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建置的底層其中一項就在於「信任」的基礎上，因為有信任才能右後的金融商品、股票、財務儲蓄以及相對穩定的價格指標。
基於信任基礎與穩定造就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從勒班陀會戰中來進一步分析，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之間的差距是如何戰勝？
如果從大架構來看，最重要的是在於環境的塑造，以及需求品的利基。
就如同好的環境會吸引好的人才進駐，威尼斯所呈現的就是開放、自由與穩固的商會環境，讓更多人才資本與財務資本能相互交流碰撞後，激發出更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接著透過這產品輸出帶動國家經濟影響。
以組織的角度來看，組織領導最重要的就是塑造出擁有相同元素的環境：開放、自由、穩固、平等、保障等五種要素，以讓組織能透過個人的能力的激發與疊加知識知本，將能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組織發展。
到勒班陀會戰為止時，對於羅馬曾經在北非、近東、小亞細亞和大部分巴爾幹地區設立的諸行省，歐洲已經失去了控制，至於東地中海的沿海水域也是如此，被奧斯曼人所影響。
奧斯曼人發現，一個鼓吹對異教徒開戰的統一宗教，有利於多文化龐大帝國的擴展。宗教戰爭的政策，使得非西方人擁有了前所未見的道德驅動宗教狂熱。
然而，儘管基督教世界一盤散沙，他們依然對蘇丹的軍隊保持巨大的優勢。西方在軍事上的支配地位，在羅馬陷落後有所下降，但歐洲的大部分國家1000多年來都潛藏著古典時代的文化傳統，理性主義、公民軍隊、資本主義形式、自由思想、個人主義、對重裝步兵和決定性會戰的依賴，這些因素使得他們擁有遠超過自身人口、資源或領土比例的軍事力量。
歐洲的主要問題不再是普遍的和平主義，而是幾乎毫無間歇的戰爭：在查理曼王國終結後的中世紀，由於缺乏中央集權的制約，西方文明的內戰以近乎自殺的方式進行著，歐洲王公們之間不斷進行極為血腥的自相殘殺。
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和西班牙帝國境內的槳帆戰艦製造技術要比亞洲先進得多，要靈活的多，更有可能不斷進化發展以應對海上的新挑戰。土耳其艦隊的全部組織架構乃至術語都是抄襲威尼斯或熱那亞的，這和中世紀早期伊斯蘭艦隊效仿拜占庭還海技術和海軍管理一樣。
軍事科學中，關於戰略與戰術的抽象理念在新的火藥時代復活，同時也成了西方所專有的領域，因此，兩支艦隊的指揮官們都是歐洲人這一點可以說絕非巧合。
蘇丹本人更青睞於出身義大利叛教者的海軍將領，他們熟悉歐洲的習俗與語言，因此更有可能使他的槳帆戰艦跟上敵軍在創新領與的步伐。
基督徒艦隊中的士兵，並不是全都能夠自由投票的公民，然而，神聖同盟的船員，主體也並非奴隸。奧斯曼大艦隊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其中堪稱精銳的禁衛軍和划槳奴隸一樣，都無權對政治事務說三道四。土耳其艦隊相比基督徒划槳船員更有可能逃跑，至於歐洲戰艦上的普通士兵的地位，則是自由人，他們不像土耳其士兵那樣屬於某個帝國貴族的財產。
使基督教小邦結成的聯盟能夠獲得勝利機會的還是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他們不僅建立了資本主義體制，製造出優秀的船舶，還能大規模生產火氣並雇用基數嫻熟的船員，考慮到他們有人口和領土的限制，這更是一項偉大的創舉。儘管在勒班陀，代表歐洲力量的只有三個真正的地中海大國，教皇國、西班牙和威尼斯，但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總合要比整個奧斯曼帝國的國民經濟規模大得多。早在艦隊出航前，教皇國的大臣們就已經積鑽維持兩百艘戰艦作戰一年的全部資金。
最引人注目的城邦國家
