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窮人的經濟學】飢餓=貧窮？

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沒有錢而走進貧窮陷阱嗎？
先假設透過單一框架來探討貧窮與飢餓之間的關聯
貧窮與富裕可能就在於一線之隔。
只是我們是為了當下的滿足
還是能夠把滿足當下的感覺進一步投資到未來上。
這就取決於我們對生命認知的層級在哪？
當你能對自己負責，就是完善個人。
當你對一個家庭負責，你就是為人父母。
當你對一百個人負責，你就可能是一間企業的領導。
當你對幾億人負責時，你可能是總統、國家元首。

當為了愈多人負責時，所看到的視野與格局也就不盡相同。
換句話說，當個人認知上的層級，將決定我們是貧窮還是富裕。

貧窮是否就代表著吃不飽、餓肚子？
如果是，當我們給足了糧食，就會沒有貧窮嗎？
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這只是我們從單方面的角度來看事情。因為我們認為貧窮的人餓肚子我們只要給足了糧食，他們就可以有能力從事生產來賺足之後的糧食費用。

然而，當窮人擁有足夠糧食後，後續的行為，反而不是朝我們所設想的方向走，而是把費用花在其他的部分，這部分也就是無法跳脫貧窮陷阱的影響。

對許多生活在富裕地區的人來說，貧窮幾乎等於飢餓。而且，許多國家的貧窮線最初的設定是建立在飢餓之上，並藉以掌握貧窮的概念—家裡的預算需要用來買一些食物補充熱量，再添購一些不可缺少的物品(例如容身之地)。換句話說，「窮人」基本上是指吃不飽的人。

因此，政府幫助窮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奠定在窮人亟需糧食的看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度，大約已超過一半的小麥以及三分之一的稻米在發送的途中「失蹤」，其中老鼠也吃掉一大部分。如果政府看到這些浪費的情況還是堅持糧食補助政策，除了是因為他們假定飢餓與貧窮往往相生相成之外，另一個最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貧窮陷阱造成他們沒有能力好好地餵飽自己。

這樣的直覺相當有說服力，貧窮沒有辦法讓自己吃飽，造成他們工作成效不彰，因此就陷入貧困。


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的身體需要一定的熱量才能活命，因此很窮的時候，他所能負擔的食物不足以過活。，而微薄的收入也無法像其他人一樣購買食物。

隨著收入增加，可以購買的糧食就愈來愈多。如此一來，身體的新陳代謝的基本需求得到照顧，除了讓自己活下來，更多的食物也產生更多體力。

這樣窮人根本賺不到滿足基本需求，因此沒體力做大量的工作，而那些有錢吃飯的人，就可以做正式的農活。這就創造了一個貧窮陷阱：窮人愈來愈窮，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吃愈來愈好，身體愈來愈壯，也就愈來愈有錢，而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雖然從邏輯上來看，似乎是無懈可擊，但在敘述中隱約有些模糊不清之處。為什麼我們不能先替他們付點錢？幫助他們獲取更多養分，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更有生產力，然後找到全職工作？因此，雖然飢餓產生的貧窮陷阱在邏輯上肯定有可能發生，但與現實生活中的大部分窮人有何關聯？


我們針對貧窮陷阱的描述背後有一個基本預設：窮人能吃就吃。而且，這是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生理機制：如果窮人有機會多吃一點，他們就可以做有意義的工作，跳脫貧窮陷阱，然後就愈吃愈多。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農村極度貧窮的人之中，食物大約佔了他們45~75%的花費，而大約占都市極度貧窮的人52%~74%的花費。

這並不是因為剩餘的錢都花在其他必需品。當真正的窮人有機會多花錢買東西吃，他們不是把全部的錢都拿來增加熱量，而是買比較美味、價格較高的食物。這也代表著，攝取更多的熱量並非優先選項，吃得美味才是第一。

另外，針對他們的飲食習慣，另一個解釋就是貧窮人覺得生活中有其他事情比食物還要重要。例如花大錢在婚禮、嫁妝與洗禮等。也有的人是因為生活苦悶，選擇購買電視、衛星天線、DVD播放機以及手機。

