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秦漢歷史】中央政權的鞏固：從分封到郡縣

真正理解歷史的人，不在於對時代有什麼樣的評論或功過是非，而是知道當時人所做出的抉擇，往往都是出自於不得已。其中的差異就在於是否有全面性，用更大的格局與視野以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想法，從而看待一件事情背後所牽連的一系列影響。

古人曾說：「屈賈誼于長沙，非無聖主」有時人才無法發揮其才能，有一項因素，就是時間點。往往在對的時機點，與對的人才，將開創出不同的時代局面。

從秦帝國的創建到滅亡，很大原因在於當時尚未形成中華民族的思想，被殲滅的六國都都有各自文化，對於大一統的國家並沒有太多的想像。

所以秦始皇在開國之初所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遠大於各朝代，如何讓六國不同文化認同大一統的民族就需要有好的治理技術。而在那時出現的李斯，並推行的多項政策，例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而這些一統也奠定了帝國統一的基礎。但因為經歷過周王朝所推行的分封制，當時的人們還沒有辦法轉換對大一統的國家有文化上的認同，加上法家治理的理念對於當時才剛起步的過家又是一種沉重的負荷，就導致六國舊勢力的崛起。

最終漢高祖劉邦，再次完成大一統的王朝漢朝時。理解直接實行郡縣制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還是太早的思想，所以不得已把漢初的功臣一一分封成為諸侯。而中央只實際掌握整個帝國的三分之一的控制權。

當時劉邦也清楚知道，要延續帝國的大一統，勢必要剷除調諸侯王對中央的影響，於是在不久後一一把諸侯王也就是過去的功臣依序剷除。就連最有戰功的韓信也遭到殺身之禍。這一切的不得已都是為了大一統的帝國而做出不得以的抉擇。

雖然在之後有「白馬之盟」讓劉姓氏家來接管各地諸侯王，但這項舉動只是緩兵之計，因為要真正實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就必須要收歸所有地方政權。但為了避免重蹈秦帝國的歷史，只後藉由不同的形式來呈現。

要一直等到「七國之亂」後才算是真正的把中央的權力釋放到全國。

秦 漢 中央 地方

郡縣制 分封制 

共計 2,888 字 | 建議閱讀時間 5 分鐘

中央集權的衝突

所有危機都是在繁榮的土壤上萌芽起來的。對一個「家天下」的帝國而言，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就在「文景之治」期間，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劉邦興漢之後，實行的是分封制，眾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國。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之後，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的就是吳王劉濞，他不但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賈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愈來愈大。鑄錢、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制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士兵，另外，從事流通事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

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強傍比而起，讓長安城裡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慄。在皇權體制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當中央把權立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權威及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成了統治中國的首要課題，歷代政權往往停留與此，興盛或衰弱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時期，有兩位雄辯的政論家先後對當時的「分權過度」提出了擔憂和對策，他們是賈誼和晁錯。

賈誼是漢初第一個提出重新回歸中央集權模式和重農政策的人，他才華洋溢，文筆華麗，議論深遠，所寫的《過秦論》和《治安策》膾炙人口，在當時就被視為思想重鎮。針對中央集權旁落的景象，賈誼在《治安策》中給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分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對於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搭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都打壓下去之後，國家將如何治理呢？賈誼的對策是，在政治上，實施儒家所宣導的「仁義之道」。他在著名的《過秦論》中評論說，秦始皇「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在經濟上，則是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去。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寫道：「農業興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糧食多了，有什麼做不成的？只要讓老百姓全都去務農，都以此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從事商業的人都轉而去種地，家畜多而糧食足。這樣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還猶豫不肯實施，多可惜。」

與賈誼同齡的晁錯也同樣宣導這一路線。
與書生論政的賈誼不同，晁錯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對政策影響重大。

對於地方諸侯的坐大，晁錯比賈誼更為激進，直接提出了「削籓」的主張，集取消王侯封建。西元前一五五年晁錯上呈《削籓策》，主張對犯罪有過錯的諸侯王，削去他們的支郡，只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

最終導致吳王劉濞會同膠西王、趙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群起叛亂。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被迫腰斬晁錯。可是，吳王等人不善甘休，繼續挺兵，最終形成「七國之亂」。
在名將竇嬰和周雅夫的指揮下，朝廷鎮壓判斷，最終評定了七王之亂。

七王之亂的平定奠定了一大內憂，從而實現中央集權的治理，使中央更有權力的行使權力。

評語

漢文帝知道當時賈誼所寫的《推恩令》可以削去諸侯王的力量，卻也知道一旦觸動諸侯們最敏銳的神經，就是削減他們的力量，就有可能群起反抗。因為當時中央政府無力與地方作抗衡，所以只能暫緩，以及為了不讓諸侯們起疑，只能讓賈誼成為政治鬥爭上的犧牲者。

直到景帝時期，藉由晁錯所推行的政策一步步削減地方諸侯的實力，卻也導致諸侯們的群起抵抗。但危機也就是轉機，藉由這次的七王之亂，一舉掃除了從漢高祖到文帝以來的擔憂，讓中央得以擁有更廣泛的權力。

「隱忍」可以說是從秦皇到漢高祖與文帝景帝同樣面對的事情。為了開創與過往時代不同的帝國霸業，從分封的思想轉變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再從異性諸侯的分封到同姓諸侯，最終到所有權回歸中央。從秦漢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的決策都圍繞在如何鞏固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收歸實質的掌控權。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業開創，難度之高。但卻也因為這些人的努力，使得中華文化大一統的概念深植到民族人的心中，而後的歷朝歷代也都承襲著秦帝國開創以來大一統的核心理念。