威尼斯共和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的區別，是雙方在經濟生活上的巨大差異，這個城邦國家所能提供的物產和服務，在規模上遠小於法蘭西、西班牙或英格蘭。在勒班陀會戰發生時，威尼斯本人口不足20萬。這個城邦的領土侷限在北義大利數百平方英里的小圈子裡。與此相比，蘇丹統治著數百倍威尼斯的人口，有著遠多於他的礦石、產業品和貴金屬儲備。威尼斯固然在近東西方之間從事著有利可圖的貿易，但蘇丹控制著比這個小小城邦大上1000倍的土地。然而，在軍事資產、貿易、商業和對地中海的影響等方面，威尼斯在整個16世紀中僅僅依靠自身的實力，便幾乎可以與奧斯曼匹敵了。
顯得易見的是，威尼斯的力量，來自它根據現代專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生產原則來製造戰爭武器。威尼斯大兵工廠的建立，源自於資本主義體系和立憲政府機制的自然發展，伊斯坦布爾的獨裁政權完全無法想像出那樣的製造業奇蹟。威尼斯由一個選出來的最高行政長官和大體上由貴族商人組成的元老院聯合統治，這個政府允許從貿易中滋長出來的資本主義在相對低賦稅的環境下發展。並且保證個人財產是合法所得，不會被充公。此外，威尼斯的公司也欸賦予了法律的保障，成為不屬於任何個人的、任人唯才的經營實體，從而能夠超越任何個體，在利潤的基礎上判定成敗。一個威尼斯公司並不依賴於任何個人或家族的生命、健康或地位，而是完全依靠根據諸如投資、回報之類抽象商業原則，加上股票、股息、保險、海事貸款等金融工具輔助下行動的效率來獲得利潤。
國家支持的資本主義體系在自由的社會環境裡運作，並經由共和國選出來的公會進行監督，所有階層中富有才能的人都相信，這是地中海沿岸最適合商業經營的社會氛圍。
和土耳其人相比，威尼斯的優勢並不在於地理、自然資源、宗教狂熱或是對持續交戰的執著，而是在他的資本主義體系、共識政府制度下以及不計較利益對研究的執著投入。
只有在上述狀況下，技術嫻熟的航海工程師、船員和訓練有素的海軍將領才能夠勝過奧斯曼在領土、收入、遊牧民族的戰士文化傳統以及單純人力資源上的優勢。蘇丹尋求著歐洲的商人、船舶設計師、海員，進口火器；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一個土耳其人能夠發現歐洲需要他們的服務。
從威尼斯的例子我們一個國家延伸到組織，來探究如何塑造組織的激活因子。
其一：開放
組織從常存有各部門，而為了整體組織發展，就傾向於各部門間的競爭，但同時容易產生一種問題，就是對方做了A專案，同時我們也在做a專案，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相互重疊，也就容易造成資源重複使用的情況。
開放的核心本質就在於讓團隊中的人知道，各部門或組織間目前所在做的事情，從中分享共創，是未來企業競爭中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二：自由
未來組織的結構與職務將會相對自由，不再是單一職位的發展，而是能從多元化的職能來做結合，就如同威尼斯在各項科學武器上的發展都是從不同領域書籍、火藥等座結合進一步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
其三：穩固
這就如同企業的核心戰略的一致，針對總體的方向來做各項目標的設定，再依據各項目標來達成企業的總體效率。但如果有發生任何狀況，就需要有不同的應對與方法來作解決，可是在處理過程中，還是要能保有最初設定的核心戰略。
其四：平等
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有其價值，而要塑造一個好的組織環境，就必須先有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觀點，如果起始點不同將會造成組織間的衝突與矛盾，所以要能激活團隊文化，其中關鍵在於能否創造出平等的基礎，再從中做出差異化的調整。
其五：保障
任何組織的創新都包含有一定的風險存在，而領導者就需要創造一個可以犯錯的環境，讓組織成員知道即使失敗還是能得到支持，但也不能無限度的失敗，須依據組織所能承受的範圍來做適度的承諾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