹那支接近10萬人的艦隊，土耳其艦隊擁有230艘主力戰艦和80艘其他各類戰艦，在數量方面佔據上風。

儘管如此，事實最終證明，基督教槳帆戰艦的質量優勢而非奧斯曼槳帆戰艦的數量優勢決定了勒班陀海戰的勝負。

威尼斯槳帆船式地中海上設計最好、航行也最穩定的戰艦，它也是土耳同類戰艦的模板。西班牙戰艦也要比奧斯曼戰艦建造得更好、更結實。

這場海戰雖然識字亞克興海戰以來最大的划槳戰艦會戰，但它恰恰意味著划槳戰艦即將走下海戰舞台。勒班陀將是海軍史上最後一場大規模槳帆戰艦戰鬥。

2

決勝點

首先，基督徒鋸掉了他們的槳帆戰見撞角，這意味著使用戰術的時代已經過去。比起安裝撞角，艦上多安放一門火砲顯得更為有用。

此外，撞角也會影響艦樓火炮的射界，導致炮手必須向高處射擊，以免炮彈打到自己的船艏。

去除掉撞角後，基督徒的槳帆船擁有了更好的視野和安放火炮的更大空間，能夠直接瞄準射擊前進道路上的敵艦。

威尼斯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以及西班牙工匠的專業技術，確保了基督徒槳帆戰艦在武裝狀況方面要遠好於土耳其戰艦。

這不僅因為平均每艘戰艦上的火炮數量更多---神聖同盟的戰艦上共有1815門火炮，相比之下，規模大得多的奧斯曼艦隊只有750門---還在於每門基督徒戰艦上的火炮，在鑄造、保養方面都要比奧斯曼同類型武器做得更好。

在火器使用方面，歐洲火繩槍部隊有更多的經驗和更好的訓練，因而與上量上遠少於自己的奧斯曼同行們相比，他們的火藥和槍炮更可靠，並且射速是奧斯曼人的三倍。

與弩相比，奧斯曼人的反曲複合弓的確是致命的武器，它們具備更好的射程、準確度和射擊速率，但掌握這樣一件武器需要數年的訓練時間，而且在射擊數十發箭矢後，弓手就會疲憊不堪。

此外，弓也不可能像弩或火器那樣被迅速大量製造出來。傳統上，歐洲人強調將盡可能多的致命武器發到盡可能多的人手上，他們很少考慮射手的社會地位問題，也不必擔心有效使用武器所需要的狀態與訓練程度。

勒班陀海戰中雙方都使用了奴隸槳手，但是神聖同盟中依然有自由槳手服役，聯軍也傾向於讓參戰奴隸獲得自由。相比之下，土耳其槳帆船上的基督徒奴隸在戰前受到威脅，除了低頭划槳之外，任何異動都是死路一條。有些跡象證明，在戰鬥中至少有幾條船上的奴隸發起了暴動。實際上，在土耳其艦隊中，沒有任何一個自由戰士。

在這一損失對蘇丹而言可謂加倍慘重，因為他和歐洲人不一樣，既沒有製造成千上萬支新火繩槍的能力，也沒有組件一支由征招兵組成的新軍的能力。槳手—更不用說軍火製造者和設計者了—必須從歐洲海岸以雇傭兵、背叛者或者奴隸的形式弄來。

3

文化傳遞

西方以外的人們總是抱怨歐洲對紀念儀式壟斷，並難以忍受西方人對歷史藝術本身的控制，這完全是有道理的。勒班陀海戰的後果，比任何其他事都更不公平，一場西方式「勝利」的故事，很快就通過印刷出來的歷史書籍、委託製作的藝術品和到處流傳的通俗文學，傳播到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中間。

在所有這些紀念形式當中，沒有任何內容涉及從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角度看待這場會戰。與此相反，我們只聽說蘇丹在戰後發出的殺死伊斯坦布爾所有的基督徒的威脅。少數幾份關於會戰的土耳其記述並不具備文學性，也沒有廣泛刊印發行，它們是乾澀的、政府批准的、格式僵化的紀載。除了少數伊斯坦布爾政府菁英之外，幾乎不會有任何其他讀者對其發生興趣。