如果說可以從這個朝代中學習到什麼，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當你正在走向開創新格局的時候，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事件，是否能為大格局的發展放棄個人或力排眾議的魄力與認知。一條道路上不只要走的好，更要能夠走的久。這就是秦漢帝國發展至今還能影響到我們的關鍵。

65【窮人的經濟學】人口自然增長的轉型

當國家經濟發展愈進步，出生率相對下降；相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卻是上升，這是為什麼？其中就包含了醫療、家庭、政策、工作環境/條件、市場需求、教育等不同面向因素使出生率有不同的變化。

如果就單從醫療的角度來看，為什麼高度開發國家的生育率會低，就因為醫療體系的完善。過去醫療體系不健全時，孩童的出生下來很容易死亡，也就使個家庭不斷提高生育率，以提高出生下來的存活率；相對醫療系統的進步，嬰兒出生的死亡率已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個家庭不用以量來提高存活率，只需要符合家庭的經濟狀況即可。

這就是從醫療進步的面向來看，高發展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醫療時，對孩童的存活率導致家庭出生率的影響。

接下來從近代實施人口計畫的面向來看，人口的增長與下降，國家的可控範圍是什麼？以及人口發展的論點究竟生育率低提高國家生產力，還是增進國家的轉型？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國家  經濟  生育  家庭

共計 2,168 字 | 建議閱讀時間 7 分鐘

印度實行家庭計畫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大約始於1960年代中期。最初開始嘗試行動「結紮營」可以說是在非常時期的計畫基石。雖然在此前，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已經指出控制人口極為重要，但到了Sanjay Gandhi 將此問題帶向前所有的激烈程度，1976年印度內閣針對國家人口政策通過一份正式聲明，呼籲各界提出各種方法來鼓勵家庭計畫，特別是以大筆獎金吸引人來結紮，而更令人震驚的是，政府授權各邦並定強制性的節育法令，雖然只有一個邦提出類似法令，而且法令實際上也從未通過，但這些地方政府確實承受著壓力要設定絕育配額，並且努力達成目標。

最後這項政策看似已經達成目標，雖然誘因也可能造成大家虛報實際絕育的數量。但在實行政策的過程中，難免會侵犯公民自由，並引來民眾的怨恨。

從長遠來看，這場政策反而造成印度人口快速成長，這個轉折不僅引起歷史學家的興趣，也開了一個歷史玩笑。

由於非常時期帶來的負面影響，印度的家庭計劃政策蒙上陰影，直到現在尚且如此。有些邦還持續推動自願結紮，但除了衛生部門之外，似乎無人對此感興趣。

另為在中國實行一胎化政策後，乃是人口控制最著名的例子，但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有人口政策。各國政府清楚指出自己的人口太多，需要以家庭計畫控制。

當人口愈來愈多，飲水量增加，還有部分原因是人口愈來愈多，就需要種植更多糧食，也就需要更多灌溉用水。上述議題雖然重要，但每個家庭決定生幾個小孩或許不會考慮這麼多，因此這也需要人口政策的原因。

問題是發展一項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須先了解有些人為什麼生那麼多小孩：是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生育？或者是可以選擇的？此外他們為什麼選擇生那麼多？


愈是富裕的國家人口成長率愈低。財富與出生率之間的強烈因果關係，已經說服許多學術專家與政策制定者。

馬爾薩斯提出一個理論：一個國家擁有固定的資源，因此人口成長會使得國家更貧窮。照此邏輯，一三四八年至一三七七年之間，黑死病造成英國過半人口喪命，這應該有助於接下來幾年的薪資提升。

如果以此為依據，如果傳染病會降低生育率，可以下一代的人過得更好。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原因是大家不敢從事不安的性行為，而間接原因是勞工短缺，提升女性工作誘因。

不過，這並非理所當然。畢竟，地球人口已經比馬爾薩斯提出假設的年代多出數倍，而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比那時富裕。當時的理論並為論及可以讓資源中無中生有的技術進步；一旦某地的人口愈多，就有更多人尋找新的想法，技術也就越有突破的可能。

在人類大部分的歷史上，人口愈多的國家或地區，成長的速度確實比其他國家或地區要快。

現在的國家生育率愈高愈貧窮，未必表示他們是因為高生育率而造成貧窮，反之可能是因為貧窮才有高生育率，或者是其他因素同時造成高生育率。

要探討這問題，就必須轉移觀點，假如希望推進此議題，需要把大問題擱在一旁，集中研究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先觀察家庭裡的事：大家庭是因為成員太多而變成貧窮？他們比較沒有能力投資小孩子的教育與健康嗎？

根據十八個國家的資料顯示，出生在大家庭的小孩受教育的時間真的比較少，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地方都是如此，像是印尼農村、象牙海岸、迦納都是例外…然而，即使每個地方都是這樣，也不能因此就假定這些小孩的貧窮以及接受教育較少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兄弟姊妹。有可能只是因為選擇生育眾多的貧窮佳評，正好也不怎麼重視教育。


家庭規模的大小對小孩沒有負面影響，這聽起來似乎有違常理。但是，如果同樣的資源必須分享給更多人，想必有些人分得較少。如果小孩並未吃虧，那是誰吃虧？答案很可能是母親。

證據清楚顯示生命過程中太早懷孕非常不利於母親的健康。另外太造懷孕甚至過早走入婚姻，通常造成學業中斷。但是如果把家庭計畫定位成社會希望造顧母親的健康，則會引發另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不在適當的時間懷孕不符合母親的利益，為什麼他們還要懷孕？也就是說，家庭如何決定要生小孩？而婦女對於這些決定又有多少控制權？背後就是環境所影響認知的選擇。

