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個地方,不同的行業裡,應用勞動或資本的利弊得失,整體來說,必然完全相等,要不然就是不斷趨近相等。如果有任何一種行業比其他行業更為有利或更為不利,便會有很多人想擠進去或跳出來,因此它的好處會很快和其他行業扯平。尤其,如果社會任憑事態自然發展,如果社會允許完全的自由,也就是每個人都可完全自由的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而且只要自己認為適當,每個人也都可以轉換工作,情況將更是如此。每個人的利益,自然會促使他避開不利的行業,尋找有利的工作。
關於行業或工作本身,某些行業裡彌補了金錢收入很低的缺憾,或者在另一些行業裡抵銷了大量的金錢報酬,而這些概況可分成五類:
一、工作本身討人喜歡或令人厭惡的程度
二、學得工作技能的過程,是否既容易又便宜,或是困難又昂貴
三、工作機會是否穩定
四、執行工作的人是否值得信賴
五、行業經營獲得的成功或然率大小
一、由於各種不同的工作,有的容易,有的艱難,有的乾淨,有的骯髒,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所有光榮的職業裡,榮譽是很大的一部分報酬。單就金錢報酬來說,如果把所有的情況都納入考量,它們的收入普遍偏低
令人厭惡以及不名譽的程度,也會影響勞動工資那樣影響資本利潤。例如小酒館的經營者,即是在自己家裡,也無法作主,因未必須認受每一位醉客的粗暴無禮,他們從事一種既不討人喜歡、名譽又不怎麼好的工作。不過,幾乎沒有任何普通的行業像它這樣,本小利厚。
二、由於各種工作所需的技巧不同,有些學起來既容易又便宜,有些既困難又昂貴,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如果我們添購了一部昂貴的機器,我們依定會認為,在壞掉以前,它所增加執行的工作價值,除了可以讓我們取回在機器身上所花的資本,至少必須加上平常的資本利潤。對於那些額外需要靈敏與技巧的工作來說,一個花費了許多心力與時間接受教育,才能夠承擔這種工作的人,好比是一部昂貴的機器。除了必須讓他預計可以取回全部的教育費用外,至少必須加上形同資本的教育費用平常該得的利潤。
三、由於不同的行業,有些經常有工作可作,有些有時無,所以各種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某些行業的工作機會,比其他行業穩定。大部分製造頁的工人,從年頭到年尾的每一天,只要他能夠動,就幾乎確定有工作可作。相反的,一個水泥工或砌磚工,遇到酷寒或惡劣的天氣,便無法工作。
此外,就算是好天氣,也必須等待客人不定時上門要求,他才會有工作可作。因此,那些工人的高勞動工資,與其說是報酬他們的技術,不如說是補償工作機會的不穩定。
四、由於各種工作的不同,有些需要特別植得信賴的人來執行,有些是一般人便可,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所以,工作報酬讓他們享有的社會地位,必須和他們被託付的重任相當。此外,由於他們的教育歷時甚久而且花費很大,因此勞動價格必然進一步提高。所以,各行各業的利潤即使有所不同,也不可能是因為個別商人獲得了不同程度的信任。
五、由於在各種不同行業獲得成功的或然率,有的比較大,有些比較小,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一個律師,等到開始可以憑他的專業賺些錢,也許已經年近四十了。他理所當獲得的報酬,不僅應該包含自己長期學習的巨大花費,也應該包含其他幾個可能永遠不會成功的學習者的巨大花費。
僅管律師收取的酬勞有時看起來其高無比,但他們實際得到的,從來達不到他們理當獲得的報酬。儘管面對這些不利的因素。它們之所已還具備吸引力,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希望經由職業上的卓越成就,在社會上獲得廣泛的名譽;第二,每個人不僅對自己的能力,也對自己的運氣,或多或少都有些與生俱來的信心。
從這五種類型來看可大致分為三種概況:
1.時間性
2.社會性
3.自我性
所謂的時間性,就是在於所從事的行業,必須付出的時間,而這個時間就是從不會到專業的歷程。但有些行業即使學會了相關技能,也未必在市場上就會有需求,有些是會隨著市場週期而有所不同。
這也就是時間性所代表的意義,更深一層來講,就是時間的準度,是否能把時間有效投入到各行業中,創造出時間投入以外的價值。但這準度有時會被市場波動而受到改變,可是唯一不變的就是對於時間投入外的價值,而這個價值可分為獨特性、自我面等來作考量。
第二種社會性來看,就是一種世人對於職業的好惡程度,如果這一個職業是在社會大眾的認知中,有好的,正面的等正面性職業,社會大眾的供給就會愈多,同時也會造成供過於求,使得各工作者為了爭取到工作爭相降低自我利潤,以換取該職位的工作。
相對的,如果這種工作在社會大眾認知中是勞累、勤苦的,相對供給面就沒前者來得高,但這職位所能獲取得利潤,往往必前者來的高。
就社會性的層面來看,利潤與型態就成了一體兩面,但是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會不會所有人都選擇讓生活好,而不去作相對辛勞的工作呢?如果從當下來看,對市場會有所影響,但市場是自由的流動,就會有事物來彌補這一空缺,可能是外不勞動,或者是科技應用。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下所產生的空缺會由不同因素來解決,這也讓多出來的人,從事新工作或更高技術的推演。
第三種自我性,這種自我性會受到家庭環境,或是後天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出生家庭本身就是作相關的工作,這樣工作環境下長大的人,就會認為這種工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就會衣缽傳承,這樣的背景就是原於自我認知已經成為既定的樣貌。
後天環境也是對自我工作性的影響,透過後天學習,對這世界認知有所不同,就會區像找尋社會環境中能夠呈現出自我價值的工作。有些人選擇放棄高利潤職業,轉而從事低利潤又辛勞的工作時,他們往往不是因為這份工作賺取多少利潤,而是這份工作能呈現出自我生命的價值。
2016年2月14日 星期日
2016年2月13日 星期六
【人類簡史】文明進步的動力:交流
歷史總是讓人惦記,歷史也從來沒有走遠。對於人類的任何行為來說,其發展史都是一個難於割斷的實際存在,厚重的歷史給我們明確的身分與位置,凝練的歷史指示我們該往何處去。
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說:「一個不知道自己出生前發生的事情的人,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失去過去就會沒有歷史,而沒有歷史就會失去身分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會沒有歸屬感,而沒有歸屬感就會沒有向心力與凝注力,沒有向心力與凝注力就會讓民族的特性消逝,精神疆域一旦崩潰,地理疆界的崩潰也將只在朝夕之間
我們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中得到的教益就是從中汲取先進的文化,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有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文化的接觸除了經由短暫的戰爭和軍事佔領外,在其他時期,文化的傳播多是通過點與線的形式來進行的。兩河流域的文化傳到埃及是通過商業往來傳播的;佛教是通過中印僧人的互動來傳播的;中國的絲綢之路更是著名的文化傳播之路