與此相反，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文材料中，則有數十本充滿激情的第一手著述傳遍了地中海地區，儘管這些材料時常在事實和分析方面互相牴觸。這就是允許異類聲音和自由表達的社會特性。

勒班陀海戰的結果恰恰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設計、製造以及分配武裝方式的優越性。數量龐大的火炮、火繩槍、弩，以及製造精良的船隻，在戰鬥中抵銷了奧斯曼人的數量優勢、土耳其士兵令人恐懼的聲望，以及奧斯曼帝國部隊在本土水與作戰的便利。因此，所有這一切在沒人能夠遇見到勝利的結果情況下，就已經使得神聖同盟獲得很大的機會來爭取勝利。


從勒班陀海戰中以三種面來看：方式、人員、武器來分析。

首先是方式，基督徒選擇以火炮的方式來做攻擊；另一方面奧斯曼則是用撞擊式，形成兩種不同的戰略手法。

後者就是不斷往前，因為過去戰都的經驗來看，只要用足夠數量的兵力，就能取勝，所以用這樣的邏輯時，遇到基督徒的火炮式攻擊，就出現了困境。

這就是所謂的不連續性的出現，在過往經驗下，出現未知的方式或沒見過的情況，容易迷失混亂。導致成功無法再接續。

第二，人員：從古希臘到羅馬到中世紀，歐洲都有所謂的公民自由的概念。也就是個人獨立與參與性；相對於奧斯曼來說，因為是大一統帝國，集權使個人權利收歸到中央與最上層，使個人只能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權。也就無法達到馬斯洛提到的個人發揮的層級。

第三，武器：從冷兵器時代進入到熱兵器時代，讓增兵的範圍增廣，例如原本使用的弓箭就需要有力氣的人才能拉的動，但是使用了火繩槍後，任何人只要會操作技術就可以快速上手。

這就對於人力上有大幅度的增加，以及可替換性。相較之下，奧斯曼以弩為主體，而培育一名弓弩守則需要12個月。所以在勒班陀海戰後，奧斯曼的兵力耗損，無法地立即回復到先前的狀態。

從這場戰役的三面向中，與現在組織的關聯性又是什麼？
可以從中看出對組織的兩種影響因素：

第一、速度：
面對不確定的時代，變化已成為常態的同時，如果只守住既有的框架或定位，容易讓組織進入衰敗，只有透過不斷嘗試跨領域結合，從新定位才能再次找出關鍵定位點。

例如蘋果最初的產品定位在電腦，如iMac，接著iTunes的出現，讓蘋果定位轉向音樂市場，後來2007年推出iPhone，轉而向智慧手機。可以看出企業轉型必須不再S行曲線達到飽和時，就必須思考下一步的發展路徑。

而在此期間，我們組織的核心定位就需要有這思維「勇於嘗試」因為組織不跳脫領域嘗試，就只能走向既有成功無法進入到下一個成功。

然而，要能有效轉換，就有賴於企業的轉變速度。神聖聯盟透過火炮的攻擊，加速了打擊範圍，讓原本需要面對面碰撞才能進攻，轉而向遠在一方時，就能發出攻擊。

就如同弓弩手與火槍兵的適用性另一個人員替補性，人夠在一項專案品牌失敗後，快速重起另一項品牌事業，這就是未來組織需要具備的速度性。

第二、個人士氣：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團隊就是藉由每個人的專長互補，發揮團隊的最大效益。」團隊的出現，就是讓一個人原本不可能做到或是需要花費大量精力的事情，透過團隊中每個人的專業分工與貢獻，創造超越個人的成效。

這就是西方國家對於個人公民權利的體現。你所雇用來的每個人，不是雇用他的雙手，而是對方的腦。只有讓每個人知道自己可以為團隊組織做出貢獻，並且對個人是有利益時，組織裡的每個人才會知道自己的定位點，也就會為團隊做出貢獻。

然而，在這些轉變下，究竟是什麼影響基督徒擁有這樣的轉變？能從過去的S行曲線，跳脫到另一個增長產生連續型增長？

下回將從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化流通性、競爭市場、與個人資本相互關聯，與資本主義下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