從最初了人口發展來看，當人口增長超過環境負荷時，就會選擇其他的方式來補償人口膨脹的缺失，這種補償之一就是人口文化知識的落差加大，因為只有這種差距，才能夠讓不同的人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不然，就容易造成革命或內耗，最終拖跨整個國家的發展。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中國經濟改革時的目標是讓一部分的富裕起來，核心個概念就在於此，當一定程度的人口起來後，才能讓國家進入新型態的轉型。

64【羅伯特議事規則】民主會議的本質：少數人的多數決

很多人以為民主就是多數決，100個人裡面有51個人選擇A方案，而另外49人選擇B方案，以多數決來看，51人就是多數決。

這種民主是個非常粗製的，如果在過去單一經濟或社會下的決策只會影響部分，但隨著時代演進，整個社會的協作、經濟、政治格局等，牽連著非常龐大的社會網絡，已經不是是或不是就能講清楚的。

而在會議的過程中也是一樣，最擔心的就是多數人的暴政，一個好的會議就是要遏制住這種暴力的力量。

所以我們才要訂一套規則，確保少數人的利益、意見的尊重與關心。這也就是民主會議中在保證少數人的利益前提下，使用多數決的原則。

會議的基本本質在於讓人共同參與，並在討論過程中能夠讓少數意見群有效的發言。然而，在過程中需達成集體共同的認可，這就是會議過程中最為困難的部分，除了要考量大多數人的贊同，還需要關注到少數集體的聲音。讓會議能公正、公平並引導出與會者的發言權。

另外會議從根本上來講，是參與會議的多數方決定一個會議的總體意願。但是這樣的決定，必須經過一個自由、充分的辯論協商過程才可以做出。要想取消或限制個人或者少數方進行辯論的權利，必須得到出席且投票者的2/3或者更多票數的同意。

由此可推出，每一個人或一群人，都能有最大努力把自己的立場變成總體意願的權利，但這要在整體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之內。也就是說，雖然這種權力是當然的，但並不等於說在任何時候堅持這種權利都是明智或有益的。

還有一條重要的原則，改變會議組織已做出的決定，要比通過一個新的決定難度更大。這是為了避免會議組織決策的不穩定。否則，類似出席人數微小變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決策的重大變化。

從根本上來講，基於通用議事規則的會議組織是自由的，最大程度地保護組織自身，最大程度地考慮組織成員的權利，並在此基礎上，獨立地做出組織的決定。

要處理各種規模的會議，要面對從和諧一致到針鋒相對的各種局面，要考慮到每一個成員的意見，要用最少的時間，要就大量複雜的程度各類的問題達成最大程度的一致，總之，要在如此之多的要求下最大程度地體現一個組織的總體意願，這就是通用議事規則到今天最完善的方法。


協商會議(deliberative assembly)泛指採用「通用議事規則」來運作會議組織。它具有六種特徵：
●它是一個由人組持的集體；通過自由充分的討論，以整個會議組織的名義，自主地決定一致的行動。
●它的會議要在「共同的場所」進行，或在等同於「共同的場所」的條件下進行，及所有人都有參與相互的口頭交流。
●它的成員，只有資格加入的人，在會議組織中通常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採取自由行動。
●在任何一項決定中，每位在場成員的觀點都擁有相同的權重，並且通過投票/表決的方式表達；如果其投票屬於多數方，則該成員為此決定(通過或否決)承擔直接的個人責任。
●即使成員表達的意見與會議組織的決定不同，也並不意味著該成員希望退出會議組織，會議組織也無權以此為理由要求該成員退出。
●如果有成員缺席，無論是立法機構還是一般的組織，缺席都是很難避免的，出席的成員可以代表全體成員做決定。但必須滿足會議組織指定的相關條件(例如，必須滿足法定人數)

即使一個組織沒有制定任何成文規則，通常也認為它仍然受「通用議事規則」的約束。不過大多數會議組織都有成文規則，而且分為若干級別，有的由組織自身制定，有的由組織的上級機構制定。這些規則，有些闡述了組織的宗旨和使命，有些是對「通用議事規則」的詮釋或補充，有些規則訂了議事規則之外的其他事情。

在協商會議中，形成決定的基本原則是：一個動議必須得到「過半數表決」才能成為會議組織的決定或行動，也就是說在一次例行會議或合規召開的臨時會議上，一半以上出席並且投票的成員明確表示贊同，並對此行為負責。

還有一些情況，形成決議需要更高的表決額度例如：法定規定的、會議組織根據自己的情況特別規定、過半數表決時所導致少數方、缺席者或成員中某一群體的權益受到侵害，因此通用議事規則規定更高的決策額度。

對於上述的情況，通常採用三分之二表決，也就是說至少有三分之二出席且投票的成員明確表示贊同。

在一些情況下，不管使用的是哪一種表決額度，都還要求事先告知。就是說對於本會場會議將進行討論的議題，應該在上一場會議上或者本場會議的召集函中進行言簡意賅的描述。

無論何時，只要規則中提到表決額度，就是指全體成員的過半數。想生效，比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出席會議的人數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這個所謂的最少人數就是法定人數，在法定人數不足時，只能組織章程所允許的個別程序性動作做出有效力的決定。

63【殺戮與文化】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殺戮：激活組織環境的五種要素

人類文明建置的底層其中一項就在於「信任」的基礎上，因為有信任才能右後的金融商品、股票、財務儲蓄以及相對穩定的價格指標。

基於信任基礎與穩定造就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從勒班陀會戰中來進一步分析，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之間的差距是如何戰勝？

如果從大架構來看，最重要的是在於環境的塑造，以及需求品的利基。
就如同好的環境會吸引好的人才進駐，威尼斯所呈現的就是開放、自由與穩固的商會環境，讓更多人才資本與財務資本能相互交流碰撞後，激發出更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接著透過這產品輸出帶動國家經濟影響。