事實上,人類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中通過交流已取得了不斷的成功,在這中間,「一切成功的實踐,背後一定有一個正確的、可以認識和可以解釋相關領域中的所有問題的一種理論的支持」,人類就是通過這種理論的支持,要麼用來指導正確方向的實踐,要麼依靠其發現實踐中的錯誤,並找到糾正錯誤的方法或啟示,不斷進步,從而走向更加文明的明天。
愛因斯坦的重力波獲得證實後,讓人類透過廣義相對論解析,讓我們更加理解宇宙的運行過程。而這一個知識領域的突破,不是由一人所完成的,藉由許許多多不同世代的人為了共同目標方向不斷努力著。這一切都是人類群體合力所達成的,更深一層面來看,不管是經濟、制度、教育、科學在現代所呈現出來的結果,都是一萬多年前人類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我們現在所用的任何事物都是前人的智慧。
如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應用到的事物,往往是不知道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但這些物品的背後,都是由一大群知識經驗所累積而成。例如我們看到的農業,是結合土地學、植物學、氣候學、昆蟲學等不同知識領域不斷發展,讓我們的農業產量能一代超越一代。
這一切知識智慧的結晶又是怎麼形成的,就是交流,文明也是透過不斷交流,學習新事物,淘汰過時物品,讓部族不斷強大。古代作戰透過木棒、石頭等能隨處取才就能應用,但隨著人們不斷競爭交流下,發現透過不同的金屬、形式能使武器更加有殺傷力,於是就有刀、劍、盔甲等。更到後來火藥應用於武器中,不斷改良從前膛槍到後膛槍以及內部螺旋結構不斷改良,進而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武器。這一切都是透過各國之間彼此競爭,相互學習對方的武器所演變成的。
《文明》書中就也提到,中世紀後,歐洲能夠超越當時中國的明清就是透過競爭,所產生的多元性,使得彼此間不斷交流,讓文明透過競爭彼此不斷疊加各國知識於國內的經濟、科技與制度等層面應用。就如同英國的牛頓、瓦特以及亞當‧斯密等人讓英國在科技、工業、經濟制度上出現了重大的突破。但這些成果因為有了交流,使得這些在歐洲各國快速散播;如果沒有交流整的歐洲的進步就只侷限在各民族國家之中,反而阻礙了整體人類文明的進步性
但是交流真的是好的嗎?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間的衝突就只能強勝弱嗎?如果從達爾文的演化論來看,各民族文化都代表一物種,當出現一個強勢文明後,物種就將被更能適應新環境文明所取代。如果按照這樣推演下去,人類文明最終將演化成單一文化的物種,這時多元性的創新,就是最為困難的時候,因為大家都一樣同質性高,這樣的環境難以創造出高差異性的環境。
所以交流所導致一致性文化是種必然的結果,而這結果能有力於文明穩定發展,但卻有可能演化到最後而終止多元性,反而是那些次文化物種能繼續存活。因為他們不是主流文化價值,所受到衝擊將是最大,但卻是最能夠吸收接那不同文明的價值,不斷的更新進化自己本身文化,從而發展出多元特色性。這種狀況就出現在猶太民族上,猶太民族戰世界人口少數,但是卻能創造出比各種族優越的成績,反而是因為文化性少,所以包容多元性價值就更會去創造交流。
最後總結出文化優勢,並不代表絕對優勢,可能會往單一性走,使文化趨於穩定單一,就如同明清時代的狀況。反而是次文化所擁有的包容力,更讓他們願意去做交流。
如果疊加在這上面主流文化交流反而會使文明進步,但也是在一些條件下所產生,例如政府力量的介入,文化性衝突時都會有不同的考量因素。但整體面來看交流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我們怎麼去辨別,什麼是好的交流,什麼是壞交流,如同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國,或是帝國主義所產生的交流,對於當地民族就未必是好的交流。好個交流就在於,透過對方所產生的結果學習模仿,彌補自身所欠缺的元素,進而不斷的透過交流,來達成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說:「一個不知道自己出生前發生的事情的人,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失去過去就會沒有歷史,而沒有歷史就會失去身分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會沒有歸屬感,而沒有歸屬感就會沒有向心力與凝注力,沒有向心力與凝注力就會讓民族的特性消逝,精神疆域一旦崩潰,地理疆界的崩潰也將只在朝夕之間
我們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中得到的教益就是從中汲取先進的文化,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有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文化的接觸除了經由短暫的戰爭和軍事佔領外,在其他時期,文化的傳播多是通過點與線的形式來進行的。兩河流域的文化傳到埃及是通過商業往來傳播的;佛教是通過中印僧人的互動來傳播的;中國的絲綢之路更是著名的文化傳播之路
事實上,人類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中通過交流已取得了不斷的成功,在這中間,「一切成功的實踐,背後一定有一個正確的、可以認識和可以解釋相關領域中的所有問題的一種理論的支持」,人類就是通過這種理論的支持,要麼用來指導正確方向的實踐,要麼依靠其發現實踐中的錯誤,並找到糾正錯誤的方法或啟示,不斷進步,從而走向更加文明的明天。
愛因斯坦的重力波獲得證實後,讓人類透過廣義相對論解析,讓我們更加理解宇宙的運行過程。而這一個知識領域的突破,不是由一人所完成的,藉由許許多多不同世代的人為了共同目標方向不斷努力著。這一切都是人類群體合力所達成的,更深一層面來看,不管是經濟、制度、教育、科學在現代所呈現出來的結果,都是一萬多年前人類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我們現在所用的任何事物都是前人的智慧。
如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應用到的事物,往往是不知道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但這些物品的背後,都是由一大群知識經驗所累積而成。例如我們看到的農業,是結合土地學、植物學、氣候學、昆蟲學等不同知識領域不斷發展,讓我們的農業產量能一代超越一代。
這一切知識智慧的結晶又是怎麼形成的,就是交流,文明也是透過不斷交流,學習新事物,淘汰過時物品,讓部族不斷強大。古代作戰透過木棒、石頭等能隨處取才就能應用,但隨著人們不斷競爭交流下,發現透過不同的金屬、形式能使武器更加有殺傷力,於是就有刀、劍、盔甲等。更到後來火藥應用於武器中,不斷改良從前膛槍到後膛槍以及內部螺旋結構不斷改良,進而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武器。這一切都是透過各國之間彼此競爭,相互學習對方的武器所演變成的。
