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資助戰爭，所有的政府多少會發行一點短期債卷，並且用它向中央銀行換取現金通貨膨脹因此在戰時獲得了動力。由於有這麼多人當兵，勞工短缺使後方的工人有能力抬高薪資。
到了一九一七年，數十萬工人在法國、德國與俄國參與罷工。先是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而後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橫掃了世界。與一八四八年城市秩序瓦解一樣，流行性感冒也只有這一次散布的範圍遠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孟加拉，以及西雅圖與上海。
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在每個地方都遭遇失敗，唯有在俄羅斯帝國獲得成功。布什維克在血腥的內戰後重新組裝了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社會主義領袖比得上列寧無情，他採取了「民主集中制」反對國會主義，而且致力於恐怖主義對付政敵。布爾什維克有些做法直接來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有些做法受羅伯斯比爾的影響大些，最終產生出「無產階級專政」。
在美國方面，一九二苓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之後，一九三零年代的通貨緊縮給予威爾遜以民族認同與民主為根基建立的歐洲願景致命的打擊。美國資本主義危機間接導致政府爭相升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產業，更影響了全球化的推進。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貿易萎縮了三分之二。許多國家同時祭出各項措施，如拖欠債務、通貨貶值、保護關稅、進口配額與禁止；進口壟斷與獎勵出口。此時，納粹的國度已經漸露曙光。
簡單說，資本主義的瑕疵並不致命，還不足以讓資本主義覆滅。資本主義只是管理不善與隨後產生的不確定性的受害者。當時最聰明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嗤之以鼻地認為股市是「賭場」，並且把「投資者」的決定比擬成報紙的選美比賽。
那這樣要如何避免通貨緊縮的陷阱？隨著貿易停滯與資本進口的凍結，凱恩斯提出了合理的建議：政府借款來進行公共工程。其他有利的做法，如放棄金本位，讓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以及允許利率下跌。
然而採行這些措施的議會式政府，恢復情況不甚良好。反而採取工業擴張與重新武裝計畫的專制政權，失業率降得最快。
「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俄國)與「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德國)提供的解決方案似乎遠比兩大英語體系經濟體來得有效。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上只有蘇聯的工業產值是增加的；但很少有人在問史達林統治下，生產一噸的鋼鐵究竟要死多少人。另一方面，希特勒也效法史達林的五年計畫草擬了一份四年計畫。
史達林與希特勒都承諾透過結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來促進成長與就業，而他們都做到了。一九三九年，美國的經濟產出仍比一九二九年危機前的高峰低了六%以上；德國則高出了二十三%，蘇聯更高，德國失業率人數已低於一百萬人，而就在四年前，這個數字高達六百萬人。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不到十萬名德國沒有工作，幾乎跟充分就業一樣。
但問題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成長無法轉化為實質的高生活水準。這種經濟模式與凱恩斯不同；它並未藉由擴大公共支出、在消費支出上產生效果來啟動總和需求。相反的，計畫經濟將人力動員起來投入重工業、基礎建設與武器生產上；而且透過強制儲蓄來為這個過程提供資金。結果造成消費停滯。民眾工作獲得薪資，但因為市面上能買的東西越來越少，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將錢存入帳戶，而這筆錢又回流到政府的支出上。
政府對於經濟制度的考量主要出於一個理由，就是「富國強兵」。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是要國家經濟成長，讓人民擁有充分就業，並增加國家產值。
當我們在知道制度設計面的本質，再去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確實帶來成效比資本主義來的好，但這不代表制度就一定沒有錯。
接著就要探討制度面下所產生的結果，是要再創制度來抑制舊制度的壞處，還是要透過制度本身帶來的結果推動另一項發展？
制度設計的本意，都是為了幫助人達到期望的結果，比如在組織內設計激勵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要激勵全體員工。
所以制度本身並沒有好壞的區別，只有符不符合我們的期望，這就會延伸出一個結果：人要順應著制度，還是制度要順應著人。
接著再根據我們設計制度的初衷，以及制度與人的本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從核心出發再到外部制度與人的關係，就會知道，制度本身不代表一定的依據，只是在當下的時間地點環境下，它能創造出最高的效益。但是當環境時空轉變了舊制度是否還能如過往一樣，就會出現很大的變數。這也就要回歸人的本質，人是沒有辦法用一定標準來衡量，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大眾平均所表現的結果，而這結果也不一定就不會變動。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對於世界、國家到個人來看，每一種制度都有它的利弊得失，沒有所謂絕對正確或是絕對錯的，只是在當下的時空環境，這套制度最符合全以大眾一致的認可。但這也不代表就是唯一的解答，總會有更好的制度會出現，隨著科技、社會認知的不斷進步，制度也會不斷的進化。
回到個人層面來看，成功的核心要素所具備的價值就是固定的，如同制度設計的初衷，而真正要變的是我們對於事物認知的轉變，這個轉變是外在思維的推進，但其中核心價值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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