以組織的角度來看，組織領導最重要的就是塑造出擁有相同元素的環境：開放、自由、穩固、平等、保障等五種要素，以讓組織能透過個人的能力的激發與疊加知識知本，將能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組織發展。



到勒班陀會戰為止時，對於羅馬曾經在北非、近東、小亞細亞和大部分巴爾幹地區設立的諸行省，歐洲已經失去了控制，至於東地中海的沿海水域也是如此，被奧斯曼人所影響。

奧斯曼人發現，一個鼓吹對異教徒開戰的統一宗教，有利於多文化龐大帝國的擴展。宗教戰爭的政策，使得非西方人擁有了前所未見的道德驅動宗教狂熱。

然而，儘管基督教世界一盤散沙，他們依然對蘇丹的軍隊保持巨大的優勢。西方在軍事上的支配地位，在羅馬陷落後有所下降，但歐洲的大部分國家1000多年來都潛藏著古典時代的文化傳統，理性主義、公民軍隊、資本主義形式、自由思想、個人主義、對重裝步兵和決定性會戰的依賴，這些因素使得他們擁有遠超過自身人口、資源或領土比例的軍事力量。

歐洲的主要問題不再是普遍的和平主義，而是幾乎毫無間歇的戰爭：在查理曼王國終結後的中世紀，由於缺乏中央集權的制約，西方文明的內戰以近乎自殺的方式進行著，歐洲王公們之間不斷進行極為血腥的自相殘殺。

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和西班牙帝國境內的槳帆戰艦製造技術要比亞洲先進得多，要靈活的多，更有可能不斷進化發展以應對海上的新挑戰。土耳其艦隊的全部組織架構乃至術語都是抄襲威尼斯或熱那亞的，這和中世紀早期伊斯蘭艦隊效仿拜占庭還海技術和海軍管理一樣。

軍事科學中，關於戰略與戰術的抽象理念在新的火藥時代復活，同時也成了西方所專有的領域，因此，兩支艦隊的指揮官們都是歐洲人這一點可以說絕非巧合。

蘇丹本人更青睞於出身義大利叛教者的海軍將領，他們熟悉歐洲的習俗與語言，因此更有可能使他的槳帆戰艦跟上敵軍在創新領與的步伐。

基督徒艦隊中的士兵，並不是全都能夠自由投票的公民，然而，神聖同盟的船員，主體也並非奴隸。奧斯曼大艦隊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其中堪稱精銳的禁衛軍和划槳奴隸一樣，都無權對政治事務說三道四。土耳其艦隊相比基督徒划槳船員更有可能逃跑，至於歐洲戰艦上的普通士兵的地位，則是自由人，他們不像土耳其士兵那樣屬於某個帝國貴族的財產。


使基督教小邦結成的聯盟能夠獲得勝利機會的還是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他們不僅建立了資本主義體制，製造出優秀的船舶，還能大規模生產火氣並雇用基數嫻熟的船員，考慮到他們有人口和領土的限制，這更是一項偉大的創舉。儘管在勒班陀，代表歐洲力量的只有三個真正的地中海大國，教皇國、西班牙和威尼斯，但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總合要比整個奧斯曼帝國的國民經濟規模大得多。早在艦隊出航前，教皇國的大臣們就已經積鑽維持兩百艘戰艦作戰一年的全部資金。

最引人注目的城邦國家

威尼斯共和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的區別，是雙方在經濟生活上的巨大差異，這個城邦國家所能提供的物產和服務，在規模上遠小於法蘭西、西班牙或英格蘭。在勒班陀會戰發生時，威尼斯本人口不足20萬。這個城邦的領土侷限在北義大利數百平方英里的小圈子裡。與此相比，蘇丹統治著數百倍威尼斯的人口，有著遠多於他的礦石、產業品和貴金屬儲備。威尼斯固然在近東西方之間從事著有利可圖的貿易，但蘇丹控制著比這個小小城邦大上1000倍的土地。然而，在軍事資產、貿易、商業和對地中海的影響等方面，威尼斯在整個16世紀中僅僅依靠自身的實力，便幾乎可以與奧斯曼匹敵了。

顯得易見的是，威尼斯的力量，來自它根據現代專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生產原則來製造戰爭武器。威尼斯大兵工廠的建立，源自於資本主義體系和立憲政府機制的自然發展，伊斯坦布爾的獨裁政權完全無法想像出那樣的製造業奇蹟。威尼斯由一個選出來的最高行政長官和大體上由貴族商人組成的元老院聯合統治，這個政府允許從貿易中滋長出來的資本主義在相對低賦稅的環境下發展。並且保證個人財產是合法所得，不會被充公。此外，威尼斯的公司也欸賦予了法律的保障，成為不屬於任何個人的、任人唯才的經營實體，從而能夠超越任何個體，在利潤的基礎上判定成敗。一個威尼斯公司並不依賴於任何個人或家族的生命、健康或地位，而是完全依靠根據諸如投資、回報之類抽象商業原則，加上股票、股息、保險、海事貸款等金融工具輔助下行動的效率來獲得利潤。

國家支持的資本主義體系在自由的社會環境裡運作，並經由共和國選出來的公會進行監督，所有階層中富有才能的人都相信，這是地中海沿岸最適合商業經營的社會氛圍。

和土耳其人相比，威尼斯的優勢並不在於地理、自然資源、宗教狂熱或是對持續交戰的執著，而是在他的資本主義體系、共識政府制度下以及不計較利益對研究的執著投入。

只有在上述狀況下，技術嫻熟的航海工程師、船員和訓練有素的海軍將領才能夠勝過奧斯曼在領土、收入、遊牧民族的戰士文化傳統以及單純人力資源上的優勢。蘇丹尋求著歐洲的商人、船舶設計師、海員，進口火器；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一個土耳其人能夠發現歐洲需要他們的服務。

