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近代經濟學】多數人的暴政？什麼是民主

英國公投脫歐的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 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手段。

並不反對英國脫歐，但反對全民公投，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

接下來的每個論點或敘述或觀察，都是一個知識點，幫助我們在分析一件事情時，要能更全面，更廣泛的思考面，以及更深層的來釐清事情的本質。

透過政治、經濟、歷史、人類行為等不同角度來看：機會成本、自由控制權、社會進步動力、未來與希望、支持論點觀察、民主公投用意、代議民主、客觀與事實等，用不同角度，來釐清不同的時代下，什麼是核心不變的概念，什麼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所改變。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與最適合。人類一萬多年來的歷史發展中，從農耕、工業、到近現代。所使用的工具、制度、社會都一直不斷在變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習以為常，認為是對的制度、觀念或想法，都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衍生出最適合時代下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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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投票日，又一個抉擇日。但這一次不同於以往。這一次抉擇被倫敦新市長稱為「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陰沉沉的天氣似乎加重了抉擇的嚴峻性。英國數千萬選民在大雨、洪水、長達數月激烈辯論後的緊張氣氛、以及德國槍擊事件的不祥新聞中，紛紛走進投票站，在有關英國是否應該退出歐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我在當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後，與投票站門廳的幾位選民聊了起來。



我攔住了一位 40 歲上下的女性，問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為什麼？」我自報了記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選擇離開歐盟。」

「為什麼？」

「因為我想取回我們國家的控制權。」

「包括對移民的控制權？」

「對，當然包括移民，但不僅僅是移民，還有我們的錢、我們的主權，等等。」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一位老年婦女告訴我，她投票繼續留在歐盟。我問她原因，她說，她不想冒險，因為離開歐盟會損害英國貿易、經濟、就業、收入。而且，她這次不僅是在為自己投票，也是在為自己的子女、孫子女的未來投票。

「那麼，退歐陣營的理由沒有說服你？」我問。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觀點之後，作出這個抉擇的。」她回答。



一個年輕男性選民告訴我，他也選擇了留歐。他告訴我，他現在還在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

談到如此抉擇的原因，他有些激動：

「這次公投拉票活動，退歐、留歐兩大陣營的表現，大大降低了我對政客的尊重。但我選擇留歐的主要原因，是退歐陣營幾乎沒有什麼專家。」

「讓我特別生氣的是，麥可•戈夫對選民說，不要理睬專家的意見。坦率地說，作為像我這樣的還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人，他的這種話讓我感到震驚。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極右的、反移民的觀點。」

「我聽信多數科學家的話，他們說，在科學研究方面，留在歐盟將會讓我們更強大；我聽信多數經濟學家的話，他們說，離開歐盟將會讓我們的經濟受到傷害。」

麥可•戈夫是英國司法大臣、退歐陣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停頓了一下，這位年輕男性選民又低聲對我說：

「這話我們私下說：讓人特別不舒服的是，據說老年人多數都想離開歐盟，而年輕人多數都想留在歐盟。但老年人投票率遠遠高於年輕人，如果投票結果是離開歐盟，那麼，等這些投退歐票的老年人離開人世後，承受後果的卻是我們這些投留歐票的年輕人。」

我告訴他，剛才與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婦女就投了留歐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歐，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歐的票，因為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對後代福利的關心，可能會讓他選擇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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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自殘」的公投？
投票日兩天前，在倫敦溫布利體育館舉行的 BBC 公投大辯論上，留歐陣營質問對方：請說出哪怕一個支持英國退歐的盟國的名字來！

退歐陣營的三員辯將瞠目結舌。他們說不出來。

不僅如此。超過 90% 的經濟學家、幾乎 100% 的權威機構（國內、國際）都不支持英國退歐。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歐陣營仍然振振有詞，仍然獲得這次辯論現場大約一半聽眾的掌聲，仍然獲得當晚大約一半電視觀眾的喝彩。

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國際盟友，雖然他們缺少專家支持，但他們仍然有大約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數週的各項民意調查，一直顯示退歐派民意與留歐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時甚至還領先對方。

這大約一半願意投票退出歐盟的英國選民，主要為一個議題所驅動：移民問題。



不能說一半英國選民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為歐盟內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也不能說他們都不知道退歐的經濟代價，幾個月來留歐陣營反覆說的就是退歐經濟代價。

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移民過多之害，大於經濟損失之害。

因為，最能打動他們的話，是6 月21 日晚上這場大辯論上退歐陣營的三位辯將、以及此前此後所有其他退歐鼓動者反反覆覆強調的一句話：「只要留在歐盟，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

確實，只要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不管是不是退出歐盟），歐盟內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因為「人員自由流動」是歐洲單一市場內不可撼動、不容商討的「三大自由」原則之一：商品、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

而如果英國「雙退」（退出歐盟，同時也退出單一市場），英國就要像歐洲單一市場之外的國家一樣，接受相應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英國也就如超過 90% 的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但是，大約有一半的英國選民，因受誤導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這個風險，或者知道這個風險但為了控制移民人數甘願冒險，投了支持退歐的票。



其實，倫敦股市、匯市乃至全球市場隨著公投前民意調查的結果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情況（退歐民意略有上升，英鎊就大跌），這些英國公民並非不清楚，但他們不在乎。

美國總統、IMF 總裁、大公司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許多學科的科學家、各類名人、英超足球俱樂部老總、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貝等所謂的VIP 越警告退歐的危險，他們越堅定自己對著幹的投票意向。

原因？對這些多為底層的退歐陣營的民眾來說，就因為：

一、移民太多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擠占了我們的醫生預約、奪走了我們孩子的學校名額；

二、退歐後英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太好了，經濟衰退中受損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橫飛，警告退歐危險的，包括小貝，不也都是精英嗎？



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為反建制、反精英、反專家現象，這個現像不是英國獨有的。

它出現在美國，標誌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橫空出世」；它出現在歐洲大陸，症狀是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的崛起；它也伴隨著其它更加不祥的趨勢而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崩盤、全球化失控、貧富差距拉大、中東戰亂頻仍、難民流離失所、全球人口大遷徙……

許多人認為，在如此動蕩的時局下，英國舉行退歐公投，至少是選錯了時機。

在英國退歐公投投票日兩天前，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簡而言之，退歐可能是自從七國集團40 年前成立以來其中一個成員國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殘政策。沒有一個謹慎的決策者會冒這個風險。」


3

我的同事、FT 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經被中國經濟學家余永定稱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 。他至少應該是當今世界上對英國退歐公投可能的結果最擔心、甚至最焦慮的人之一。