《文明》書中就也提到,中世紀後,歐洲能夠超越當時中國的明清就是透過競爭,所產生的多元性,使得彼此間不斷交流,讓文明透過競爭彼此不斷疊加各國知識於國內的經濟、科技與制度等層面應用。就如同英國的牛頓、瓦特以及亞當‧斯密等人讓英國在科技、工業、經濟制度上出現了重大的突破。但這些成果因為有了交流,使得這些在歐洲各國快速散播;如果沒有交流整的歐洲的進步就只侷限在各民族國家之中,反而阻礙了整體人類文明的進步性
但是交流真的是好的嗎?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間的衝突就只能強勝弱嗎?如果從達爾文的演化論來看,各民族文化都代表一物種,當出現一個強勢文明後,物種就將被更能適應新環境文明所取代。如果按照這樣推演下去,人類文明最終將演化成單一文化的物種,這時多元性的創新,就是最為困難的時候,因為大家都一樣同質性高,這樣的環境難以創造出高差異性的環境。
所以交流所導致一致性文化是種必然的結果,而這結果能有力於文明穩定發展,但卻有可能演化到最後而終止多元性,反而是那些次文化物種能繼續存活。因為他們不是主流文化價值,所受到衝擊將是最大,但卻是最能夠吸收接那不同文明的價值,不斷的更新進化自己本身文化,從而發展出多元特色性。這種狀況就出現在猶太民族上,猶太民族戰世界人口少數,但是卻能創造出比各種族優越的成績,反而是因為文化性少,所以包容多元性價值就更會去創造交流。
最後總結出文化優勢,並不代表絕對優勢,可能會往單一性走,使文化趨於穩定單一,就如同明清時代的狀況。反而是次文化所擁有的包容力,更讓他們願意去做交流。
如果疊加在這上面主流文化交流反而會使文明進步,但也是在一些條件下所產生,例如政府力量的介入,文化性衝突時都會有不同的考量因素。但整體面來看交流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我們怎麼去辨別,什麼是好的交流,什麼是壞交流,如同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國,或是帝國主義所產生的交流,對於當地民族就未必是好的交流。好個交流就在於,透過對方所產生的結果學習模仿,彌補自身所欠缺的元素,進而不斷的透過交流,來達成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2016年2月12日 星期五
【文明】日本的西化:學習、交流與尊重
日本在近現代革命中可以追朔到一八七零年代。在「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的名義下,名治時代的帝國菁英脫下了他們的武士服裝與和服,轉而穿著歐洲服裝。這種改頭換面的想法來自於明治的大臣岩倉具視。他率領使節團到歐美考察兩年,發現經過數世紀的閉關自守,「我們的文明在許多方面均不如歐美各國」。
從一八五三年開始,日本的經濟就在美國海軍准將培里以「黑船」威脅下重開貿易,日本不斷苦思西方何以比世界其他地區富強。在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成功嗎?還是教育制度?文化?或者是他們的服裝?在不確定的狀況下,日本人決定不要冒險,認為應該全盤接受。從普魯士一八八九年憲法,到英國一八九七年金本位制,日本完全依照西方模式重塑自己的制度。陸軍的操練方式仿傚德國人;海軍學習英國人。另外也引進美國式的公立小學制度。
然而,最明顯可見的變化是日本人的外表。從一八七零年起,政府下令禁止宮廷內牙齒塗黑與剃去眉毛的做法。大約在此同時,大臣們開始斷髮,並留起西方的髮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命令要求高級長官必須穿上「洋服」,也就是歐洲禮服大衣與高領白襯衫。
雖然有些日本人依然堅守武士道傳統,但絕大多數都人都明白,如果日本想與歐美帝國平起平坐,那麼西化是不可或缺的。這種平等的要求,首先是在貿易條約與國際法上獲得一般性的對等。他們最大的企圖是被當成人、當成紳士,而且要與西方人對等。如果穿著陳舊過時的服裝,他們或他們的國家將不會獲得嚴肅看待。
裕仁成長的日本是一個既崇拜西方現代、又憎恨西方高傲的國家。要得到平等看待,日本必須獲得終極的西方飾物:帝國。時機很快到來。一八九五年,日本的歐式海軍在威脅威海衛全面擊敗中國北洋艦隊。而日本人開始了解他們學習的歐洲典範不願意給予他們對等的帝國地位。要能達成這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讓他們與歐洲人衝突,如此他們才能親自體會麻煩,了解自己的不利。
與西方人的首次衝突是在一九零四年,日本與俄國在滿洲問題上爆發戰爭。日本在海戰與陸戰均獲得覺定性勝利,這如同向世界施放一個信號:西方的支配並非神授。有了正確的制度與科技亞洲帝國也能擊敗歐洲帝國。
從日本西化的過程中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模仿,面對強大敵人時,我們如果力拼與之抗衡往往結果是失敗收場,可是這又會延伸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就是對於強者為榜樣的模仿;另一層面是透過非主流方式來對戰。什麼是非主流方式的對戰,例如歌利亞與大衛的故事,歌利亞所擅長的近距離搏鬥,加上身型龐大,力量又是大衛數倍有餘。可以大衛卻選擇不同於一般方式來戰鬥,就是投石反而讓歌利亞沒有發揮的空間,也就使大衛能夠藉由自身優勢來戰聖歌利亞。回到日本的角度來看,面對西方強權衝擊,如果以不對稱性來打只會形成如海盜的樣貌,缺少了西方強盛的核心價值。所以只有透過模仿才能把強盛的秘訣一一複製到日本內。
模仿的經隨在於,獲取知識、認知與概念,這些就是所謂的元素,要能真正榕會貫通,就在於架構。當模仿時只是學習制度或服裝等外在因素,而不考慮是什麼樣的原因所產生的,就會容易把所學到的失去它的價值。而日本在學習上也面臨了衝突,就是過去日本文化根本,如果全盤接受,將使日本民族的獨特性喪失。於是在學習過程中把留本土文化精神,透過架構化以及生成原理,最終產生出屬於日本民族特色文化。如同一位傑出的藝術家,初期靠模仿琢磨大師的概念,而最後能否成為大師,就是靠個人所磨練出來的特色。
第二項所得出結論就是「交流」,如果沒有培里的「黑船」打開日本國門,國家將只侷限在自己島國範圍內來作交流,從而喪失了多元交流所產生的結果。如同明清兩朝整個中國呈現出大鐵桶樣貌,對北建利長城;南封閉海上貿易,讓國家的交流限制在當朝的地區,最後也是由英國人於一八四五年鴉片戰爭中,打醒了中國人對於世界開放與交流的認知。
文明或組織到個人,成長的動力都是來自於協同合作下,所建構出了社會利潤。交流就是這之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為有交流,才能知道事物的可能,不在只侷限於各自框架。然而,在現代我們該如何擁有這樣的交流,就在於知識、認知上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取得,當擁有穩定的新知、新觀點不斷加進來,才能在變化的世代中清楚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
最後一項結論就是「尊重」,日本西化的過程中,最想追求的就是一種平等,這時就要回顧過往歷史,奴隸的歷史出現在各種文明中,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化?就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呈現,認為自己是最有文化、最有權力等,高人一等或好幾等的姿態。所以視各種人為低下人。如果從組織層面來看,就是一種穩定的象徵,人類歷史中什麼樣的部落需要穩定,就是在大家出現分工合作時,如果在各自狩獵採集,所生產了糧食就足夠自己用,為什麼還需要聽從其他人的?