我們常把窮人的世界看成是一個錯過許多機會的生命，質疑他們為什麼無法忍住不買，然後做點會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好的投資。另一方面，窮人可能會懷疑自己的生活是否還有任何徹底改變的機會與可能性。

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看起來像是覺得任何值得犧牲的改變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也解釋為什麼他們都專注在當下，盡可能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快活一些，有需要的時候就慶祝一番。

窮人喜歡糧食補助，但如果我們之前所說，給他們更多無助於說服他們吃得更好，尤其主要的問題不在於熱量，而在於其他養分。或許，只發錢給窮人並不夠，而且即便逐步提升收入也不見得可以在短期之內改善他們的營養。

反之，直接把錢投入小孩或孕婦的養分所產生的社會回報相當巨大。但是，依然有太多國家的糧食政策是建立在所有窮人都需要便宜穀物的概念上。

【世界文明史】羅馬王政時期：社會化的需求參與

羅馬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人們不斷爭取對國家的主控權。然而，當局者卻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讓人民參與，回到企業行銷面來看，究竟什麼樣的因素，影響著人們反抗推翻羅馬舊制度，讓原本王政推向共和與護民官的出現？

早期羅馬的政府，主要以實現安定，而不是建立自由為宗旨。最初的羅馬國本質上是把家父長制的家庭觀念應用到整個族群，國王就像家父長對其家人一樣對人民進行管轄權。但是，如同父權必須受到習俗的限制，並且必須尊重其成年兒子的意願一樣，國王的權力也受到古代法的約束。例如，如果未經國內人士的同意，國王無權更改此成憲。他的特權主要是在行政、宗教、軍事和司法方面，而不是在立法之上。雖然他登基即位時，必須由人民予以認可，但是人民在擁立他後卻無法廢黜他，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真的挑戰王權。

除了王權外，此時羅馬的政治體制還包括了公民大會和元老院。公民大會全部由兵役年齡的男性所組成。身為最高權力機構之一的公民大會對國王所提出的任何修改法律提案，皆有否決權。但事實上，公民大會只不過是個認可機關，無權提出法案或者提議改變的權利。

元老院，或稱為長老會議，所包括的成員為族群內各民族的領袖。各民族的領袖們代表的是國家最高權力，甚至比一般代表還要大。國王也是元老院的成員之一，須經由該院授權國王才能行使元老院的權力。當王位懸缺時，國王的權力便由元老院收回，直到新的國王經由人民認可並且即位後為止。

在平時，元老院的主要職責就是，研討經由公民大會認可的國王提案，如果發現其中有與古代習慣所建立的權力牴觸時，必須予以否決。因而，即使在大多數公民都決意批准的情況下，也不能對法律有根本的改變。統治階層這種極端保守的態度，一直維持到羅馬歷史的終結。


到了西元前六世紀末期，王政被推翻了，由共和政體取而代之。羅馬共和國體制自建立以來的兩個世紀中，幾乎是一直陷於持續不斷的戰爭中。

這時征服不僅擴大了羅馬的版圖，而且也使得羅馬人與希臘的文化發生了有利的接觸。這時，羅馬人必須應付由以前所征服的人民發動之判亂，並鎮壓這些叛亂。

長期的一連串軍事衝突，為羅馬的歷史帶來在社會、經濟，以及文化上深遠的影響。貧窮公民的利益因而受到傷害，土地進一步集中在富有的大地主手中。

早期共和國體制中，羅馬發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變革。這些變革與其說是西元前六世紀革命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後來種種發展所引發的結果。在第一次革命的結果，推翻王政後，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以兩位民選的執政官取代國王，並給予元老院控制公共資財和否決公民大會一切行動的權力，因而提高了元老院的地位。

共和建立不久後，普通公民便在各方面展開權力爭奪。在王政時期，羅馬人便分為兩大階級，貴族和平民；前者乃是貴族、富有地主，他們獨佔了元老院所有的席位和各種官職。平民階級中雖然有一些人是與羅馬人血緣親近，但因為並未擁有純正羅馬人血統，從而被排除在貴族行列之外，其他大多數則是普通人。