我簡單統計了一下，在公投舉行前的兩個月，這位經濟學家就英國不應退歐這個話題寫了不下 10 篇文章，幾乎每週一篇。

他比薩默斯更進一步，直接質疑舉行退歐公投的決定。

馬丁在《英國退歐公投是自殘》一文快收筆時寫下的話，讓我非常吃驚：

「可以說，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見過的英國政府最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認為不進行公投就意味著拒絕民主的反對觀點，我們可以回答，英國在開始進行此類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國家。」

怎麼，全民公投不是被譽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嗎？ 「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居然質疑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vs 直接民主？

帶著種種疑問，我來到馬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一次小型採訪。

在詢問了他對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看法之後，我單刀直入：

「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對全民公投有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對於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這個關係到英國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議題，你認為應該由誰來決定？」

馬丁也非常直截了當：

「應該由議會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全民公投來決定。英國是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代議原則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則。而全民公投的危險在於，它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蘇格蘭需要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因為是否獨立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但關於英國是否退出歐盟，卻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很難理智地解釋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辯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誇大、謊言、誤導，整個辯論的氣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氣氛下選民會作出明智的決定。」

我問他：「許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難道英國不應該向瑞士學習嗎？」

馬丁•沃爾夫回答說：

「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

「有人認為，隨著民眾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為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眾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的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馬丁說的情況，我深有同感。

中國人往往認為，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是相對冷靜、幽默、保守、甚至頗具「紳士風度」的國家。確實，其它國家的公民也常常用類似的詞描述英國人的國民性，相比起鄰國法國、德國的政治歷史，英國的民主化也相對漸進、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國人也會走火入魔。

這次退歐公投的兩大陣營互相攻擊、誇大和曲解事實，也令人瞠目結舌。



退歐陣營更擅長「化繁為簡」，把有關退歐利弊得失的複雜問題簡化為一些簡單、煽情的口號，如「奪回我們的控制權」、「收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的國家」、「6 月23 日將是我們的獨立日」等等。

主張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則一直在利用普通民眾因東歐移民大批湧入給當地社區帶來壓力而產生的不滿，甚至試圖從民眾對歐洲大陸難民危機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資本，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

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曾經推出了一份宣傳海報，海報中，一望無際的人群如潮水般湧來，海報的標題是「崩潰臨界點」。

後來，有人指出，這些人群並非符合歐盟之內「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合法移民，而是試圖跨越斯洛文尼亞邊境的敘利亞難民，但英國不在無邊界的申根區之內。海報推出後，法拉奇馬上被各方指責涉嫌「種族主義」。

至於某些一直帶有「疑歐情結」的英國右翼媒體，更是一直在為底層民眾對移民的不滿、對難民的恐慌火上澆油，藉此鼓動退歐。

為了了解離歐陣營的觀點，我曾經連續數日閱讀支持退歐的幾份著名的報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報紙涉及歐盟和留歐陣營的部分報導和評論既不客觀，更有民粹主義之嫌。

馬丁說的「民粹主義」，也反映在這次公投辯論中出現的頗為明顯的反「建制-精英-專家」現象：

幾乎所有英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專家、媒體、學者、企業家、名人等等，都不贊成退歐。



但前面那位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年輕選民所提到的退歐陣營主將之一戈夫，卻在電視辯論中說了一句注定讓他「留名青史」的話：

「我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專家的話已經聽夠了！」戈夫更為引起爭議的話，則發表在公投日兩天前，他把警告退歐經濟代價的獨立經濟學家比喻為拿希特勒政府錢的納粹科學家。此言一出，馬上遭到各方譴責，他也被迫為此道歉。

馬丁所深深憂慮的這種退歐辯論的「毒化」氣氛，終於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釀成了惡性仇殺事件：

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在其位於英格蘭伯斯托爾的選區內的一家圖書館外被一位極右翼的槍手開槍打死。後來，在法庭上被問及姓名時，此案嫌疑人托馬斯•邁爾回答說：「消滅叛國者，自由屬於英國。」

英國獨立黨的難民海報，和考克斯遇害，這兩個事件後來被工黨領袖科爾賓視為這次公投辯論過程中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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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的暴政？

對類似全民公投這樣的直接民主的懷疑、警惕和批評，從古至今一直沒有消停。

有人是從為獨裁制度辯護的角度提出批評，但也有人是從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評。例如，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確實，英國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議民主，歷史上，兩大政黨的領袖都表達過對全民公投的質疑。

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 年，當保守黨首相丘吉爾提出英國民眾應當就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時，工黨領袖艾德禮明確表示反對。他稱全民公決違反英式傳統，是「獨裁者和煽動家可以利用的工具」。

後來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也不喜歡全民公投。在這次退歐公投辯論活動期間，撒切爾最信任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接受采訪時說，撒切爾也認為，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為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爾如今還在世，她將會把這次退歐公投視為「反民主」。

另外兩位仍然在世的保守黨大佬也持同樣觀點。英國資深議員、前保守黨政府的財長肯•克拉克就認為不應該就是否退歐舉行公民投票。他說，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

保守黨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承認，他一直不喜歡全民公投。他在為FT 撰寫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說，這次退歐公投的拉票活動在英國社會造成了嚴重、醜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時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整個辯論遲早要轉向陰謀論和種族問題。」

英國著名喜劇演員理查德•赫林說得更為沈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聲。

考克斯遇害之後，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道：「這次公投並不是我們多數人想要的，任何一個明智的人（對這次公投的議題）都會感到沒有資格作出判斷，它已經分裂了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很難彌合這種分裂。」



退歐陣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衛者，但反對全民公投的人卻認為，退歐公投本身就不民主。

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還有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反對全民公投，認為公投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不利於保護少數人。如果公投的結果是由簡單多數來決定，那麼，如果僅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決定，卻要讓另外50%－1 的投票者接受，只會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分裂，而那些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投票或者棄權的選民更不會心服口服了。



在英國退歐公投日之前兩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務首席評論員拉赫曼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對這次公投的糾結和糾結之後仍然決定投票留在歐盟的複雜心態。下面有一位讀者留言說：

「不管投票結果是什麼，這次退歐公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方險勝的結果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所以應該讓議會來決定此事。如果英國不得不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就應該作出努力，恰當地讓英國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實、而非宣傳。為了這個原因，應該推遲舉行退歐公投，並為此任命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其他英國人則比這位讀者「推遲公投」的要求更進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後，數万人在英國議會的網站聯署簽名，要求取消這次公投。在投票開始之前，簽名的人已有超過 5 萬 7 千人。他們的呼聲雖然很小，他們的簽名雖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進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對用這種形式決定諸如退歐這樣複雜議題的質疑。



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問了兩個問題：

「還有兩天英國就要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問兩個問題：1）作為中國人，你關心英國的這次全民公投嗎？2）如果未來中國也實現民主了，你認為特別重大的事情應該由議會決定，還是應該由全體選民舉行公投來決定？」