只有當部落出現農耕,糧食穩定人口逐漸壯大的同時,需要更加穩定的治理方式,讓部落得以穩定發展,於是就會出現領導者,來引領部落規定秩序。也隨著時代不斷演進,這樣的領導最終都高傲的眼光,認為這一切都已經是理所當然。
這也間接影響民族對於民族間的看法產生了不同,所以回歸到根本,各民族間本身並無差異,只是在於哪些人先得到讓文明進步的關鍵要素。如同當代大型企業在看小型企業時,都會有這種偏見眼光來看待,但這往往也就是造成大型組織走向衰敗的原因之一。只有擁抱不同的見解、不同型態的出現,才能永保個人、組織到國家的發展,而這一切的源頭來自於對彼此的尊重。
從一八五三年開始,日本的經濟就在美國海軍准將培里以「黑船」威脅下重開貿易,日本不斷苦思西方何以比世界其他地區富強。在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成功嗎?還是教育制度?文化?或者是他們的服裝?在不確定的狀況下,日本人決定不要冒險,認為應該全盤接受。從普魯士一八八九年憲法,到英國一八九七年金本位制,日本完全依照西方模式重塑自己的制度。陸軍的操練方式仿傚德國人;海軍學習英國人。另外也引進美國式的公立小學制度。
然而,最明顯可見的變化是日本人的外表。從一八七零年起,政府下令禁止宮廷內牙齒塗黑與剃去眉毛的做法。大約在此同時,大臣們開始斷髮,並留起西方的髮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命令要求高級長官必須穿上「洋服」,也就是歐洲禮服大衣與高領白襯衫。
雖然有些日本人依然堅守武士道傳統,但絕大多數都人都明白,如果日本想與歐美帝國平起平坐,那麼西化是不可或缺的。這種平等的要求,首先是在貿易條約與國際法上獲得一般性的對等。他們最大的企圖是被當成人、當成紳士,而且要與西方人對等。如果穿著陳舊過時的服裝,他們或他們的國家將不會獲得嚴肅看待。
裕仁成長的日本是一個既崇拜西方現代、又憎恨西方高傲的國家。要得到平等看待,日本必須獲得終極的西方飾物:帝國。時機很快到來。一八九五年,日本的歐式海軍在威脅威海衛全面擊敗中國北洋艦隊。而日本人開始了解他們學習的歐洲典範不願意給予他們對等的帝國地位。要能達成這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讓他們與歐洲人衝突,如此他們才能親自體會麻煩,了解自己的不利。
與西方人的首次衝突是在一九零四年,日本與俄國在滿洲問題上爆發戰爭。日本在海戰與陸戰均獲得覺定性勝利,這如同向世界施放一個信號:西方的支配並非神授。有了正確的制度與科技亞洲帝國也能擊敗歐洲帝國。
從日本西化的過程中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模仿,面對強大敵人時,我們如果力拼與之抗衡往往結果是失敗收場,可是這又會延伸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就是對於強者為榜樣的模仿;另一層面是透過非主流方式來對戰。什麼是非主流方式的對戰,例如歌利亞與大衛的故事,歌利亞所擅長的近距離搏鬥,加上身型龐大,力量又是大衛數倍有餘。可以大衛卻選擇不同於一般方式來戰鬥,就是投石反而讓歌利亞沒有發揮的空間,也就使大衛能夠藉由自身優勢來戰聖歌利亞。回到日本的角度來看,面對西方強權衝擊,如果以不對稱性來打只會形成如海盜的樣貌,缺少了西方強盛的核心價值。所以只有透過模仿才能把強盛的秘訣一一複製到日本內。
模仿的經隨在於,獲取知識、認知與概念,這些就是所謂的元素,要能真正榕會貫通,就在於架構。當模仿時只是學習制度或服裝等外在因素,而不考慮是什麼樣的原因所產生的,就會容易把所學到的失去它的價值。而日本在學習上也面臨了衝突,就是過去日本文化根本,如果全盤接受,將使日本民族的獨特性喪失。於是在學習過程中把留本土文化精神,透過架構化以及生成原理,最終產生出屬於日本民族特色文化。如同一位傑出的藝術家,初期靠模仿琢磨大師的概念,而最後能否成為大師,就是靠個人所磨練出來的特色。
第二項所得出結論就是「交流」,如果沒有培里的「黑船」打開日本國門,國家將只侷限在自己島國範圍內來作交流,從而喪失了多元交流所產生的結果。如同明清兩朝整個中國呈現出大鐵桶樣貌,對北建利長城;南封閉海上貿易,讓國家的交流限制在當朝的地區,最後也是由英國人於一八四五年鴉片戰爭中,打醒了中國人對於世界開放與交流的認知。
文明或組織到個人,成長的動力都是來自於協同合作下,所建構出了社會利潤。交流就是這之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為有交流,才能知道事物的可能,不在只侷限於各自框架。然而,在現代我們該如何擁有這樣的交流,就在於知識、認知上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取得,當擁有穩定的新知、新觀點不斷加進來,才能在變化的世代中清楚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
最後一項結論就是「尊重」,日本西化的過程中,最想追求的就是一種平等,這時就要回顧過往歷史,奴隸的歷史出現在各種文明中,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化?就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呈現,認為自己是最有文化、最有權力等,高人一等或好幾等的姿態。所以視各種人為低下人。如果從組織層面來看,就是一種穩定的象徵,人類歷史中什麼樣的部落需要穩定,就是在大家出現分工合作時,如果在各自狩獵採集,所生產了糧食就足夠自己用,為什麼還需要聽從其他人的?
只有當部落出現農耕,糧食穩定人口逐漸壯大的同時,需要更加穩定的治理方式,讓部落得以穩定發展,於是就會出現領導者,來引領部落規定秩序。也隨著時代不斷演進,這樣的領導最終都高傲的眼光,認為這一切都已經是理所當然。
這也間接影響民族對於民族間的看法產生了不同,所以回歸到根本,各民族間本身並無差異,只是在於哪些人先得到讓文明進步的關鍵要素。如同當代大型企業在看小型企業時,都會有這種偏見眼光來看待,但這往往也就是造成大型組織走向衰敗的原因之一。只有擁抱不同的見解、不同型態的出現,才能永保個人、組織到國家的發展,而這一切的源頭來自於對彼此的尊重。
2016年2月11日 星期四
【隋唐經濟史】科舉制度:如何創造社會階層的流動
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就開始出現差異。統一成了中國的一種文化。
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歐洲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了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
西元五八一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於五八九年結束了長久分裂混戰的局面。
這個實現統一大業的王朝根八百多年前的秦王朝一樣,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二十九年。但是這兩個短命的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聚舉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才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了商人
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可分為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面向就是思想創造,科舉制度所鑑定的就是對於儒家經典理解,如果我們理解儒家的思維就會知道這是,以農為本,經濟制度上一昧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系統性思考。這也導致所產生出的官吏,本質上缺乏對經濟發展的辦法以及思想上成為了限制。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階層流動,過往都是貴族或世族代代相傳,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缺乏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秦朝與隋朝所創建的軍爵制以及科舉制,打破了過往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讓人民有機會透過自身的努力來換取更好的生活。
兩個面向來看一個呈現思維上的束縛,另一個則是打通了整個社會階層間流動性。從者兩者間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探討,當代社會如何打破所處環境,進而使個人往不同階層流動?另外觸使流動的關鍵思維又是什麼?