在五世紀後，平民為了革除自己諸般的不滿，因而奮起反抗。大約在西元前四九四年，平民獲得首次勝利，當時他們迫使貴族同意選舉若干官員，即是護民官。並給護民官權力，讓他們有權法否決行政官的不法行為。這次勝利後人民又要求成文法典，結果就頒布了著名的「十二木表法」。雖然這些書板因為是象徵人民的自由，受到後世羅馬人的景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十二木表法大部分的條款仍然沿襲古代的習慣。不過，十二木表法確實讓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

從基本面來看，可以發現到人類歷史演化的過程中，不斷朝向社會化的走向。從單一王政，走向兩位執政官，再到護民官，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底層人民為了奪回生活的主控權，而不斷爭取來的。

另外到現代社會來看，人們屬於社會化，所以會參活動或刷屏來增加自己的存在感。面對人類最根本的需求，對於行銷人員來說，創造一個可以讓人抒發或參與的空間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也就可以看到很多活動網路品牌做實體活動或通路，最大原因就是讓人們可以有對這品牌支持或參與的地方。因為認同想要在這有更多的權力，就會透過這樣的公開活動來做參與。也就是說，在未來實體並不會減少，它會是連結人與品牌的一個重要活動點，讓人們有機會參與併發會個人影響力在這品牌。

【槍炮、病菌與鋼鐵】發明為需求之母：企業核心到個人IP

「需求為發明之母」與「發明為需求之母」這兩者間的差異，就在於我們的思維認知。要是社會中有一種普遍的需求不能滿足，或者是某件技術不如人意，人們就會期盼改善，就會產生發明。

有發明天才的人察覺到社會的需求，受到經濟或社會化的因素驅動，就會著手創新發明。有些發明家最後成功地設計出優越的產品，取而代之令人不滿的技術。要是新發明符合社會的價值，與其他技術也能相容，社會就會採納那個新發明。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些例子，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美國政府展開「曼哈頓計畫」，目標就是發明製造原子彈的技術，並且要趕在納粹造出原子彈之前完成。那個計劃三年內就成功了，共花了二十億美元。另外是在一七九四年惠特尼發明棉機，從棉花中分離出種籽，就是因為美國南部是非常耗費人力的工作；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引擎，是為了把水從英國的煤礦中抽取出來。

這些熟悉的例子讓我們以為，主要的發明是回應需求的產物。
事實上，許多發明是好奇心的產物，發明家動手腳、做出巧奪天工的物品，往往是沒有目標、藍圖的。當這些發明出來後，消費者才覺得他們「需要」那件發明。還有一些發明被遺忘了初衷，因為消費者者到它們新的用途。例如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主要是紀錄垂死的人遺屬，為人留下有聲書，但後來有其他商人把留聲機當作點唱機，只要投幣就可以播放流行音樂。

所以，發明往往才是需求之母

但由於新發明早期的原型多半表現不佳，很難看出有什麼用途，發明家必須獨力堅持很久，以改善他們的發明。最初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電視機，都非常笨重，因此發明家本人都難以看出他的原型是否有用，除非確定有用，才有可能繼續花資源改進。

美國政府每一年發出七萬件專利憑證，只有少數能達到商業生產的階段。相對於每一件找到用途的發明，有無數的發明根本找不到用途。甚至起初能滿足原始目的的發明，後來也可能因為發現新用途而變得更有價值。瓦特的蒸汽機原本是為了從礦坑中抽出水設計的，後來卻用來推動機器，連火車和船都用上了。

很多現代發明，表面上看起來大家都公認是哪些發明家，但這些發明家的技術或知識，都是透過之前努力所累積來的，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發明了電燈泡，其實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七九年間，別的發明家已經發明了燈泡並取得專利。愛迪生所做的，是改進他人的發明。同樣的，萊特兄弟的載人動力飛機，也是基於前人的基礎，之前有人發明了載人的滑翔機，以及無人動力飛機等。

也就是說，最後世人接受的新發明，它們的樣子是不斷在進步改變的。

從上述所提到的，有兩點結論：第一，技術的發展是累積式的，而不是英雄憑空創造的；第二，技術發明了之後，才產生用途的問題；而不是先有需求，才刺激了發明。

從企業的層面來看，企業往往追求市場需求，而不斷迎合市場，就會產生一種結果：失去的企業的核心本質。企業的根本是要創造顧客，如果只是滿足消費者，很容易流失，因為當有比你更優秀的企業出現，消費者就會轉向對方。所以，企業更應該專注在核心領域，並且不斷創新發明，讓消費者因為品牌的力量而留下。

