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微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前所未見的世族經濟。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世襲性，其延續壯大，有賴於一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咋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併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在西元一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與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重大爭議的改革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
當時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併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政權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代本身，也是皇權旁落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十多年裡，王莽推出了眾多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個主題展開
王莽改制，首要之舉是「五均六管」，這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畫色彩甚至更加濃重。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五均六管」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所有的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七年中四次幣制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級，也就導致最後被判軍所殺。
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是：為什麼實施了幾乎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為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翻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奴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視窗」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換到現代的組織變革中來看，也不出這四項條件要素：
1. 絕對權力：改革者需要對組織權力的絕對掌控，例如星巴克執行長霍華舒茲於《勇往直前》裡就透過重新掌全星巴克的領導權，讓組織再造，回歸最初品牌的核心價值，家與辦公室的第三個去處，並為品牌精神作了一系列產品服務上調整。或者是如賈伯斯從回蘋果後一樣都是對於組織重新掌握權力，讓整個變革有了主力支持力量。
2. 一個理由：王莽改革是為了要中央集權，但受害了卻是百姓，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更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而作。起義變革都是為了事情或需求，才會覺得要變，不然一般大眾都會趨向安定來發展。所以給組織成員一個變動的理由，會勝過各種執行面詳解。一旦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何而作時，所有行動都會依據這個核心來作出貢獻。
3. 資源統整：變革往往是需要透過大家一起協同合作所完成，而在這之中資源統合應用就成為關鍵。必須先清楚知道我們有什麼、要什麼，以及該放棄什麼時，這些資源才能有效發揮價值。
4. 執行力：往往變革失敗，除了前幾項要素之外，行動也是一個關鍵。如果執行者不能為變革作出維護，面對變革中的突發狀況時，沒有執行者來解決，這樣問題就會愈來愈多，就會出現更多反抗聲浪導致變革失敗。所以執行便格者在處理變革事物之外，還要去解決變革當中所衍伸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必須靠變革者們來解答，當愈能解決這些異議問題時，變革的反抗就會相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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