一位網友這樣回答：「不是太關心，不過我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國人真正有選票那天，特別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覺得被代表怕了。」

當然，他說的「國人」不是英國人，是中國人。

一位身在英國的華人網友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身處英國，非常關心這個事情。中國要是實現了民主，絕對不支持公投，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 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手段。蘇格蘭的公投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麼，在他看來，這次全英國的退歐公投是不是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回歸到個人層面來看，我們能從這經驗學習到什麼？

機會成本：當我們以為自己獲得更多自主行為時，往往是忽略的過去制度下所替我們節省的成本。

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提到社會分工化的影響，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可以說，餒個人從事專業生產技能時，我們不用再用個人的時間與精力來完成所有的事情，我們只要專注在當下的分工中。所帶來的好處，不僅是個人時間得大大量的釋放，也讓我們能接觸到更多元化的社會協作。

如果把你丟到野外，你必須自己找食物，製作衣服，建造住的房子等，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絕對會大於一個生活在城市協作的人。換句話說，當我們以為我們獲得愈多的自由，實際上是浪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而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其實不是我們能做什麼，而是我們能選擇我們不做什麼。

57【國富論】社會分工的積累：未來工作的轉換與資本積累的樣貌

《21世紀資本論》中提到，人類社會的財富積累將愈來愈趨向極端化，也就是擴大差距，呈現一種冪次分布。換句話說財富或物品將無法平均分散，這就容易導致社會協作體系的失調，就像同法國大革命時期，因為階級間的資本差距太大，導致人民群體反抗。然而，要能解決問題就必須從根本的源頭來看，究竟資本累積對社會的影響性是如何？以及當人民群眾的增加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會怎麼樣？還有如何有效降低社會資產的差距？

接著我們從進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分析社會協同的狀況以及最初資本累積與社會協同運作之間的關聯性。

就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探討：第一，社會分工的價值性以及人類進步的動能因素；第二，資本的積累是如何促進社會分工的價值。

首先，我們先了回顧人類的演化史，從《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可以發現到，當四大文明的誕生，都是起源於農業社會，使糧食有了穩定性，並促成社會各職業的出現，間接形成城市或國家。

在這一系列演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是因為有了充足了糧食，誕生出更多的人，這些人又可以從事文明事業的發展，進而讓社會更加分工。

當社會處於原始狀態時，要進行日常的生活運作是不需事先儲存或積蓄任何物品。每個人依賴自己的辛勞努力，盡可能隨時提供硬自己需要的物品。例如像是肚子餓的時候，就到森林裡打獵；衣服破了，就把獵殺到最大的動物剝皮來裹身；房屋快要傾倒的時候，就從最近的地方找來樹幹和茅草，盡可能加以修建。

但是，一旦社會分工徹底實施了以後，每個人隨時需要的各種物品，他自己的勞動力產出只能提供極小的一部分。其餘絕大部分都要靠別人的勞動產出供應，這就要用自己勞動產出來購買，或者說，用自己的勞動產品價格購買。不過，這個購買動作，必須等到自己的勞動產品不僅已經完成，而且已經出售了以後，才能進行。

因此，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各種物品事先儲存在社會的某個角落，至少足夠維持個人的生活，並且提供個人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各種物品的積累必然先從社會分工。所以，只有當事先積累起來的各種物品數量愈來愈多時，勞動分工才可能分得愈細。當勞動分工愈來愈細時，同一數量的工人所能處理的原材料數量，將會依更高的比例增加。

而且由於每個工人執行的工程方式愈來愈簡單，將會有各式各樣的機器來取代，方便或減少這些工作用人的必要，以及降低工作難度。

因此，當勞動分工愈來愈細時，若要讓相同數量的工人經常進行工作，除了必須有相同數量的食物積累是先儲存起來，以及事先積累的原材料和工具數量，也必須比勞動分工上來要多一些。

也就是說，每個行業的工人數量，通常會隨著該行業的分工愈細而有所增加，甚至可以說，因為有工人數量的增加，所以才讓勞動分工可以更細。

從這觀點再進一步延伸就會發現，物品的積累就必須在前，否則勞動生產力就不會有重大的進步，或者可以說，物品的積累自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進步。

每個運用物品積累以維持勞動工作的人，必然都希望盡可能使運用方式產生最大工作成果。

首先，他會竭盡心力安排勞工執行各種工作，讓每個人發揮適才適所的價值。第二，盡可能提供最好的機器給勞工使用，不管事他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發明出來的，或是從外面買進來的機器。在這兩方面的能力，通常和他運用的物品積蓄成正比，或者說，通常和積蓄數量所能雇用的勞工數目成正比。所以，每個國家勞動工作的數量，不僅會隨著雇用勞動工作的物品積蓄增加而增加，而且同樣也由於物品積蓄數量增加，同一數量的勞動所獲得的工作成果也會變得愈大。

這也就是物品積蓄數量的增加，對勞動工作數量和勞動生產力所造成的影響。

社會分工化的角度來看，隨的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社會分工將愈來愈細緻化，同時，隨著科技的進展，部分的分工將會被機器所取代，但這並不表示人類就停止進步，而是透過機器的協同製作，讓我們可以更專精在各細分化的事項，所以，整體的社會競爭力會持續提高。

可是，如果人只維持過往生存的基本技能，是無法滿足社會分工所需，所以，就必須透過學習、操作練習來使個人能力提升，再投入分工化的體系中。

回到最初資本的價值來看，要能把資本有效分散在各群體，就必須提升個人的勞動能力，換句話說，最根本的本質還是回歸到個人是否能不斷學習新知，過往時代的更新替換大約一兩百年的時間，但是現在產品科技的進步速度，比過去歷史的任何階段都來的快，所以保有過去的認知，以為只要有一項技能就能到終身已經不可行了，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學習新技術與跳脫產業空間的限制，來更加分工化。

如果要更精準地說，也就是知識認知的基本，過去資本的樣貌從基本生活物品轉變成錢幣，到未來財富上的資本將轉換為知識認知，就例如超級電腦AlphaGo所擁有的能力就是一種社會分工的價值，能夠運算各種圖譜，並知道各階段演算後最好的計策。所以資本累積的樣貌將成為知識認知的轉換，就是說，判斷一個人富不富有不再侷限於錢，而在於個人認知的思維。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財富的富有只能從錢的價值來看，但我們必須有一種認知，錢是我們人類獨有所幻想出來的東西，例如你拿香蕉給猴子，猴子知道這價值，但是你給錢猴子完全不解這價值，所以錢的本質是人類虛構的幻想。