回到個人面來看，未來，將是屬於不斷創新發明的人，就如同知識產權(IP)例如：花千骨是個大IP盜墓筆記是個熱門IP，商業模式也就會跟著改變，每個人都會產出知識產權，而這些就是屬於我們創新發明，而企業會透過這些IP來尋找那些知識產權是他們值得投資購買。

所以，從個人、社群、到企業，整體的商業模式將從需求面轉向為創新發明面。相對來說，知識的質就愈來愈重要，只有好的質量，才能留住消費者的目光。

【槍炮、病菌與鋼鐵】文字的起源：從0到1

十九世紀的作家常把歷史當作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過程。這種轉變的里程碑包含了農業、冶金術、科技、中央集權政府和文字。

在傳統的觀念中，以上幾項最受到地理條件限制的就是文字：在回教世界和歐洲殖民向外擴張前，很多地區都是沒有文字的蠻荒，如澳洲、太平洋上的島嶼和赤道非洲地帶。

知識帶給我們力量。因為文字在知識的傳達上，可以更精確、大量而且詳細，現代社會的力量正是來自於文字，我們因而得以汲取遙遠時空的知識。

文字和武器、微生物、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並駕齊驅，成為現代征戰的利器。帝王和商賈都是利用文字發號施令、組織船艦向海外擴張。艦隊航行依循的海圖和航海指示都是以前的探險家留下來的。這些紀載告訴我們後代探險家外地的情況，使人得以未雨綢繆。帝國的統治、管轄也靠文字。在沒有文字的史前時代社會，則是利用別的方式來表情達意，但文字還是比較簡便、詳細、精準，而且更大打動人心。


然而，為什麼只有一些族群得以發展出文字，其他族群就沒有？例如傳統的採集狩獵族群沒能發展出自己的文字？文字在人類歷史上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用途又在哪裡？

要能理解這些必須先釐清，文字是怎麼誕生的。

造字的策略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音節
第二：語標符號
第三：符號代表

以上的文字在各種文字的發展下，都包含了其中幾種，例如中國文字並不是全都語標構成，英文也不指示字母文字。就像其他母文字，也用抽象的語標。而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包括不少音節符號，而每個子音都有一個字母相對應。

如果從零開始創造一種文字系統必定比從其他文字借用或改造來的困難。最早開始造字的人就必須先擬定基本原則。例如聲音分解語音單位，高低大小加強語氣等然後設計出代表語音的符號。

目前我們所能找到最古老的文字就是蘇美人楔形文字，出土史料非常豐富。這種文字是農民用簡單的陶土記號作為記數之用，如紀載綿羊和穀物的數量。在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幾百年，這種計算、格式和符號很快演變成人類第一個文字系統。書寫技術的一大突破就是黏土板的利用，使得文字記載簡便許多。

蘇美人文字的發展至少花了幾百年時間，或許幾千年也有可能。文字發展的先決條件是：這個人類社群必須認為文字有用，而且能夠支援造字專家。

在文字的傳播上有兩種方式，分別是科技和思想的範疇。有人已經發明出一套可用的東西。你是個使用者，何必放棄現成的，大費周章、絞盡腦汁來創造發明？

發明的傳播方式有很多，一種是依照「藍本」的傳輸」，照單全收或略加修改後拿來運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則是取其精隨，屬於一種「意念」的傳輸，學的只是基本概念，再用來研發細節。

回到文字的用途和限制的方面來看，人類文明能夠擁有文字的發展擁有特徵是：社會結構嚴明、有著複雜的中央集權政府。早期的文字滿足政府組織的需要，使用也全都是全職官員，狩獵採集社群沒能發展出文字，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需要文字的政治組織，也沒有社會或農業機制產生多餘的糧食來支援造字專家。另外，絕大多數的文字社群都是從鄰國借來的，或是受到啟發而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並非獨立發明的。


從文字系統的發明與發展來看，對於我們來說可以看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從0到1的過程。

例如在1940年代的美國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和現在中國製造一個原子彈的難易性，屬於前者較難，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要創造出一個從來都沒有看過的東西，也不知道這樣投入會不會成功，相對於成功後再製造相同的東西難易程度大幅降低。