從威尼斯的例子我們一個國家延伸到組織，來探究如何塑造組織的激活因子。

其一：開放
組織從常存有各部門，而為了整體組織發展，就傾向於各部門間的競爭，但同時容易產生一種問題，就是對方做了A專案，同時我們也在做a專案，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相互重疊，也就容易造成資源重複使用的情況。

開放的核心本質就在於讓團隊中的人知道，各部門或組織間目前所在做的事情，從中分享共創，是未來企業競爭中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二：自由
未來組織的結構與職務將會相對自由，不再是單一職位的發展，而是能從多元化的職能來做結合，就如同威尼斯在各項科學武器上的發展都是從不同領域書籍、火藥等座結合進一步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

其三：穩固
這就如同企業的核心戰略的一致，針對總體的方向來做各項目標的設定，再依據各項目標來達成企業的總體效率。但如果有發生任何狀況，就需要有不同的應對與方法來作解決，可是在處理過程中，還是要能保有最初設定的核心戰略。

其四：平等
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有其價值，而要塑造一個好的組織環境，就必須先有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觀點，如果起始點不同將會造成組織間的衝突與矛盾，所以要能激活團隊文化，其中關鍵在於能否創造出平等的基礎，再從中做出差異化的調整。

其五：保障
任何組織的創新都包含有一定的風險存在，而領導者就需要創造一個可以犯錯的環境，讓組織成員知道即使失敗還是能得到支持，但也不能無限度的失敗，須依據組織所能承受的範圍來做適度的承諾與鼓勵。

62【殺戮與文化：強權興起的決定性戰役】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殺戮：激發組織個人貢獻的2種要素

中央集權的組織下，也就是金字塔型組織，在溝通的流動性上會有非常大的阻礙，通常解決的辦法是拆分，讓大組織解構成一個又一個小事業群。讓彼此如個小公司像是競爭又是合作夥伴。

在《文明》書中就提到，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主宰近現代，其中一個要素就是，「競爭」因為在競爭的過程，當你有這項技術，如果我沒有就會被比下去或者被對方征服。也因為歐洲呈現多元國家的狀態，讓競爭可以不斷激發啟蒙、科學、工業革命的發生。

勒班陀海戰是場西方國家如，西班牙、威尼斯、熱那亞、教宗國及其他國家所組成的神聖聯盟，對抗東方的奧斯曼帝國，這場戰役決定了後期海戰的轉換，以及兩種不同的文化、制度、社會、經濟的模式下的結果。

兩種不同模式下的組織，如何影響關鍵戰役的結果？

1兩種模式的衝突

勒班陀位於希臘西海岸外，處於奧斯曼控制下的巴爾幹半島和基督徒的西地中海之間，是歐洲和它的敵人發生海戰的合適地點。

接近勒班陀外海時，基督徒艦隊一共擁有超過300艘戰艦，這些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艦艇分別屬於威尼斯、西班牙、熱那亞及其他國家：208艘槳帆戰艦，6艘加利亞斯戰艦，26艘蓋倫戰艦以及其他76艘較小的戰艦。這支龐大艦隊的總兵力，則包括了5萬多名槳手和3萬多名士兵，這是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前所未見的龐大基督教聯軍。

然而，這支艦隊在規模上仍然要小於蘇丹那支接近10萬人的艦隊，土耳其艦隊擁有230艘主力戰艦和80艘其他各類戰艦，在數量方面佔據上風。

儘管如此，事實最終證明，基督教槳帆戰艦的質量優勢而非奧斯曼槳帆戰艦的數量優勢決定了勒班陀海戰的勝負。

威尼斯槳帆船式地中海上設計最好、航行也最穩定的戰艦，它也是土耳同類戰艦的模板。西班牙戰艦也要比奧斯曼戰艦建造得更好、更結實。

這場海戰雖然識字亞克興海戰以來最大的划槳戰艦會戰，但它恰恰意味著划槳戰艦即將走下海戰舞台。勒班陀將是海軍史上最後一場大規模槳帆戰艦戰鬥。

2

決勝點

首先，基督徒鋸掉了他們的槳帆戰見撞角，這意味著使用戰術的時代已經過去。比起安裝撞角，艦上多安放一門火砲顯得更為有用。

此外，撞角也會影響艦樓火炮的射界，導致炮手必須向高處射擊，以免炮彈打到自己的船艏。

去除掉撞角後，基督徒的槳帆船擁有了更好的視野和安放火炮的更大空間，能夠直接瞄準射擊前進道路上的敵艦。

威尼斯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以及西班牙工匠的專業技術，確保了基督徒槳帆戰艦在武裝狀況方面要遠好於土耳其戰艦。

這不僅因為平均每艘戰艦上的火炮數量更多---神聖同盟的戰艦上共有1815門火炮，相比之下，規模大得多的奧斯曼艦隊只有750門---還在於每門基督徒戰艦上的火炮，在鑄造、保養方面都要比奧斯曼同類型武器做得更好。

在火器使用方面，歐洲火繩槍部隊有更多的經驗和更好的訓練，因而與上量上遠少於自己的奧斯曼同行們相比，他們的火藥和槍炮更可靠，並且射速是奧斯曼人的三倍。

與弩相比，奧斯曼人的反曲複合弓的確是致命的武器，它們具備更好的射程、準確度和射擊速率，但掌握這樣一件武器需要數年的訓練時間，而且在射擊數十發箭矢後，弓手就會疲憊不堪。

此外，弓也不可能像弩或火器那樣被迅速大量製造出來。傳統上，歐洲人強調將盡可能多的致命武器發到盡可能多的人手上，他們很少考慮射手的社會地位問題，也不必擔心有效使用武器所需要的狀態與訓練程度。