但又為什麼是知識認知，我們現在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產品或運作方式，都是我們對這世界認知的了解，如果不知道，我們根本就不會使用這些產品。

所以，未來驅動社會分工精細化的過程，還是會由物質的積累，而且推動這積累的過程中，個人的知識認知就會決定物質積累的多寡。

56【窮人的經濟學】心想事成(二)：教育認知的差異

一個人值不值得交往，可以從對方在對服務人員的態度中，就可以察覺的到。對於低種姓的人看到低種姓時，所呈現出的想法就會是看不起，也就進一步從行為中衍伸出來；相對地，在高種姓對低種姓時反而不會這樣做。這是為什麼？

《秘密》書中就提到一個觀念，「心想事成」，你怎麼想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領導上稱為必馬龍效應，也有句話說：「你的想法，決定你的行為，你的行未決定你的命運。」這一系列的說明，都在解釋一個現象，當我們用什麼樣的眼光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時，你所注意到的都會是這些資訊。

就如回到最初所述一個人，要辨別這人好不好，靠不靠得住，往往可以從話語中略知一二。當一個人進說負面抱怨，他的人生就是抱怨的一生；一個人用正面的話語，他的人生就是快樂的一生。時間都一樣，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活出的結果也就不進相同。

同理，我們在看一件事情時，因為忽略的就是時間維度，認為現在所見就是一切。如同，誰會想到30年前的中國在未來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沒有不變的事，只有僵化不變的心態。

相對於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樣。

1

教育回報率

在貧窮地區的父母往往會相信最初幾年的教育回報低於接下來的幾年。舉例來說，在馬達加斯加，相信每多讀一年小學將增加小孩6%的收入，多讀一年中學增加12%，每多讀一年高中增加20%。在摩洛哥也發現類似的模式。當地的父母相信美多讀一年能增加未來收益。

事實上，從現有的資料估算，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或多或少也會等比增加。即使對不再正式部門工作的人說，教育似乎有幫助：例如，受過教育的農夫在綠色革命時比未受過教育的農夫賺得更多。甚至還帶來金錢以外的好處。


但是家長會把所有資源都放在同一籃子，認為這樣是非常合理，除非他們不願意對子女實施差別待遇。家長會投資眼中最有可能成功的小孩，確保他有足夠的教育資源，而不適把資源平均分散在所有小孩身上。

會有這種思維，完全符合以最大效益挑出一個贏家的世界觀，也造成一種手足相爭的怪現象。失去機會的小孩遠比那些每個小孩都沒有機會的家庭不可能上學。也就是儘管家庭收入增加，應該幫助另一個小孩，但只要挑出一個贏家，資源就會集中在他或她身上。

父母的錯誤認知可能相當關鍵。現實之中，不應該有以教育為基礎的貧窮陷阱：教育在每個層面都有價值。但因為父母相信教育的回報是S曲線，使得他們的行為就像在回應貧窮陷阱，也就不經意創造另一個陷阱。

2

菁英學校體系

不只是父母把期望集中在學業的表現上，整個教育體系都和父母同謀。學校的課程與架構通常源自殖民時期，而當時學校的用意是訓練地方菁英成為殖民政府的助手，主要目的是擴大他們與其他平民之間的差異。

從傳統的社會學決定論來看，不管是種姓、階級或族群，在窮人與對話必然涉及此話題。

在一份印度的教育報告中就有提到，許多老師被分配到偏遠或落後的地方，認為當地的居民把錢浪費在喝酒，毫無教育潛力或只是像隻猴子一樣。偏遠或落後地區是老師怎麼努力都看不到成效的地方。

有人設計了一項研究，讓老師來批改考卷，以了解偏見是否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行為。這些老師並不認識學生，但隨機選出一半的老師並告訴他們學生的全名(包括種姓)，其他的完全匿名。

平均來說，研究發現看到學生種姓的老師比沒看到的老師，顯然會給低種姓的學生比較差的分數。有趣的是，高種姓的老師並不會這樣做，而低種姓的老師更有可能給低種姓學生低分。他們打從心底相信這些學生考不好。

期望過高加上自信不足絕對相當致命。前面已經提到說，相信S型曲線會使人們放棄。如果家長與老師都不相信小孩能夠跨越障礙，進入S曲線陡升的部分，那麼他們很可能就會放棄嘗試：老師忽略那些已經落後的小孩，父母不再對教育感興趣。即使陷阱原本並不存在，但這種習慣創造了一個貧窮陷阱。

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放棄，也就永遠無法發現小孩的潛力。相反地，那些認為自己的小孩有能力做到的家庭，或者不同意小孩沒接受教育的家庭，歷史證據顯示這些家庭往往是菁英分子，最終表現在他們內心的厚望。

所有的成見都來自於我們怎麼想，如果只把思想集中在同一籃子上，認為其他的人都沒有可能，那所產生出的結果就會如你所想。



我們能做的大致可以有兩種方式：
首先，確保內心的堅定：不被外在環境所影響，清楚知自己的期待。就如《被討厭的勇氣》所提到，不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中，而是要找尋出自己的期待，去做能增加自我認知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會在社會中創造出屬於你的認同。

第二，永保好奇心與學習心：不要因為當下所見就下結論，永遠都有突發事情，最重要的事保持好奇心，不固守過往的成見。也就是說，要不斷學習，讓自己能隨時保有包容不同想法的心態，因為，也許某天我們固守的思維，可能都會被淘汰掉。

55【槍炮、病菌與鋼鐵】創新是怎麼來的？：數大效應

一種細胞的基因突變的機率為百萬分之一，如果當我們的基本量越多也就是分子越多，可能的機會也就更高。

相對地，要產生出好的創新，並且對社會群體有益的，就來自於社會協作的網絡關係，當愈多社會連結在一起，整體的知識、技術與經驗的交流就愈多元化。從而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視野來改善生活。

所以，同一個大陸上的社會，在發展與接納發明方面，各有各的模式。同一個社會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變化。在中世紀時的回教世界，整個技術是領先，並且歡迎創新。他們的識字率比同時期的歐洲社會高得多；他們吸收了古典希臘文明的遺產，許多古希臘典籍我們現在還能讀到，全是因為它們有阿拉伯文譯本的緣故。他們發明或改良了風車、利用潮汐推動的磨盤、三角測量還有三角帆等，在中世紀，技術流動的主流是從回教世界到歐洲，但到了今天，主要從歐洲流向回教國家。

總之，並沒有那個洲所有的社會都保守，或所有的社會都進取、創新。任何一個大洲，在任何時刻，都有保守的社會，也有創新的社會。即使在同一個地區，對於創新的態度與立場，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遷。