接著我們延伸出一個議題，究竟如何創造從0到1的價值？

文字的發展歷程從一開始簡單的陶板紀錄，發展到文字系統的成形，整個過程都圍繞在紀錄的角度，這些紀錄就是為了方便管理，所以文字發展的核心在於溝通。擁有良好的紀錄就代表者好的溝通紀錄，好的溝通讓人們知道我們的現況。

也就是說，做一件事情從無到有的階段可以透過觀察，來釐清行為背後的核心。接著透過這些核心價值延伸出應用面，例如iphone與nokia都是手機開創者一個是智慧型以個是通訊產品的普及，而兩者都是從核心價值來延伸出的產品。

在行為背後的動機分析上，可以透過解構組成要素，例如文字可以由三種策略發展，接著再從這些元素來思考，什麼是我們的關鍵重點，依據這比重來重新構築出核心策略。

然而，從0到1的過程並非只考量到核心價值，還必須思考受限因素，就如同文字的發展並不會所有的族群都有，會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下與條件，才能發展得出來。所以從零開始的同時，我們也要關注那些可以模仿，或者啟發我們的事物。

【帝國】保守主義：階層統治下的優劣

西元十九世紀的印度，主要的統治階層來自於英國，對於當時的印度人來講，還是有些封建勢力的殘存，這些地方至少在名義上還由傳統的王公統治，雖然一切都在英國內政專職大臣的監管下，擁有著直接統治權。

當時的印度總督寇松熱衷於維護階級制度，而是保有一種心態一方面在印度王公的政治形象，富有、西化、但無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則希望他們不問政事、保持忠誠。

大英帝國的管理階層煞費苦心地重建、保留或者在必要時創造階級。透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統治的效益。


另一方面，英國也對印度的基礎建設、灌溉系統及工業進行大量的投資，至一八八零年為止，英國已經在印度投資了二點七億英鎊，幾乎佔海外投資的五分之。在土地灌溉上原本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受到灌溉；英國統治時期，英國人將受灌溉面積擴大到了原來的八倍。

回到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時期來看，在麥考利時代，英國人扶植了一批說英語、接受英國教育的印度菁英服務於印度公務行政體系，形成英國行政管理的一大支柱。但是到了寇松時期，這群人突然失寵，英國人又開始扶植那些表面風光、實際上去早已名存實亡的王公貴族。

寇松的作法導致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後期，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如同，金玉其外、敗絮其內，表面上看起來富麗堂皇，殊不知僕役們正躲在階梯下房著拆解木地板。


菁英階層對於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來說，是一個進步的動力來源。對於英國初次來到印度時，為了加強對於地方的控制，於是設立了整個行政機制，就是為了方便治理以及一致性。其中有在教育來看，透過教育的方式，讓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擁有相同的性質與職能，能夠快速符合到組織裡面。

在此同時，也有利於吸收菁英分子的加入，讓組織除了一致性，更大大降低了這些知識份子去產生革命的可能。

回到我們現代來看，教育系統的一致性，是為了方便國家組織的發產而連帶的轉變。然而，當政府機能的人手一經足夠了，那剩下來的人究竟要如何分配？

如果這些知識份子不善加利用就容易產生與制度面的衝突。因為當人擁有自我思想後，會連帶把相關議題吸收納入，最終將導致整個民族朝向變革的方向走。這也是為什麼隋唐時期透過科舉制度讓知識份子的思想統一化，以及歸納於國有，這樣就不同意有意見聲音。

那如果我們都這麼做整個國家或是社會，都將陷入一場思想停滯的階段。少了思想間的交流，就沒有創新創造的發明出現。這一套制度應用最好的就是明清時期，封閉思想家以控管從文字、思想的僵化，讓國家沒了進步的動力，這也就可以說明中國在四大發明後就沒有再出現重大的科技進步。


那面對知識份子究竟要包容接納，還是要放手隨市場機制來走？

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說市場的運作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作，如果我們強加控管，只會使整個經濟停滯，這也就說道沒有所謂的好的產業，而是能隨著時代不斷的轉變來適應的產業。所以人才也不應該是一致化，而是能夠透過不同面向、不同的評鑑方式，才能更全面性的理解人的價值。