勒班陀海戰中雙方都使用了奴隸槳手，但是神聖同盟中依然有自由槳手服役，聯軍也傾向於讓參戰奴隸獲得自由。相比之下，土耳其槳帆船上的基督徒奴隸在戰前受到威脅，除了低頭划槳之外，任何異動都是死路一條。有些跡象證明，在戰鬥中至少有幾條船上的奴隸發起了暴動。實際上，在土耳其艦隊中，沒有任何一個自由戰士。

在這一損失對蘇丹而言可謂加倍慘重，因為他和歐洲人不一樣，既沒有製造成千上萬支新火繩槍的能力，也沒有組件一支由征招兵組成的新軍的能力。槳手—更不用說軍火製造者和設計者了—必須從歐洲海岸以雇傭兵、背叛者或者奴隸的形式弄來。

3

文化傳遞

西方以外的人們總是抱怨歐洲對紀念儀式壟斷，並難以忍受西方人對歷史藝術本身的控制，這完全是有道理的。勒班陀海戰的後果，比任何其他事都更不公平，一場西方式「勝利」的故事，很快就通過印刷出來的歷史書籍、委託製作的藝術品和到處流傳的通俗文學，傳播到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中間。

在所有這些紀念形式當中，沒有任何內容涉及從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角度看待這場會戰。與此相反，我們只聽說蘇丹在戰後發出的殺死伊斯坦布爾所有的基督徒的威脅。少數幾份關於會戰的土耳其記述並不具備文學性，也沒有廣泛刊印發行，它們是乾澀的、政府批准的、格式僵化的紀載。除了少數伊斯坦布爾政府菁英之外，幾乎不會有任何其他讀者對其發生興趣。

與此相反，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文材料中，則有數十本充滿激情的第一手著述傳遍了地中海地區，儘管這些材料時常在事實和分析方面互相牴觸。這就是允許異類聲音和自由表達的社會特性。

勒班陀海戰的結果恰恰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設計、製造以及分配武裝方式的優越性。數量龐大的火炮、火繩槍、弩，以及製造精良的船隻，在戰鬥中抵銷了奧斯曼人的數量優勢、土耳其士兵令人恐懼的聲望，以及奧斯曼帝國部隊在本土水與作戰的便利。因此，所有這一切在沒人能夠遇見到勝利的結果情況下，就已經使得神聖同盟獲得很大的機會來爭取勝利。


從勒班陀海戰中以三種面來看：方式、人員、武器來分析。

首先是方式，基督徒選擇以火炮的方式來做攻擊；另一方面奧斯曼則是用撞擊式，形成兩種不同的戰略手法。

後者就是不斷往前，因為過去戰都的經驗來看，只要用足夠數量的兵力，就能取勝，所以用這樣的邏輯時，遇到基督徒的火炮式攻擊，就出現了困境。

這就是所謂的不連續性的出現，在過往經驗下，出現未知的方式或沒見過的情況，容易迷失混亂。導致成功無法再接續。

第二，人員：從古希臘到羅馬到中世紀，歐洲都有所謂的公民自由的概念。也就是個人獨立與參與性；相對於奧斯曼來說，因為是大一統帝國，集權使個人權利收歸到中央與最上層，使個人只能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權。也就無法達到馬斯洛提到的個人發揮的層級。

第三，武器：從冷兵器時代進入到熱兵器時代，讓增兵的範圍增廣，例如原本使用的弓箭就需要有力氣的人才能拉的動，但是使用了火繩槍後，任何人只要會操作技術就可以快速上手。

這就對於人力上有大幅度的增加，以及可替換性。相較之下，奧斯曼以弩為主體，而培育一名弓弩守則需要12個月。所以在勒班陀海戰後，奧斯曼的兵力耗損，無法地立即回復到先前的狀態。

從這場戰役的三面向中，與現在組織的關聯性又是什麼？
可以從中看出對組織的兩種影響因素：

第一、速度：
面對不確定的時代，變化已成為常態的同時，如果只守住既有的框架或定位，容易讓組織進入衰敗，只有透過不斷嘗試跨領域結合，從新定位才能再次找出關鍵定位點。

例如蘋果最初的產品定位在電腦，如iMac，接著iTunes的出現，讓蘋果定位轉向音樂市場，後來2007年推出iPhone，轉而向智慧手機。可以看出企業轉型必須不再S行曲線達到飽和時，就必須思考下一步的發展路徑。

而在此期間，我們組織的核心定位就需要有這思維「勇於嘗試」因為組織不跳脫領域嘗試，就只能走向既有成功無法進入到下一個成功。

然而，要能有效轉換，就有賴於企業的轉變速度。神聖聯盟透過火炮的攻擊，加速了打擊範圍，讓原本需要面對面碰撞才能進攻，轉而向遠在一方時，就能發出攻擊。

就如同弓弩手與火槍兵的適用性另一個人員替補性，人夠在一項專案品牌失敗後，快速重起另一項品牌事業，這就是未來組織需要具備的速度性。

第二、個人士氣：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團隊就是藉由每個人的專長互補，發揮團隊的最大效益。」團隊的出現，就是讓一個人原本不可能做到或是需要花費大量精力的事情，透過團隊中每個人的專業分工與貢獻，創造超越個人的成效。

這就是西方國家對於個人公民權利的體現。你所雇用來的每個人，不是雇用他的雙手，而是對方的腦。只有讓每個人知道自己可以為團隊組織做出貢獻，並且對個人是有利益時，組織裡的每個人才會知道自己的定位點，也就會為團隊做出貢獻。