首先,針對階層流動性來看,從社會角度來看,一個文明社會的誕生,是透過各種人協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如《國富論》所提到分工的重要性,社會透過有人從事農業、工業、商業來使整個社會在各自分工下,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合作,這也就是群體合作的力量。
當每個人都各自處在自己的崗位上,有要怎麼使階層流動?其中的關鍵,就是在於讓本身工作有了替代性。這種替代性又分為兩類來看,一類別是屬於效率性,可以增加本身生產價值,使空出的時間拿來從是別事項;另一類就是替代性,透過科技、產品或相關事務來替代原本事物。
接著我們先探討觸使流動是什麼樣思維,在科舉制度下所產生出的人,思想都侷限於當下的經典,而缺乏了多元化的思維,所以在面對各種問題時,往往能想出的辦法就這麼有限。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單一思維模式或缺乏多元性的價值思維,反而會使我們的想法產生偏差,因為我們只透過既有框架,來推導出我們想得到的答案,卻無法看見另一種思路。
結合上述兩段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追求社會階層的流動,可以透過本身對於相關工作的改善來解決,而解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效率、一種替代。
而我們要如何具備有這種改善的能力,就取決於我們的認知與格局。
只有當我們的眼界看的夠深夠廣,所產生的視野也就有所不同。
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歐洲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了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
西元五八一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於五八九年結束了長久分裂混戰的局面。
這個實現統一大業的王朝根八百多年前的秦王朝一樣,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二十九年。但是這兩個短命的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聚舉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才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了商人
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可分為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面向就是思想創造,科舉制度所鑑定的就是對於儒家經典理解,如果我們理解儒家的思維就會知道這是,以農為本,經濟制度上一昧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系統性思考。這也導致所產生出的官吏,本質上缺乏對經濟發展的辦法以及思想上成為了限制。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階層流動,過往都是貴族或世族代代相傳,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缺乏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秦朝與隋朝所創建的軍爵制以及科舉制,打破了過往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讓人民有機會透過自身的努力來換取更好的生活。
兩個面向來看一個呈現思維上的束縛,另一個則是打通了整個社會階層間流動性。從者兩者間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探討,當代社會如何打破所處環境,進而使個人往不同階層流動?另外觸使流動的關鍵思維又是什麼?
首先,針對階層流動性來看,從社會角度來看,一個文明社會的誕生,是透過各種人協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如《國富論》所提到分工的重要性,社會透過有人從事農業、工業、商業來使整個社會在各自分工下,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合作,這也就是群體合作的力量。
當每個人都各自處在自己的崗位上,有要怎麼使階層流動?其中的關鍵,就是在於讓本身工作有了替代性。這種替代性又分為兩類來看,一類別是屬於效率性,可以增加本身生產價值,使空出的時間拿來從是別事項;另一類就是替代性,透過科技、產品或相關事務來替代原本事物。
接著我們先探討觸使流動是什麼樣思維,在科舉制度下所產生出的人,思想都侷限於當下的經典,而缺乏了多元化的思維,所以在面對各種問題時,往往能想出的辦法就這麼有限。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單一思維模式或缺乏多元性的價值思維,反而會使我們的想法產生偏差,因為我們只透過既有框架,來推導出我們想得到的答案,卻無法看見另一種思路。
結合上述兩段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追求社會階層的流動,可以透過本身對於相關工作的改善來解決,而解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效率、一種替代。
而我們要如何具備有這種改善的能力,就取決於我們的認知與格局。
只有當我們的眼界看的夠深夠廣,所產生的視野也就有所不同。
2016年2月10日 星期三
【文明】馬克思資本論:社會財富如何流動
馬克思主義中混合了黑格爾哲學與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同時吸收了卡萊爾對工業經濟的反感,但另以烏托邦取代卡萊爾的懷舊情緒
馬克斯主義的核心主旨認為,工業經濟註定產生不可容忍的不平等社會,社會被區隔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無情地要求將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將其他人貶低成薪資奴隸,只支付勉強能讓他們生活下去的薪資,使勞動者永遠只能當一名勞動者。
在《資本論》中有幾點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正確觀點。不平等地增長的確是工業革命造成的結果。從一七八零年到一八三零年,英國人平均每個勞動者的產出成長了二十五%,但薪資僅僅增加了五%。國民所得往人口頂端流動的比例從一八零一年的二十五%增加到一八四八年的三十五%。
一八三零年與一八四八年的動亂,來自於短期糧價攀高與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非社會的對立分裂。隨著歐洲農業生產力或得改善、產業就業增加、景氣循環的波動減緩,革命的風險也跟著消退。無產階級並未結成貧苦的群眾,相反的,他們分裂成擁有技術的「勞動貴族」與行為不檢的流氓無產階級。前者偏向以集體為名來發動罷工與革命為要脅來獲取較高的薪資,後者則偏愛琴酒。
體面的工人階級擁有工會與工人俱樂部。流氓則有自己的音樂小館或街頭械鬥。
馬克思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廢除遺產、信貸與交通運輸中央集權化、所有工廠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創造「農業的工業大軍」、廢除城鄉差異、廢除家庭、成立「婦女社群」與廢除國籍。
相較之下,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派人士希望擁有立憲政府,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透過選舉改革落實更廣泛的政治代表權、自由貿易,以及某些地區需要的民族自決。
在一八四八年動亂過後的半個世紀裡,自由派人士取得相當多的成果,這些成果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足以讓馬克思孤注一擲的做法顯得「太過極端」
馬克思在兩個地方犯下錯誤。首先,在資本主義下,財富確實變得高度集中,然而隨著實質薪資的提高與稅率逐漸不採累退制,所得差異也逐漸縮小。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如果試圖將工人的薪資降低到僅能糊口是不切實際的。絕大多數資本主義企業而言,最大的潛在市場就是他們自己的員工。紡織業生產的機械化非但布會讓群眾「陷入悲產的處境」,反而為西方工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另外馬克思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低估了十九世紀國家的適應力,特別適當這些國家以「民族」國家之名來正當化自身的存在時
人類文民的進步與否,全看於當時人類社會的認知,就以馬克思所主張的經濟主義來看,整體初衷是為了讓社會人民共同享有同樣價值,從而創造均等。
另一方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提到市場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機制,是可以流動與交流,而《資本論》所提及的結果反而是透過政府來管制整個市場。
如果我們會到中國來看也有人實行過中央政府的集權專制,就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所提出的變革,透過均輸、平準,鹽鐵專營與算緡令來看,最初使國家擁有豐富的財政,但後期卻導致整個國家民生衰敗、市場經濟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這時就會得出,中央集權的政府,對於市場經濟採取放任,越放任對國家經濟也就愈好。但另外一點財富累積只會停留在上層時,有什麼方法讓資產能夠流動,讓財富流往底層?