【元朝的國際貿易】泉州港興盛：成功商人具備的三種思維

十三世紀時，泉州港與明州港、廣州港並列為南中國三大海港。與明洲、廣州相比，泉州的內陸腹地最大。在整體經貿上來看，泉州有天然的外貿優勢。自從唐代以後，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鎮南門附近一個被稱為「番人港」的居住區，到了十二世紀的北宋中期，「番人港」中即已擁有十萬多人，他們組建遠洋船隊從事遠航貿易，操縱和壟斷了當地港的海外貿易，而在這之中以蒲家更為壯大。

元軍渡江攻擊南宋之後，東南沿海風聲鶴唳，蒲壽庚先是組織力量抗擊元軍，成為南方重要的抵抗勢力。因此，當宋兵被一路追殺之時，小皇帝趙昰一行首先想到避難之弟就是蒲壽庚控制的泉州，以此為據點，或可再聚力量。

然而，蒲壽庚在這時卻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抉擇，他下令關閉城門，不讓小皇帝進城，於是只好繼續向東南竄流。一二七九年，宋軍在廣東新會與追兵展開最後的決戰，宋兵全軍滅。



投靠元朝的蒲壽庚得到了回報，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將軍，蒲家三世顯赫，統治泉州長達數十年之久，也成為當時最著名的首富家族。

蒲壽庚叛宋投元，被漢人和史學家唾為不齒，更成了商人見利忘義、隨風使舵的範例。

不過，他的這一決定不但保全了上百萬生靈，更把泉州帶上了一段無比輝煌的歷史。由於廣東的漢人拚死命抵抗，元兵血腥屠殺，廣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為中國最大的港口，並與亞歷山大並列為當時世界最著名的兩大港。

蒲壽庚對泉州的崛起有所貢獻。在他的主導下，泉州與上百個國家形成了貿易關係，貨物貿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海船數量一度有一萬五千艘之多。他還在泉州至杭州之間，專門設置了海驛。最後因商貨貿易而繁榮，泉州商人名聞天下。

回顧歷史會讓人省思，究竟「名聲」與「利益」間的什麼才是正確的？
然而，回到當時時空環境，以及成長的背景，選擇就會有所不同。蒲壽庚本身處在的環境就是商人的環境，而商人所重視的就是利益與收穫，在每一筆的選擇當中，考量後果是非以及價值；因為這樣思維所以才會有閉關城門的險則出現。

雖然歷史是非成敗會在不同時空下，會有不同的定義在。我們還是能夠透過不同的角度來省思，一位成功的商人，究竟需要具備什麼基本思維？

接下來就從三個觀點來分析其中的關鍵因素。

著眼於未來
當時小皇帝來到城門卻選擇不開，就是判斷出宋朝已無能力再與對方對抗，於是選擇了未來能夠統一國家的人。在經營管理上都會有所謂的目標管理；或者領導者會對團隊創造出一個願景，而這些都是一個目標方向，讓人們知道我們要怎麼走。我們在探究目標的其中要素，就是對未來的期望與眼界，因為知道在未來什麼是好的，才會往那個方向去。所以可以看到許多成功者所做的事情，往往不會急功心切得馬上就要有回報，是能夠從不同資料、數據來評斷出未來什麼是趨勢，進而產生目標，讓每個選擇都往著這個目標前進。


不受人眼光
也許有人會因為做了這種行為，反而會覺得這樣叛國的行動會被人們唾棄，於是就會在行為與決斷上錯失了，可是蒲壽庚卻能不壽世人眼光不斷讓泉州走向世界大港的角色。

成功與不成功其中一個關鍵也就在於此，成功者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在決斷或判斷上，不會因為眾人眼光而有所退，即使在最不被支持的環境下，還是能夠堅持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相對的，容易受到眾人眼光而影響了人，有可能會因為一時不確定，而選擇了大家要他選擇的答案，而非自己所要走的，到最後就有可能變成自己的人生是別人在操控。