然而，在這些轉變下，究竟是什麼影響基督徒擁有這樣的轉變？能從過去的S行曲線，跳脫到另一個增長產生連續型增長？

下回將從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化流通性、競爭市場、與個人資本相互關聯，與資本主義下的連結。

61【國富論】論貨幣：財務積累的延展性

能用錢解決的事情就用錢解決，因為當你選擇用其他方式來解決時，所付出的機會成本，將是你無法想像的。也許當下覺得沒有什麼不同，但隨著時間維度的放大，所產生的結果將會相距甚遠。

怎麼樣才能使資金發揮他最大的價值？就在於我們怎麼看待貨幣的概念。

貨幣是什麼？

是社會共同創造一種錢的概念，讓我們可以用錢來做交換。如果沒有錢，我們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來做交易。但是，錢的出現讓我們用可以衡量的方式來做交換。

也就是說，錢只是一個載體，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透過這載體把每一分錢發揮出它的價值。

《國富論》中循環資本的流動，最終將走向固定資本。而這些固定資本的價值，就是提供個人生活的品質提升，也就是最終的結果。

但是，當我們的循環資本無法流動，最終只會變成一文不值。

首先，什麼是循環資本，在此就包含了四個部分：錢幣、食物、原材料和製成品。

從社會國家的角度來看，農耕時代，當一個國家擁有越多的天然資源，其競爭力相對強勢。但是到了工業時代，人的價值愈來愈重要，因為人把資源的價值提高，以換取更高的循環資本。

例如，當我們用錢買到原物料，把它加工製成後，就可以用更高價來販售。相對於用基本原物料來的有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發展還有賴於資源。也就是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各國列強才紛紛到各地去殖民，以換取國家的循環資本，轉製成固定資本。

從上述的總結，所有的循環資本，最終將成為固定資本，而我們如何換取高價的固定資本就有藉於我們如何應用循環資本。

之前提及到，商品價格可以分為三種組成，其一，土地資產；其二，勞動工資；其三，利潤。

當一個商品要創造出高價，這三種之中，最有價值的就在於勞動工資。

土地資產，除了在通貨膨脹，混亂的局面才會提高，基本價值屬於穩態。
利潤，取決於商品對客戶的價值，就是為客戶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以及品牌價值的展現。

為什麼勞動工資可以創造出高價，原因就在於，當商品可以被大量複製製造，個人化的差異性就成了決勝點。換句話說，個人所產生的價值連帶影響到商品價值的概念。

而每個人可以通過個人的價值展現，為社會國家提供一個貢獻，最終將會獲取相對應的循環資本。可以說，未來就是一場人才戰，當你的國家擁有愈多人才，所能創造出的個人價值，將會是國家強富的指標。

就例如籃球隊，你會看團隊成員來分析這個團隊會不會贏。

結合《國富論》在前面所提及的分工概念，未來個人分工化，每個人用各自的時間換產生產品用錢的方式來衡量個人的價值，當你的成品遇有不可取代，就會愈有價值。

總結來看，個人如何發揮財務的延展性，也就是如何讓錢發揮出它最大的價值？最為關鍵的就是把錢投放在個人價值面上。

我們所獲得的循環資產，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最重要的是如何用現有的循環資產來投放到個人價值面上。如果今天有兩個人，一個選擇花費循環資產中的錢來購買手機，透過轉製成固定資產來做為人與人結的互動，創造更高效的交流品質，就會連帶創造出個人價值；相對於一個選擇把錢省下不購買，就會失去人與人間的連結，以及獲取其他資源的機會，自然而然就無法發揮循環資產的價值。

其實，循環資本或者說是錢的應用想法，將決定你未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60【窮人的經濟學】哪怕只有一次機會，都要用盡全力

教育與醫療，都是對人未來的期望，也是最難衡量。然而，兩者之中，最能讓一個人從一無所有到進入資本世界的前緣，「教育」就成了在資本主義下的唯一出路。

教育的本質有二，其一，教導基本技能；其二，挖掘個人天賦。

在電影《天才無限家》中拉馬努金，沒有任何學歷，卻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在影片中也體會到，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天賦、特質與長處，要能發揮這樣的潛能，就需要個人對自己的自信、導師的引導與一個翻身的機會。

什麼是好的教育體系？這就需從兩個層面來看，核心本質與歷史發展。

首先教育體系的核心價值有兩個，第一就是要能提供人們生存的基本知識、技能；第二，就是發掘人的潛能，也就是啟發個人的天賦。

第二，歷史區域的發展：中華民族在教育的系統上呈現單獨專一的知識，來作為核心思想，就如漢朝在董仲舒徹百家，獨尊儒後，讓之後考試或科舉都以相關體系為依據，所以就會出現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在經歷科學革命後，把各項知識分門別類，也就出現各種學科。這兩者體系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彼此優劣。

這也呼應《國富論》中提及的分工論，因為分工讓社會協同更為完善；相對於東方教育則是以所有指標為全部的思想差異。

從上述兩點的結合，就會發現，未來教育的發展，將區分為兩部分，第一，基本核心技能；第二，個人天賦起發的學科。

未來，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普及，教育將能給予與發掘更多優秀的人才，並從中啟發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可以說，現行的教育將會被新體系所取代，而這轉變卻需要十到二十年的轉變，也就是一代與一代人的認知轉換，才能逐一替換。

回到窮人在教育體系中，如果窮人可以藉由教育翻身，那什麼原因阻擋人的進步？

在之前提到，家人對於孩子的期望，是很大的因素。呼應最初所講的教育是對人未來的期望，如果家人只用短視或急功心切的心態來面對，只會在成效出現前就中斷了教育對孩子未來的可能。

接下來從制度與改善方向來做逐一分析，以及從教育轉變中所得到的三個啟發。

1
為什麼學校會失敗？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課程與教育的設計是針對精英而非一般學生，嘗試多投入一些東西來改善學校的運作，結果通常令人失望。