如果一個社會的創造力是由許多獨立因素決定的，所以哪個理由才是讓社會持續創新的原因，並不重要。

影響創新的理由可能非常多，也有著不同的變數。然而，總結還是有一個脈絡，就是一個地區只要面積夠大，當地社會中必然有一定的比例產生出創新。


創新是怎麼來的？

在所有社會中，大部分的新技術都不是當地發明的，而是從其他社會採借來的。當地發明與採借兩者的相對重要性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發明特定技術的難易程度，以及該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接近程度。

某些發明過程中，會獨立發展許多次，並分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點。以難度高的發明例子文字來做分析，觀察任何自然物都不會得到文字的點子。文字指獨立發生過幾次而已；字母可能在世界史上只發明過一次。其他困難的發明，包括水輪、轉磨、齒輪、羅盤，都只發明過一次，在新時代從來沒發明過。

那樣的複雜發明通常是採借來的，因為傳播的速度比在地人自行發明快許多。就如同輪子，大約公元前三千四百年在黑海附近出現輪子，接著在幾個世紀內就已傳遍了歐亞各地。所有早期的輪子都一個樣，人類過了七百萬年沒有輪子的生活，然後在舊世界各地出現一模一樣的輪子，彼此相隔短短幾百年而已，就因為輪子的實用。

所以，一件用途廣泛的發明一旦問世，通常以兩種方式散布到其他社會。一種方式是：其他社會看見了這樣發明，或者聽說了，覺得有用就採用。另一種方式：缺乏該項發明的社會，處於明顯不利的地位，擁有那項發明的社會，有時因此能控制其他社會。發現自己處於不利地位，就會採取行動。

在這世上有許多的工具與認知，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但是，當我們所接觸到的人事物愈是廣泛，就愈有機會接觸到最新的訊息，這也就是為什麼，你認識誰很重要當你認識愈多厲害的人，他們所傳達的訊息或新知，往往都是ㄧ般人所無法觸及的，也就是說會讓人有多一種選擇方式，來改善或增進現有生活的認知，就是為什麼創新的條件之一要有好奇心，因為只有好奇心，你才能不斷的增廣自我認知與這世界連結的關係。

54【槍炮、病菌與鋼鐵】制約創新(上)：人與人的差距是如何拉開的？

創新是舊事物的積累，還是從憑空創造出來的？人類文明的進展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這一脈絡。例如費馬在1637年所寫下的一條算式，花費了兩百多年才得出這一條式子的解，最後是由威爾斯解出證明，但在這段期間，還有許多的人如，格爾德的證明、佛賴提出橢圓曲線，到谷山提出的橢圓曲線模型的關係。這些人一步步地證明積累，最終讓式子得以完整，這就也代表著文明技術的進展，是一層一層的疊加上去的。

我們現在所知的所有知識，都是站在先人們所嘗試、努力論證而得出的知識，在我們看來一般的嘗試，對於一千年前的人來說，就可能是未知，因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所以要讓對方創新就顯得非常難，就如同站在十層樓跟一百層樓所看到的視野不盡相同，在創新的動能也就不同。

事實上，在過去最有名的現代發明，表面上來看沒有人會對眾所皆知的發明人有疑義，也容易讓我們忽略過去的「先驅」，例如，瓦特在一七六九年發明蒸汽機，在當時會有這想法的產生是在修理一具蒸汽機的時候所產生的，也就是說，那時蒸汽機已經發明了，最初的紐康曼的蒸汽機，是源自於沙佛利的蒸汽機來改良，而他的靈感源自法國巴潘的蒸汽機設計圖，但巴潘的設計圖也不是獨創的產物，他的點子來自於荷蘭科學家海更思和其他人。

所以，追溯發明蒸汽機的先烈，目的不在否定瓦特的成就，他的新設計的確改進了紐康曼蒸汽機(加上獨立的蒸氣凝結器，以及複試汽缸)，就像紐康曼改進了沙佛利的蒸汽機一樣。

所有的現代發明，只要有完整的文獻可考，都能發現同樣的發展模式。通常大家承認的發明家，都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改進，而前人在同樣動機的驅使下，已經完成了設計、製作原型、甚至生產出受歡迎的產品。


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發明了電燈泡，並取得專利。愛迪生所做的，是改進他人的發明。同樣的，萊特兄弟載人的滑翔機，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成功的；從利連索發明載人的滑翔機，藍利發明無人動力飛機。惠特尼的札棉機是為了內陸生長的短纖維棉花設計的，可是他不必無中生有，因為長纖維棉花的札棉機，已經發明了千年。

因為這些人大幅改進了既有的發明，因此增加銷路，或因為他們的改進，產品才有商業利益。最後世人接受的新發明，它們的樣子也許是那位公認的發明家決定的。

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模型，會不會因某天才沒有在某時某地出生而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這答案很明顯，從歷史上從來沒有那樣的人物。所有世人熟悉的著名發明家，既有先驅，也有後繼者。然而，這些人之所以能讓世人所記得，關鍵在於，在社會有能力利用他們產品的時候，他們做出了適當的貢獻。

所以，在現代文明的成就，主要有兩個結論：第一，技術是累積式的，而不是英雄憑空創造的；第二，技術發明了之後，才產生用途的問題；而不是先有需求，才刺激了發明。

我們的祖先，利用自然物，像是石頭、木頭、骨頭、纖維、黏土、皮毛、沙、石、礦石等，它們的形狀、大小、性質、各式各樣的在那些物質中，人們逐漸學會將特殊類型的石頭、木頭來加工，製作成工具。

而發明家就是找到一項新技術的用途後，下一步就是說服社會採用那個技術。新發明是比較大、比較快、比較強而有力的器械，並不能保證它容易讓社會接受。所以才會有無數的新發明沒有人理睬，就是在長期的抵制之後得到社會認可。

接著我們從同一社會對發明的不同態度中，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就使與既有技術的比較，新技術的相對經濟利益較大。
第二，是社會價值與聲望，因為這因素足以凌駕經濟利益。就像有人會花兩倍的價錢買知名設計師所設計的產品，因為設計師的標誌所代表的社會價值，超過既有產品的價值。
第三，既得利益的相容程度，例如現在所用的鍵盤，是過去為了避免打字太過所設計的，但是現在技術已克服機器上的限制，但鍵盤在既得利益者下一次又一次的封殺更有效率的鍵盤。
第四，新技術的優勢判別，十四世紀時歐洲還沒出現火器，阿拉伯人把火器帶到西班牙，並在一場戰役中用火炮攻擊西班牙人，當時英國人正巧看到，並目睹火炮威力。於是在之後與法國作戰中應用，並擊敗法軍。

在不同的社會，會因為不同的理由，對新奇事物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同一件發明，在不同社會中也會有不同的遭遇。

