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此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基於中央集權之上的經濟治理模式
桑弘羊的經濟思想與管仲、商鞅等人一脈相承
所不同的是管仲、商鞅兩人治理的齊、秦都不過市人口數百萬的諸侯之國
桑弘羊操盤的則是一個空前的帝國
武帝時期全國人口已經達到五千萬
期難度顯然更大，情況也更為複雜
所以他的經濟思想顯得更加系統，制度安排更加縝密
自從武帝親政後國家支出大幅增加
要解決財政問題，勢必增加稅賦收入
可是當時農民的賦稅已經非長沉重
所以必須另思新途
既不增加農民負擔
又能提高國家收入能力
於是通過實行國營化政策以獲取專營收入
成了必然的選擇
總體而言，武帝和桑弘羊從產業、流通、稅收和貨幣四個方面
推行了嚴密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打造出一個高效、嚴酷的國營經濟體系
首先在國營事業中
先從利益最為豐厚的地方切割下去
於是三個最重要的製造業
鑄錢、煮鹽和冶鐵相繼被國營化
漢武帝從登基第一年起就進行幣值改革
從此杜絕了民間鑄錢的陳俗
並廢舊幣，改鑄五株錢
從而奠定了中國銅錢的孔方格式
前後沿用了七百四十年直到唐代才被廢止
與杜絕民間鑄錢相比
對鹽鐵兩業的國營話回收難度要大得多
這一法令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鐵業的國營壟斷政策
它與管仲當年的辦法有所不同
政府不但壟斷了銷售和定價權
更直接進入到了製造的環結
真正意義上的國營企業其實是從這裡開始
在桑弘羊的治理下
鹽鐵專營的成效非常大
起到了生產規模迅速擴大、技術出現重大突破、中央財政收入大大提高以及沉重打擊了地方勢力等多重效用
專營政策控制最為關鍵的鹽鐵產業後
桑弘羊還創造了對另外一個高盈利性的產業流通產業進行了國有化改造
期手段有兩個
第一「均輸」就是統購統銷
第二「平準」就是物價管制
平準是「坐賣」的性質，市在物價波動時調節商品的貴賤，購銷差價較小
均輸是「行商」性質，在地區之間調劑誤資餘缺
較大的地區差價是期獲得巨額利潤的主要來源
兩者一是管理零售市場
一是掌握批發環節
內容有所不同
但有互相配合
平準要靠均輸來提供貨源
均輸而得的商品要通過平準在市場出售
平準等於均輸的總經理處
均輸、平準構成國營商業的統一體系
在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使得國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產業經濟
那麼另外一個法令則讓全國的中產階級全數破產
那就是向全國有產者徵收資產稅就是「算緡」
根據頒布的「算緡法」不論有無「市籍」
都要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字
之後在頒布「告緡令」等同發動了一場人民戰爭
此令一出幾乎所有的中產以上的家庭全數被舉報
這場舉報後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
大都被告發抄產
政府沒收了難以數計的民間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
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國家主義的人
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負者
而他們以及他們所在的階級則是這一自負的最大的得益群
具有迷惑性的是，他們在口頭上都以「均貧富」救濟貧困抑制豪強為號召
這能夠喚起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天然」仇恨
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權統治
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
所以國家利益永遠在人民利益之上
而執行這一切的官僚
因為要與民爭利
所以又必定多為嚴厲的酷吏
先是以鐵腕手段對付商人及中產階級
然後又私下作法敲詐
結成權貴資本集團
而最後這些收入大多用於國防軍備
平民階層得到的實惠卻少之又少
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下
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漢武帝的這場「告緡運動」導致了兩個後果
第一社會財富被迫「清零」
中產階層集體破產工商動力喪失
第二更嚴重的是造成社會財富觀念空前激盪
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從此銳減
漢武帝與桑弘羊著手產業、流通、稅收和貨幣四個方面
最後產生地方與有產階級財富全數失去
使中央政府的財富收入大為增加
這一套計畫經濟短期內讓政府富裕了起來
但就長遠來看當地方經濟無法在活躍發展以及資產儲蓄蓋年完全失去後
整個社會的動能就完全發展不起來最後導致民怨四起
接著回到經濟發展最根本就是交換
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到社會分工所產生各種物品
最終將促進整個社會往前
而在這前提就是要能擁有良好的交易環境
以及當人民的財富觀念喪失後對於未來投資與經濟發展也就陷入停滯
從計畫經濟與長期的時間面向來看
當中央財政有穩定增長收入以及活躍地方的經濟發展
兩者要如何達成平穩的恆態就是組織發展這最重要的議題
就像如何擁有領導帶領權有不至於讓組織缺乏個體創新的機會
而這之間的關鍵要素就是在整體計畫經濟的反面
也就是自由度
限制住這種思想的就是框架格局與認知
就如同鎖國政策或孤立主義下
社會、人民、經濟、思想的交流就完全被封閉在一個框架內
只有當局者意識到社會進步的動力或被外來文化威脅時
這種思想才被迫打開
最後整體經濟發展或個人成長關鍵因素
就在於我們是否把格局思維侷限在一個框架內
計畫經濟在短期會帶來成效
就也長因為這計畫有效
而導致格局被限制在過往的成就中
唯一的出路就是自由促使交易
進而讓更多不同思想、經濟等創造出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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