統整來看,讓財富流動,就必須靠個人努力所達成,政府如果中央集權化,所產生的國家將成為一時強盛,也因失去民間經濟力,使國家走向衰敗。所以個人的能否賺去更高收入就成了關鍵問題。怎麼樣才能得高收入。前些篇文案中提出一個結論就是,高收入就是一種高價值的產出,而這一高價值來源於時間。用少量時間獲得高價值事物時,就必須花更多財務來填補這一個時間落差。再進一步延伸探討就是一種效率,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出比別人更高的時間價值。
接著我們將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以現代獲取財務可以有兩種大方式其一,財務工具來達成自生財富積累。另一方面就是過獲取上層財富,而這種獲取上層財富時,我們就必須思考什麼事物是有價值?
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可以襯托出身分價值。如許多品牌,所散發出的魅力,就是一種品質,讓人擁有上代表著其精神。
然而在初創期同質性品項太多,又不容易成為客戶的一部分,這時候就必須回到最出品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每個人一生中所追求的事物都不盡相同,而要怎麼讓客戶所買單,最主要的就是要讓客戶覺得這是他所追求的價值,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因為有這事物,所以讓人生有了意義。
馬克斯主義的核心主旨認為,工業經濟註定產生不可容忍的不平等社會,社會被區隔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無情地要求將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將其他人貶低成薪資奴隸,只支付勉強能讓他們生活下去的薪資,使勞動者永遠只能當一名勞動者。
在《資本論》中有幾點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正確觀點。不平等地增長的確是工業革命造成的結果。從一七八零年到一八三零年,英國人平均每個勞動者的產出成長了二十五%,但薪資僅僅增加了五%。國民所得往人口頂端流動的比例從一八零一年的二十五%增加到一八四八年的三十五%。
一八三零年與一八四八年的動亂,來自於短期糧價攀高與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非社會的對立分裂。隨著歐洲農業生產力或得改善、產業就業增加、景氣循環的波動減緩,革命的風險也跟著消退。無產階級並未結成貧苦的群眾,相反的,他們分裂成擁有技術的「勞動貴族」與行為不檢的流氓無產階級。前者偏向以集體為名來發動罷工與革命為要脅來獲取較高的薪資,後者則偏愛琴酒。
體面的工人階級擁有工會與工人俱樂部。流氓則有自己的音樂小館或街頭械鬥。
馬克思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廢除遺產、信貸與交通運輸中央集權化、所有工廠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創造「農業的工業大軍」、廢除城鄉差異、廢除家庭、成立「婦女社群」與廢除國籍。
相較之下,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派人士希望擁有立憲政府,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透過選舉改革落實更廣泛的政治代表權、自由貿易,以及某些地區需要的民族自決。
在一八四八年動亂過後的半個世紀裡,自由派人士取得相當多的成果,這些成果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足以讓馬克思孤注一擲的做法顯得「太過極端」
馬克思在兩個地方犯下錯誤。首先,在資本主義下,財富確實變得高度集中,然而隨著實質薪資的提高與稅率逐漸不採累退制,所得差異也逐漸縮小。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如果試圖將工人的薪資降低到僅能糊口是不切實際的。絕大多數資本主義企業而言,最大的潛在市場就是他們自己的員工。紡織業生產的機械化非但布會讓群眾「陷入悲產的處境」,反而為西方工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另外馬克思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低估了十九世紀國家的適應力,特別適當這些國家以「民族」國家之名來正當化自身的存在時
人類文民的進步與否,全看於當時人類社會的認知,就以馬克思所主張的經濟主義來看,整體初衷是為了讓社會人民共同享有同樣價值,從而創造均等。
另一方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提到市場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機制,是可以流動與交流,而《資本論》所提及的結果反而是透過政府來管制整個市場。
如果我們會到中國來看也有人實行過中央政府的集權專制,就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所提出的變革,透過均輸、平準,鹽鐵專營與算緡令來看,最初使國家擁有豐富的財政,但後期卻導致整個國家民生衰敗、市場經濟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這時就會得出,中央集權的政府,對於市場經濟採取放任,越放任對國家經濟也就愈好。但另外一點財富累積只會停留在上層時,有什麼方法讓資產能夠流動,讓財富流往底層?
統整來看,讓財富流動,就必須靠個人努力所達成,政府如果中央集權化,所產生的國家將成為一時強盛,也因失去民間經濟力,使國家走向衰敗。所以個人的能否賺去更高收入就成了關鍵問題。怎麼樣才能得高收入。前些篇文案中提出一個結論就是,高收入就是一種高價值的產出,而這一高價值來源於時間。用少量時間獲得高價值事物時,就必須花更多財務來填補這一個時間落差。再進一步延伸探討就是一種效率,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出比別人更高的時間價值。
接著我們將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以現代獲取財務可以有兩種大方式其一,財務工具來達成自生財富積累。另一方面就是過獲取上層財富,而這種獲取上層財富時,我們就必須思考什麼事物是有價值?