這些因素可能包含了經濟或社會組織的關係，有的涉及到意識形態或是戰爭、中央政府、氣候、資源的不同，呈現出不一的結果。有時是促進技術，有時是妨礙技術。

對於新技術的接受模式，以上所探討的都只是近因，還沒有觸及到遠因。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技術是推動人類進步的一大力量，這也可以找尋出這些創新發明的共同特徵。從人類積累創新的過程中，對應到個人層面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首先，你所能被利用的價值，將決定個人價格，當未來大部分工作可被取代後，個人價值的體現就在於是否稀缺，而這個稀缺源於我們對社會的可利用性，當能夠被愈多社會網絡使用，因為需大於供相對提高自身價值。

如同創新的過程，單純創新並不能有價值，還必須要讓社會認同這創新是有價值，跟過去的使用經驗能大幅提升效率更好用的進步。

第二，專注需求只會從好到傑出，專注於創造會成為新領域的開創者。在還沒有汽車的時候，你問人們給它最快的交通工具，人們只會回答你給我一批更快的馬，不會想到汽車這選項，對於創造性的人才來講，除非你能在那個領域成為卓越就是市場中的第一或二名，不然就創造新的領域來發揮。

在創新的過程中定位是很重要的，當我們提到燈泡發明會想到愛迪生，想到蒸汽機發明會是瓦特。這就是定位，如果我們沒有清楚的定位，就會因時間長而迷失方向。而這個定位又可以說是我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來做改善。

最後是學習，創新是在過往經驗下不斷地疊加，然而，在互聯網的時代下，如果只專注在個人的領域奮鬥，就會出現一種情況，你以為你做出全球獨一無二的產品時，其實在別的地方已經有人做出來還比你早十年的時間。如果不去更新自己的知識、技能，很快就會被你所不知道的人事物淘汰掉。

53【窮人的經濟學】再造教育(一)：需求與供給

窮人翻轉命運的其中一關鍵就在於「教育」，不僅是現在過往的歷史演進中不斷提醒著我們，一個民族是否強大的判別，已從過去武力轉化為知識上的教育。例如：亨利王子的航海學校奠定遠洋航行的基礎，讓葡萄牙得以搶佔通往印度航線；荷蘭的金融制度的創新，讓遠洋貿易的風險降低進而使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德國在教育制度推廣，讓當時普魯士一躍成為歐陸強國。各個國家或民族的富強，教育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們拉長時間維度來看，當人類邁向農耕社會後，就間接形成階層社會，而過往這道階層的壁壘是難以被打破的，知識權力只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然而，隨著文字、書籍、到印刷術的出現，人類的知識訊息獲得釋放，讓知識權力不僅侷限在少數人手中，直到今日，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知識的取得已經非常便利，購買書籍已經讓很多人都負擔的起。

但是，教育與貧窮之間又有什麼關聯？是因為先有教育的需求才有後來的廣設學校？還是政府主導提供教育資源，才讓國民水準得以提高？

首先，我們先必須認同教育對於國民的生產力提高，並能創造更高收益。接著，再由供給與需求面來看，是什麼樣的原因形成教育的風潮？

在印度不缺學校，義務教育在大部分國家都免費，至少在小學階段是如此。大多數的小孩都有註冊入學，但是根據在世界各地的調查了解到，小孩子的缺席率大約在14%~50%。缺席原因不見得是因為家裡有明顯的緊急情況，有時候反映的可能小孩身體狀況不佳，比如說肯亞的小孩常常要處理肚子裡的寄生蟲，因此必須缺課幾天。更多時候反映的或許是小孩子不願意上學，如果我們記得自己求學時的經驗，這應該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也反映出父母沒辦法或不願意逼他們的小孩上學。

從某些批評者的角度來看，這代表政府從上到下想盡辦法要強化教育的作法測底失敗，如果沒有底層對教育的強烈需求為基礎，不管怎麼蓋學校或聘老師，一切都將徒勞無功。反之，如果人民真心想學習技能，教育的需求自然會浮現出來，而教育的供給也會隨之而來。

所以，如果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吸引不了學生的原因不能從距離、市場需求、或是父母不讓小孩讀書來解釋的話，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教育政策如同援助議題，同樣有激烈的辯論。這就和援助議題一樣，辯論的重點不在於教育本身的好壞，而是政府應不應該介入，或是不知道如何介入。雖然提出的具體理由不一樣，但傳統上對於這問題非常簡單：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方法，把小孩送到教室上課，最好還是由訓練有素的老師來教書，接下來的一切就會水到渠成。我們把這些強調成「教育供給面」。

送小孩去上學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為學校是教育的起點。但如果他們在學校所學不多，或根本沒有學到東西，那上學就是浪費生命。

2002年與2003年，世界銀行進行世界缺勤調查，在未事先告知的情況下，派了調查員到六個國家的學校進行全國樣本調查。

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孟加拉、厄瓜多、印度、印尼、祕魯與烏干達等六個國家的老師，平均五天會缺課一天，印度與烏干達比例更高。整體而言，公立學校的老師有高達五成經常不再教室上課，這也讓孩子不知如何學習。

另一方面，在學習的成效上，七到十四歲的小孩，大約35%無法唸一段完整的課文，而近60%的孩童無法唸出一個簡單的故事，僅有30%的小孩可以做二年級的數學。


對於一群評論者所提出的「需求論」，他們相信除非有明顯的教育需求，否則由政府提供教育根本毫無道理。這些後果包括過去數十年以來錯誤的教育政策所執行的每件事。他們認為教育品質不夠好是因為家長不夠關心，而家長之所以不聞不問，則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教育帶來的好處不大。一旦教育的好處增加，入學率自然提高，無須國家推動，家長就會主動把小孩送到專門為他們所設立的私立學校，如果私立學校太貴，他們還會要求地方政府開辦學校。

由家長主動回應人力市場對教育人才的需求，所以從需求論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不要有任何教育政策。如果要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就投資需要高素質勞工的產業，勞動力市場自然需要受過教育的勞工，大家也會要求政府設立學校。

因此，一層一層推導下去，由於父母打從心底關心教育，也就會要求老師必須傳授小孩所需的知識。

需求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教育不過是另一種投資：投資教育就像投資東西，目的都是賺更多錢，形式上就是增加未來所得。如果把教育設想成一種投資，最大的問題在於投資的是父母而獲得好處的是小孩，有時候投資與回報的時間相差很遠。

大多數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有所成就，都會感到驕傲與關心。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後來分文未取，他們可能還是會覺得無比欣慰。因此對父母而言，教育部僅是一種投資，也是他們給小孩的「禮物」。相反過來看，大部分的父母和自己的小孩都有種權力關係，他們決定誰可以上學，誰待在家裡，或者誰出去工作，而且也決定小孩賺到的錢該怎麼使用。