善用優勢
泉州港本身就擁有很好的商業環境，加上地理優勢與人的運用，最終形成著名的港口。回歸到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能清楚知道自身的優勢，那我們就跟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有當你擁有一項專精的能力，才能在眾人面前展現出你的價值所在。這項專業就代表著個人的品牌，每一種品牌都會有不同的定位，所以找到自己的優勢，從而創造出屬於自己得品牌定位。

【文明】工作倫理與識字倫理：認知結構下的起因

我們可以回顧近五百年的時間，西方文明興起成為世界的支配者。西方的制度結構，如公司、市場與民族國家，成為全球競爭經濟與政治的標準，是西方其他地區學習的樣板。

然而隨時間不斷推演，世界已經經歷兩次金融泡沫危機、兩次艱困的戰爭、一次經濟大衰退，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在眾目睽睽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西方延續了五百年的支配地位，是否即將告一段落？

然而在提出這問題前，我們必須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就了現在西方制度、科技、經濟等各項指標的成功？

其中的關鍵就是新教，是新教特有的辛勤工作倫理以及結合了這項倫理的節儉。

如果你是十九世紀晚期一名富有的歐洲實業家，那麼你很有可能是一名新教徒。宗教改革使許多北歐國家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經濟力量也從天主教國家往新教國家移動。乍看之下，信仰形式與崇拜方式似乎與人們的經濟財富有一定的關聯性。問題是：新教有何不同之處？路德及其後繼者的教誨是什麼，何以能鼓勵民眾不僅努力工作，還願意累積資本？

其實西方的經濟動力是新教改革的意外結果。其他宗教把神聖與對世俗事物的棄絕結合在一起，但新教派卻認為勤勉與節儉是以辛勞工作的方式來表達對上帝的虔敬。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天職」的源頭帶有宗教性。此外，新教倫理提供資本主義的誕生。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人類是為了活著而工作，但新教徒卻是為了工作而活著，正是這種工作倫理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


即使宗教不完全解釋其中的差異，但1950年代之後，新教國家的前殖民地在經濟表現上的確遠比天主教國家的前殖民地來得好。由於個人讀經在路德的思想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因此新教往往激勵了識字率的上升，更不用說大量的書籍印刷，而這兩件事無疑鼓勵了經濟發展與科學研究。新教傳教徒無論走到哪，總是致力於提升識字率，而他們教育的社會也因此獲得長期的利益。

宗教對西方文明史不只讓西方努力工作，還讓西方懂得儲蓄與閱讀。工業革命確實是科技創新與消費的產物，但工業革命還必須增加工作的強度與時間，然後透過儲蓄與投資來累積資本。更重要的是，工業革命仰賴人力資本的累積，新教提升的識字率就成了其中的關鍵。

從歷史的片段中可以發掘到，文明進展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認知上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就導致行為上的改變。具體來說，如果我們的認知都停留在世界是平的，那我們就不會有圓的概念。所以一個認知的提升或轉變，將是使我們是否能在未來擁有競爭優勢的關鍵點。

然而，什麼是好的認知，會不會有不好的認知結構，反而會破壞既有的思路架構？這時就必須從時間的維度來考量，當下的時間所產生的結果有可能是好的，但當時間維度拉長後，就未必就是正確的。所以每一項認知思維，不僅要從單一時間點來看，更重要的是要能重不同的時間點來審視。

這有就是我們所謂的規畫未來，現在所提升的認知，是否能幫助自己成長就是透過時間的角度來看這認知提升對未來性是否有益處，也許有些事物在當下的時間不見得有價值，但隨著時間推演，反而創造出另一種可能。

接著我們探討什麼是好的認知，從時間角度看認知，以及對未來性的發展來看，判定的依據就是是否有「積累性」。如果不能積累，那這些認知隨時間也就會漸漸流失掉。

總結整體文明進步其中一關鍵就是「認知」
而這個認知好壞可以從兩個點來判別：
一是時間性
二是積累性

如果我們要把認知提升，就必須找尋能夠隨時間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就是透不斷的積累認知，所造就的成果將會成為個人價值。

未來，要能判斷一個職業或者事物是否有價值，或者是否有值得投入，就可以從這兩面向來考量，如果職業所做的事物無法積累，或是隨時間延展，無法獲得利益就是會被逐漸淘汰；只有能有積累性以及時間性，才能讓人創造出價值，並且讓認知能不斷強化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