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可以襯托出身分價值。如許多品牌,所散發出的魅力,就是一種品質,讓人擁有上代表著其精神。
然而在初創期同質性品項太多,又不容易成為客戶的一部分,這時候就必須回到最出品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每個人一生中所追求的事物都不盡相同,而要怎麼讓客戶所買單,最主要的就是要讓客戶覺得這是他所追求的價值,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因為有這事物,所以讓人生有了意義。
2016年2月9日 星期二
【王莽變革的成敗】組織變革的四大要素
在桑弘羊去世後的八十餘年裡,由於國營化運動所造成的社會震盪太大,各項管制政策相繼鬆弛,「算緍令」未再重啟,均輸和平準兩法基本廢止,鹽鐵專營政策幾度反復。
自從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微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前所未見的世族經濟。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世襲性,其延續壯大,有賴於一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咋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併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在西元一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與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重大爭議的改革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
當時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併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政權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代本身,也是皇權旁落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十多年裡,王莽推出了眾多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個主題展開
王莽改制,首要之舉是「五均六管」,這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畫色彩甚至更加濃重。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五均六管」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所有的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七年中四次幣制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級,也就導致最後被判軍所殺。
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是:為什麼實施了幾乎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為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翻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奴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視窗」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換到現代的組織變革中來看,也不出這四項條件要素:
1. 絕對權力:改革者需要對組織權力的絕對掌控,例如星巴克執行長霍華舒茲於《勇往直前》裡就透過重新掌全星巴克的領導權,讓組織再造,回歸最初品牌的核心價值,家與辦公室的第三個去處,並為品牌精神作了一系列產品服務上調整。或者是如賈伯斯從回蘋果後一樣都是對於組織重新掌握權力,讓整個變革有了主力支持力量。
2. 一個理由:王莽改革是為了要中央集權,但受害了卻是百姓,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更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而作。起義變革都是為了事情或需求,才會覺得要變,不然一般大眾都會趨向安定來發展。所以給組織成員一個變動的理由,會勝過各種執行面詳解。一旦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何而作時,所有行動都會依據這個核心來作出貢獻。
3. 資源統整:變革往往是需要透過大家一起協同合作所完成,而在這之中資源統合應用就成為關鍵。必須先清楚知道我們有什麼、要什麼,以及該放棄什麼時,這些資源才能有效發揮價值。
4. 執行力:往往變革失敗,除了前幾項要素之外,行動也是一個關鍵。如果執行者不能為變革作出維護,面對變革中的突發狀況時,沒有執行者來解決,這樣問題就會愈來愈多,就會出現更多反抗聲浪導致變革失敗。所以執行便格者在處理變革事物之外,還要去解決變革當中所衍伸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必須靠變革者們來解答,當愈能解決這些異議問題時,變革的反抗就會相對降低
自從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微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前所未見的世族經濟。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世襲性,其延續壯大,有賴於一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咋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併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在西元一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與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重大爭議的改革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
當時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併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政權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代本身,也是皇權旁落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十多年裡,王莽推出了眾多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個主題展開
王莽改制,首要之舉是「五均六管」,這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畫色彩甚至更加濃重。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五均六管」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所有的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七年中四次幣制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級,也就導致最後被判軍所殺。
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是:為什麼實施了幾乎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為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翻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奴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視窗」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換到現代的組織變革中來看,也不出這四項條件要素:
1. 絕對權力:改革者需要對組織權力的絕對掌控,例如星巴克執行長霍華舒茲於《勇往直前》裡就透過重新掌全星巴克的領導權,讓組織再造,回歸最初品牌的核心價值,家與辦公室的第三個去處,並為品牌精神作了一系列產品服務上調整。或者是如賈伯斯從回蘋果後一樣都是對於組織重新掌握權力,讓整個變革有了主力支持力量。
2. 一個理由:王莽改革是為了要中央集權,但受害了卻是百姓,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更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而作。起義變革都是為了事情或需求,才會覺得要變,不然一般大眾都會趨向安定來發展。所以給組織成員一個變動的理由,會勝過各種執行面詳解。一旦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何而作時,所有行動都會依據這個核心來作出貢獻。
3. 資源統整:變革往往是需要透過大家一起協同合作所完成,而在這之中資源統合應用就成為關鍵。必須先清楚知道我們有什麼、要什麼,以及該放棄什麼時,這些資源才能有效發揮價值。
4. 執行力:往往變革失敗,除了前幾項要素之外,行動也是一個關鍵。如果執行者不能為變革作出維護,面對變革中的突發狀況時,沒有執行者來解決,這樣問題就會愈來愈多,就會出現更多反抗聲浪導致變革失敗。所以執行便格者在處理變革事物之外,還要去解決變革當中所衍伸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必須靠變革者們來解答,當愈能解決這些異議問題時,變革的反抗就會相對降低
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
【文明】消費社會的誕生:工業革命與互聯網革命的差異
十八世紀時,各個國家、民族擁有不同的服飾與時尚,在那個年代,我們的穿著說明我們是什麼人。今日,一個世紀之後,人們的穿著大體相同:相同的牛仔褲、相同的運動鞋、相同的T桖。
