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歐洲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了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
西元五八一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於五八九年結束了長久分裂混戰的局面。
這個實現統一大業的王朝根八百多年前的秦王朝一樣，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二十九年。但是這兩個短命的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聚舉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才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了商人
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可分為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面向就是思想創造，科舉制度所鑑定的就是對於儒家經典理解，如果我們理解儒家的思維就會知道這是，以農為本，經濟制度上一昧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系統性思考。這也導致所產生出的官吏，本質上缺乏對經濟發展的辦法以及思想上成為了限制。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階層流動，過往都是貴族或世族代代相傳，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缺乏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秦朝與隋朝所創建的軍爵制以及科舉制，打破了過往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讓人民有機會透過自身的努力來換取更好的生活。
兩個面向來看一個呈現思維上的束縛，另一個則是打通了整個社會階層間流動性。從者兩者間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探討，當代社會如何打破所處環境，進而使個人往不同階層流動？另外觸使流動的關鍵思維又是什麼？
首先，針對階層流動性來看，從社會角度來看，一個文明社會的誕生，是透過各種人協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如《國富論》所提到分工的重要性，社會透過有人從事農業、工業、商業來使整個社會在各自分工下，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合作，這也就是群體合作的力量。
當每個人都各自處在自己的崗位上，有要怎麼使階層流動？其中的關鍵，就是在於讓本身工作有了替代性。這種替代性又分為兩類來看，一類別是屬於效率性，可以增加本身生產價值，使空出的時間拿來從是別事項；另一類就是替代性，透過科技、產品或相關事務來替代原本事物。
接著我們先探討觸使流動是什麼樣思維，在科舉制度下所產生出的人，思想都侷限於當下的經典，而缺乏了多元化的思維，所以在面對各種問題時，往往能想出的辦法就這麼有限。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單一思維模式或缺乏多元性的價值思維，反而會使我們的想法產生偏差，因為我們只透過既有框架，來推導出我們想得到的答案，卻無法看見另一種思路。
結合上述兩段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追求社會階層的流動，可以透過本身對於相關工作的改善來解決，而解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效率、一種替代。
而我們要如何具備有這種改善的能力，就取決於我們的認知與格局。
只有當我們的眼界看的夠深夠廣，所產生的視野也就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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