如果父母不重視教育，就可能傾向讓小孩在十歲的時候就輟學去工作賺錢。換句話說，雖然教育對經濟回報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其他因素可能也會起作用，例如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小孩的期待，甚至是我們對他們有多慷慨大方。

支持供給論觀點的人會說，一個文明的社會不允許把小孩的正常童年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權利，淪為父母一時興起或貪念的工具。

蓋學校與聘老師是降低小來上學成本所必須跨出的第一步，但這樣可能還不夠。這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大部分已開發國家乾脆不讓父母有選擇機會，讓小孩到某個年紀之前都必須送去上學，除非父母可以證明自己能夠在家教學。所以這些情況下，政府就必須讓父母覺得送小孩上學是有經濟價值。

最後引導出一個方向，就是針對教育需求論來看，要能換取父母對教育的認同，但一般來說這是很難達高效。所以，只能透過主導者的角色執行任務，讓受教變成基本的權利義務，不因個人家庭環境的原因而阻礙孩子的發展。然而，當我們往這方面走的時候，該如何喚起這誘因？以及給予什麼樣的回饋機制？還有轉變過程中的家庭的機會成本如何解決？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方向。

52【窮人的經濟學】疾病到貧窮(下)：沉默成本的移轉

從疾病衛生的角度看完後，會發現到，我們跟窮人之間的差別並不大，同樣缺乏資訊、信念薄弱、拖拖拉拉。只是我們擁有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以及擁有完善的衛生醫療體系，從出生時規定的接種疫苗，以及擁有健全的自來水系統以及汙水處理等。

這一整套體系使我們不必花費時間與精力來處理水的品質、疾病的診斷。讓我們有其他心力投入到其它部分。換句話說，彼此之間的差別在於選擇上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

如同工業時代的進程發展時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及的社會分工對於整體社會進步，其中一個觀點就是效率的增加，以致產能擴增；到20世紀亨利‧福特把流水線投入到汽車生產線上，開創了汽車量產的時代，不僅大幅度降低汽車生產成本，同時也帶來工人的工作效率，讓人有更多時間投入其他面向。

回到醫療預防以及自來水的淨化，都是為了阻止疾病的生成。而窮人每天都要面臨取水時加氯的心思，以及面對疾病該相信公家醫院的治療還是私人醫院。

另一方面就是沉默成本的考量，就是當投入到醫療預防的系統時，窮人更希望在這段時間的投入能夠有即時的回饋，以及對於好處效用的認知。

上一回提及信仰有可能讓這系統無法實行，然而，實驗過後發現當拒絕預防接種的想法並非根深蒂固時，注射營裡未提供木豆的村莊，村里有77%的兒童注射了第一劑疫苗，也就表示即使沒有任何誘因，人們還是願意開始接種的程序。

問題在於要讓他們完成整個程序。這也是為什麼完全的接種率並未超過38%，誘因會使他們多來幾趟，但不能讓他們打完五針，儘管整個程序完成後，還有免費的不銹鋼盤子等著他們。

看來這和我們那種年復一年，定期到健身房去運動的新年決心一樣，儘管我們知道健身能預防心臟病，但卻沒有恆心堅持到底。

心理學的研究應用到經濟現象上，顯示我們對現在的想法與對未來的想法大不相同，這就稱為「時間不一致性」的觀念。針對當下，我們相當衝動，大部分是由情緒和眼前的慾望所支配；如果沒有意識到眼前的滿足感，稍微損失一些時間或是現在必須忍受輕微的不適都會讓人感到更不舒服，比如說，吃完大餐後，想要立刻去運動的念頭就會煙消雲散。當然，反例就是為了眼前很渴望的小報酬，我們就會去做；但當我們籌畫未來，眼前的甜頭帶來的快樂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

人天生就會把小成本往後延，這樣子就不必在今天付出代價，而是延到明天再來負擔。貧窮的父母即使已經完全接受接種帶來的好處，但是好處是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發生，而成本卻是今天就要承擔。把事情擱置到明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合理。不幸的是，當明天來到，邏輯還是一樣。

同樣的，我們可能想以後再買蚊帳和氯，因為潛在當下還有更好的用途。這很容易就可以說明小錢為什麼能打消使用救命器材的意願，而小小的獎勵又為什麼可以鼓舞人去使用。

兩磅的木豆有效，因為這是媽媽今天就可以拿到的東西，這補償了她帶小孩去接種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以上的說法沒有錯，不論是落實特定的預防醫療行為，或是提供我們曾建議過的金錢誘因，這些觀點都提出一種新的邏輯，也就是讓社會去補貼或執行有利於其他人的行為其實是合理的。

一般來說，時間不一致性充分說明如何讓人輕易做出「對的」事情，或許還同時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不做。

所以，可以透過預設選項，讓政府訂出自己眼中最有利於多數的預設選項。因此，如果人們想要跳脫這個預設選項，就會非常費力。人民有權力選擇他們要的，不過這麼做要付出一點成本，結果才會讓大部分的人選擇預設選項。

小小的獎勵，像是打疫苗送木豆，都是推他們往前走的另一種方法，給他們一個今天就行動的理由，而不是無止境地拖下去。

許多情況下，「時間不一致性」阻礙我們把意願化為行動。不過，在打預防針這個具體實例中，如果人們充分認識到此事帶來的好處，很難相信時間不一致性就足以讓他們拖延下去。對於不斷延後小孩接種的父母來說，他們需要一直欺騙自己。

但是，如果父母真的相信預防接種的好處，那麼他們可能已經找出一個方法，克服自己拖延的天性。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但拖延並且低估預防接種的好處。


不論理由為何種，一旦家庭對別人口中的益處有所懷疑，這時推一把就特別有用。使預防照護成為更好的政策選項，如果好處在未來，但在任何情況下，當下都難以理解到底是什麼。透過說服，將立即啟動那正面回饋的迴路，當這樣的知識流傳出去後，就可以擴大人們的行為。

窮人跟我們一樣困在陷阱中，遭受到同樣的問題，像是缺乏資訊，信念薄弱，以及拖拖拉拉。我們不算是窮人，確實得到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但差異微乎其微，到頭來我們實際上懂得很少，肯定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少。

我們真正的優勢來自於身邊許多平常的事情。我們居住的房子有水管供應乾淨的水，我們不必每天早上記得要把氯加進水裡，汙水會自動流走。我們幾乎可以相信醫生都會盡力而為，也相信公共衛生系統題性我們那些事情該做，那些不該做。