什麼原因使其他民族的穿著形成一致?背後是否意味著我們「一樣」?顯然,這不光只是衣服的問題,而是擁抱整個流行文化的問題。流行文化透過音樂與電影,以及飲食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流行文化背後也隱藏了一些微妙的訊息。例如自由,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服裝、飲料或食物。另外流行文化也傳達出另一個訊息民主,只有民眾喜歡的消費商品,廠商才願意生產。最後一項就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藉由販賣商品獲利。服裝是西化的核心,其中原因很簡單。就是那場被史學家稱為「工業革命」的經濟大轉變就是從紡織業開始。 工業革命的奇蹟有部分是科技創造成大量生產的結果,而科技創新的源頭來自於更早之前的科學革命。然而,工業革命如果缺少了活力充沛的消費社會,它的特點是對於便宜衣物有這接近無限的彈性需求,就不可能在英國發跡,也不可能傳布到其他西方國家。
工業化的魔力在於工人在生產的同時,自己也成為消費者。「薪資奴隸」也能購買;最底層的無產階級不只擁有一件襯衫,他們還想要第二件、第三件襯衫。 消費社會在今日已無所不在,因此很容易讓人以為它從古到今一直都存在。事實上,消費社會是相當晚的發明,在它的推動下,西方逐漸領先了東方。消費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就連那些明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也無法完全排除消費社會。結果產生現代史上最大的矛盾之:一個能為人提供無限選擇的經濟體系,最後卻使人類同質化 人類常誤以為工業革命是一種科技的廣泛創新,而這種創新的同時轉變了多種經濟活動。事實上並非如此。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主要集中在紡織業。 工業革命是科技創新,它促使土地、勞動與資本這三項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成長的覺定性因素。在十九世紀,勞動與資本的數量增加,但真正重要的是品質的提升,使總產出超過工人與工廠增量的總和。因此,從供給面來看,工業革命追求的是效率。 如果工業革命只是大量增加了布、鐵與機械力的年產量,那麼這樣的成就並沒有什麼意義。另一項重要元素是消費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傳布,如此才能增加對這些物品的需求。如果技術創新刺激了供給面,那麼工業革命的需求面則有賴人類對衣物無可饜足的慾望來驅動。最能刺激這種欲求的,就是十七世紀初由東印度公司自印度進口的棉布。家庭主婦喜歡這些東西,她們的行為與預算也因此做出調整。企業主嘗試運用新科技來仿造這些進口物品,然後取代它們。
英國在兩件事情上與其他西北歐國家有著重大差異,也是這一點使工業革命得以出現。首先是英國的勞工要比歐陸昂貴得多,根據紀錄來看,甚至可能是全球最昂貴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巴黎工人的實質薪資只比倫敦工人的一半多一點。米蘭的實質薪資則僅達倫敦水準的二十六%。中國與印度南部的薪資更低,而這不只是因為亞洲稻米要比歐洲小麥種植的生產力高的緣故。第二的理由是英國的煤產量豐富,而且容易開採,英國的煤價比英吉利海峽對岸便宜很多。這兩項差異說明英國企業老闆為什麼遠比歐陸企業老闆對科技創新有興趣。比起其他地方,英國更願意用廉價的煤驅動的機器來取代昂貴的人力。 從中我們可以依序解構出消費性社會何以誕生。從最初三種思維: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所得知,消費社會源於消費商品可選擇性,以及有足夠購買能力所創造而成。而要能創造這樣的條件,就必須讓商品價格降低以及提高勞動工資。接著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要怎麼讓達成上述兩個條件? 前面論述中提及工業革命的起源,是來自於科技革命。從紡織業的機械不斷改良創新,使得工人可以從原本操作一台變成操作八台機器,讓同樣的勞動力創造出更高產值。這都是透過科技所創造出的成果,間接使商品價格下降。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當商品可大量提供時,雇主為了獲取更多利潤,於是須更多工人來工作,這時對工人的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願意提供服務滿足這種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的價格就相對提高。 就整體工業革命來看,它所改變的不僅只是在科技上,更也是思想上的轉變,而這轉變就是讓我們對生產出現「效率」。在工業革命以前所有生產侷限於人力或獸力上的限制。但是工業革命卻釋放了人的體力,讓我們可以用比過去更少時間,創造出更高產值。這種思想加速了人們對於製造 回到現在來看互聯網就是釋放了人類的知識力,你可以隨時隨地的取得你所要的資訊。知識變得愈來愈廉價,而這時候又會導致出什麼變革呢? 回到工業革命來看,這革命就是雇主為了獲取更多利潤,透過科技使生產力提高。而知訊化時代,雇主也想獲得更多利潤,如果透過科技提高生產力,那麼我們將提高什麼樣的生產力? 在回到互聯網所釋放的知識力來看,就可以發現所提高的就是「問題」。 這時又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真問題、假問題?也有可能有些問題根本不是問題,或這一問題不是必要的。 如同費馬定理一樣他所提出一個問題,讓人們思考了三百年才解得出來,如果沒有費馬提出這一問題,就不會有這麼多智力非凡的人往這方面解答。所以提問將會是使我們如同工業革命一樣,生產出更高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使我們對於社會擁有不同的認知。
什麼原因使其他民族的穿著形成一致?背後是否意味著我們「一樣」?顯然,這不光只是衣服的問題,而是擁抱整個流行文化的問題。流行文化透過音樂與電影,以及飲食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流行文化背後也隱藏了一些微妙的訊息。例如自由,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服裝、飲料或食物。另外流行文化也傳達出另一個訊息民主,只有民眾喜歡的消費商品,廠商才願意生產。最後一項就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藉由販賣商品獲利。服裝是西化的核心,其中原因很簡單。就是那場被史學家稱為「工業革命」的經濟大轉變就是從紡織業開始。 工業革命的奇蹟有部分是科技創造成大量生產的結果,而科技創新的源頭來自於更早之前的科學革命。然而,工業革命如果缺少了活力充沛的消費社會,它的特點是對於便宜衣物有這接近無限的彈性需求,就不可能在英國發跡,也不可能傳布到其他西方國家。
工業化的魔力在於工人在生產的同時,自己也成為消費者。「薪資奴隸」也能購買;最底層的無產階級不只擁有一件襯衫,他們還想要第二件、第三件襯衫。 消費社會在今日已無所不在,因此很容易讓人以為它從古到今一直都存在。事實上,消費社會是相當晚的發明,在它的推動下,西方逐漸領先了東方。消費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就連那些明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也無法完全排除消費社會。結果產生現代史上最大的矛盾之:一個能為人提供無限選擇的經濟體系,最後卻使人類同質化 人類常誤以為工業革命是一種科技的廣泛創新,而這種創新的同時轉變了多種經濟活動。事實上並非如此。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主要集中在紡織業。 工業革命是科技創新,它促使土地、勞動與資本這三項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成長的覺定性因素。在十九世紀,勞動與資本的數量增加,但真正重要的是品質的提升,使總產出超過工人與工廠增量的總和。因此,從供給面來看,工業革命追求的是效率。 如果工業革命只是大量增加了布、鐵與機械力的年產量,那麼這樣的成就並沒有什麼意義。另一項重要元素是消費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傳布,如此才能增加對這些物品的需求。如果技術創新刺激了供給面,那麼工業革命的需求面則有賴人類對衣物無可饜足的慾望來驅動。最能刺激這種欲求的,就是十七世紀初由東印度公司自印度進口的棉布。家庭主婦喜歡這些東西,她們的行為與預算也因此做出調整。企業主嘗試運用新科技來仿造這些進口物品,然後取代它們。
英國在兩件事情上與其他西北歐國家有著重大差異,也是這一點使工業革命得以出現。首先是英國的勞工要比歐陸昂貴得多,根據紀錄來看,甚至可能是全球最昂貴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巴黎工人的實質薪資只比倫敦工人的一半多一點。米蘭的實質薪資則僅達倫敦水準的二十六%。中國與印度南部的薪資更低,而這不只是因為亞洲稻米要比歐洲小麥種植的生產力高的緣故。第二的理由是英國的煤產量豐富,而且容易開採,英國的煤價比英吉利海峽對岸便宜很多。這兩項差異說明英國企業老闆為什麼遠比歐陸企業老闆對科技創新有興趣。比起其他地方,英國更願意用廉價的煤驅動的機器來取代昂貴的人力。 從中我們可以依序解構出消費性社會何以誕生。從最初三種思維: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所得知,消費社會源於消費商品可選擇性,以及有足夠購買能力所創造而成。而要能創造這樣的條件,就必須讓商品價格降低以及提高勞動工資。接著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要怎麼讓達成上述兩個條件? 前面論述中提及工業革命的起源,是來自於科技革命。從紡織業的機械不斷改良創新,使得工人可以從原本操作一台變成操作八台機器,讓同樣的勞動力創造出更高產值。這都是透過科技所創造出的成果,間接使商品價格下降。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當商品可大量提供時,雇主為了獲取更多利潤,於是須更多工人來工作,這時對工人的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願意提供服務滿足這種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的價格就相對提高。 就整體工業革命來看,它所改變的不僅只是在科技上,更也是思想上的轉變,而這轉變就是讓我們對生產出現「效率」。在工業革命以前所有生產侷限於人力或獸力上的限制。但是工業革命卻釋放了人的體力,讓我們可以用比過去更少時間,創造出更高產值。這種思想加速了人們對於製造 回到現在來看互聯網就是釋放了人類的知識力,你可以隨時隨地的取得你所要的資訊。知識變得愈來愈廉價,而這時候又會導致出什麼變革呢? 回到工業革命來看,這革命就是雇主為了獲取更多利潤,透過科技使生產力提高。而知訊化時代,雇主也想獲得更多利潤,如果透過科技提高生產力,那麼我們將提高什麼樣的生產力? 在回到互聯網所釋放的知識力來看,就可以發現所提高的就是「問題」。 這時又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真問題、假問題?也有可能有些問題根本不是問題,或這一問題不是必要的。 如同費馬定理一樣他所提出一個問題,讓人們思考了三百年才解得出來,如果沒有費馬提出這一問題,就不會有這麼多智力非凡的人往這方面解答。所以提問將會是使我們如同工業革命一樣,生產出更高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使我們對於社會擁有不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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