如果在一開始成績就不錯的學生，如果學校在發送教科書，表現就會明顯提升。故事聽起來很合理。在肯亞學校以英語教學，當然使用英文教科書。但對於大部分的小孩子來說，英語只是第三語言，排在地方語與肯亞語之後，他們很少說英語。英語教科書對大部分的小孩來說並不是非常實用。其他地方投入的各種東西都獲得相同的結果。只要他教法與誘因未做改變，新的投入也沒有多大幫助。

現在我們應該明瞭私立學校為何無法教好普通學生，教學的重點肘個是針對某些困難的公開考試，讓準備充分表現最好的學生通過考試，帶給他們一個光明的未來，而這需要進度超前且無所不包的課程。因此，大部分的孩子越來越落後，雖然不幸卻是無可避免。

父母和其他人一樣，希望學校能傳授所謂的「菁英」教育給自己的小孩，儘管事實上他們沒有立場監督或思考教學內容是否真的帶給小孩好處。舉例來說，南亞的父母特別喜歡用英語教學的學校，但母語並不是英語的父母，不可能清楚老師是否真的足以勝任英語教學。不利的一面是父母對課程興趣缺缺，需要這類課程的小孩，卻沒有運氣去上課，我們在此看到什麼重點？

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看，這個信念與行為模式代表大部分學校體系既不公平也相當浪費資源。有錢的小孩到學校去，不只得到更多更好，而且在學校也受到呵護，協助他們發揮真正的潛力。窮人如果上學，除非早早展現卓越的天賦，否則最終都會認清學校不歡迎他們的事實，而且他們會默默承受，直到放棄離開為止。

這造成大量人才浪費。在小學與大學之間輟學或是完全沒有上學的人，許多都是歧視下的犧牲者：父母太早放棄、老師不曾試著教導他們，學生自己缺乏自信。其中有些人顯然有成為經濟學教授或是產業大亨的潛力，卻反而成為臨時工或雜貨店老闆，或者如果他們幸運的話，可能獲得少數文書職位。他們留下的空缺幾乎都被資質平庸的小孩掌握，只因他們的父母能負擔得起讓他們成功的任何機會。

大家都知道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以及印度的數學天才拉馬努金都不是學校教出來的。

對於不切實際的目標，過於悲觀的期待，再加上給予老師錯誤的誘因，顯然造成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體系無法達成教育的兩大任務：一是教導大家完整的基本技能，二是挖掘人才。另外就某些方面來看，提供優質的教育愈來愈難。世界各地的教育體系都面臨很大的壓力。入學人數的成長遠超過資源增加的速度，而隨著高科技部門的擴張，世界各地對於人才的需求，讓原本走上教職的人才，紛紛成為軟體工程師、電腦系統管理員以及銀行職員，這對於中等與高等教育要找到好的老師會形成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否存在其他解決方式，或者這問題根本就太過困難？

2

教育再造

但是只要專心把事情做對，每個小孩在學校都可以學到基本技能，這不僅可能，而且事實上相當容易。

首先，第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重視基本技能，只要讓學生與老師願意投注心力，每個小孩都可以學好基本技能。

接著，是透過補救教學的老師只需要相較短的訓練，就可以發揮效果。

第三就是重新規劃課程與教室，讓孩童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調學習，特別是對於遠遠落後的孩童，確保他們能夠專注在基本知識，這帶來很大的好處。能力分班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最後，因為好老師難尋，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且愈來愈便宜，所以多利用一點資訊科技幫助教學其實非常合理。


減少對學校的期待，專注在核心能力，並且應用科技來輔助老師，甚至取代老師，這些說法某些教育專家來說非常刺耳。

因為我們這樣做代表暗示會有兩層教育體系，一層是為了有錢人家的小孩，他們絕對會讀昂貴的私立學校，並接受最好的教育，而其他人接受另一種教育。反對的原因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不幸的分化已經存在，目前教育體制所引發的差異，基本上跟大部分的孩童毫無關係。如果課程設計更為簡單，如果老師的任務就是讓每個孩童精通一部分，如果小孩能用自己的步調學習，有需要就不斷重複學習，這樣一來絕大部分的小孩在學校期間都可以學點東西。另外，有天賦的學生真的有機會被發掘出來。當然，要讓他們和菁英學校的小孩站在同一個基礎，確實需花些功夫。但是，如果他們學會相信自己，他們應該就會有機會，特別是教育體系也助他們一臂之力的時候，機會就會更大。

因此，我們要認清學校必須服務現有的學生，而不是服務他們想要的學生，或許只有跨出這第一步，才能建立一個讓每個小孩都有機會的教育體系。



總結可以發現好的教育就需要具備三項條件：個人自信、指導老師、一次機會
回到個人層面可以獲得什麼？

第一，用於嘗試與好奇心的保持：每一個人的生命時間有限，你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個人啟發的事物，所以必須不斷嘗試接觸。未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人才，不是看一個人在一家公司待了多久，職位是多高。而是這個人所偕同的網絡有多廣，在人類協作中占據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這個社會有多少人需要你。

第二，好的導師：你身邊人的思維想法，決定你個人的高度發展。這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擁有一個好的導師或多個學習對象，將會讓你的眼界跳脫出你既有認知。可以說，一個人的格局，來自於你接觸的人給你看到的格局視野。

第三，把握每一次的機會，一個人的價值取決於人們對你的需要與依賴性。每一次地拒絕，都是對這社會的協作網絡退出，當你接受，願意參與更多的事物與合作，也許在某一個接受的瞬間，這些機會就會逐一地出現。就如同生命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當下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但隨著時間的推演，你會發現過去所累積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一次更大的機會而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