我們讓小孩接受預防接種，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沒打預防針，學校就不會收。即使我們因事故而沒有到，我們的小孩也能平安無事，因為別的人都有接種了。

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這種多數人不必煩惱下一餐的著落。換言之，我們幾乎不需要利用由自制和果斷而來的有限能力，但窮人卻常常受到如此的要求。

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夠聰明、有耐性，而且知識廣博，能為她或他自己的健康負責並做出正確的決定。基於同樣的理由，富國人民的生活被無形的推力所環繞，窮國的健康照護政策的首要目標，應當訂定為為窮人使用最簡易的方法獲得預防護照，同時管制人們使用醫療品質。

正如同公共衛生的投資，補助發揮的價值如果是減少疾病、死亡和帶來較高工資等，這些都算物超所值。但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假設這些事不用介入就會自然發生。由於窮人不清楚好處為何，加上非常重視要立即拿到禮物，也就限制人們願意投入多少精力與金錢在便宜的預防健保政策。

這聽起來有點專制，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肯定是專制。我們這些住在富裕國家的人，對於這現象已經深植於系統中，而我們幾乎不太會去注意到它的存在。這不只是確保我們受到的照護會比我們更凡事親力親為更好，也為我們省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間，讓我們有更多心理空間去關注生命中的其他事情。

51【窮人的經濟學】疾病到貧窮(上)：治療還是預防？

我們現在所享有的醫療系統，供水設備以及衛生系統，都是經年累月所產生的結果，這也使得我們在生活能夠享有一定程度的健康。

例如在英國的衛生下水道建成後，讓整個嬰兒出生率提高以及死亡率的下降，當這兩者數據的變化後，所產生的結果是勞動者能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來創造財富，進而使國家富強。

反之，如果沒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就降低工作效率或者缺席，甚至可能借貸來彌補醫療費用與家庭財務上的缺口，進而陷入貧窮陷阱之中。

換句話說，對於改善窮困的一種原因就是健康，能增進健康的東西就像是「低垂的果實」到處都有，從疫苗到蚊帳，都能用最小的成本救人一命，可是利用這些預防技術的人卻少之又少。

在書中提及到一個案例說，在印尼的村莊中有位太太的丈夫因為視力出現了問題，導致無法繼續工作，於是向當地的地下錢莊借錢，一開始只借少許，但到後來為了維持醫療費與生活加上利息，導致債務激增，另一方面家庭中的兒子被診斷出氣喘病，使得無法受教，讓整家庭的未來被壟罩著憑貧窮的陰影。

健康狀況顯然是各種陷阱的源頭。就例如，生活在對生體有害的環境裡，工人可能缺好幾天的班；小孩因為經常生病無法好好念書。這種情況都有可能把眼前的不幸，轉變成未來的貧窮。

但是，如果事情是這樣，那我們只需要拉他們一把，讓他們在健康的環境裡成長、工作，就能鬆動貧窮陷阱了嗎？

這時我們就必須理解，究竟是因為疾病而導致貧窮，還是政府治理不善的結果。如果是後者，只要沒改善治理能力，對於杜絕疾病還是有限。

接著我們從疾病的角度來看，有分研究顯示，在成長的過程中，未感染瘧疾的兒童，跟感染這種疾病的兒童相比，終其一生每年的所得要高出50%。質化研究類似的結果出現在印度、巴拉圭、斯里蘭卡，以及拉丁美洲的國家，儘管各國的所得高低各不相同，還是能看出明顯的趨勢。

我們從治理的層面來看可從幾面向來著手。
首先，大部分的專家都認同，取用自來水以及衛生設備，對健康有巨大的影響，在引進自來水後，擁有較佳的衛生設備，以及在水源添加氯，使1900年到1946年間嬰兒死亡率降低了四分之三，同期間總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

如果窮人的健康狀況而引起貧窮陷阱，而金錢可以幫助他們脫困，只不過這個理論有個缺陷。其中有些技術非常便宜，即使窮人負擔的起。這有是什麼原因讓窮人不願意選擇這樣方式來改善健康？

換句話說，脫離貧窮陷阱的梯子的確存在，但不一定擺在正確的地方，人們似乎不知道該如何爬上它，甚至沒有想這麼做。

儘管對健康都有很大的幫助，但窮人似乎不想把過多的金錢或時間犧牲在乾淨的水、蚊帳，甚至也不想取得驅蟲藥丸或是添加維他命的麵粉，這是不是表示他們不在意自己的健康？

但在書中的調查結果發現反而並非如此。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於窮人為健康付出了多少錢，而是用在哪，錢通常都用在了昂貴的治療，而非比較便宜的預防。也就是說，窮人似乎選擇事倍功半的方法：寧願治療，不做預防。

其次，是寧願找私人醫生，也不願意到政府免費提供、受過訓練的醫生和護士那看病。如果私人醫生比較優秀還有道理，但情形並非如此，有大約超過一半的私人醫生根本不符合醫生能力。有的亂用抗生素造成抗藥性菌株出現的可能。也由於不少醫生喜歡替敝人省錢，治療的過程比標準治療還要短，此時細菌抗藥的情況就特別容易出現。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窮人要拒絕便宜又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不要便宜又簡單的方法改善身體健康，卻又花很多冤枉錢在沒用甚至可能有害的東西上？

如果仔細研究會發現，問題市政府常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政府衛生人員的高缺席率和低企圖心，就是導致我們看不到更多預防照護的兩個原因。

公立診所在你認為該看診的時候常常大門深鎖。印度的衛生站每周應開門六天，每天看診六小時。不過有的衛生站卻是沒有運營，並可發現有高達56%的時間沒有開門。

即使有開公立醫生只花兩分鐘在每位病人身上，問的問題更少，大部分連病人都不碰。他們頂多問一下病情，然後針對病人所說的症狀治療，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發現。

所以，答案相對簡單，人們避開功利的醫療系統，因為它做得不好。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像是針對準媽媽所做的免疫和產前檢查，也都沒有充分利用。但這也不是事情的全貌。蚊帳和淨水用的氯都不是由政府獨家分配。

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如果人們不去公立的衛生所，有一部分可能是他們不特別喜歡接受那裏的服務，包括免疫接種。為什麼窮人非常需要健康照護，卻對這些預防措施不感興趣？為什麼醫學界為他們發明又好又便宜的疫苗，卻普遍不關心？

大家不願意以便宜的預防措施改善健康，難道就是錯在便宜的技術所產生的價格？

這種說法看起來並非毫無道理。基礎的經濟理性認為，已付成本或稱為「沉默」成本並不會影響使用。事實上，有一種稱為「心理沉默成本」的效應，人很有可能花大錢來買東西。此外，人們也可能會用價錢來衡量品質；有些東西只因為便宜就被認定為毫無價值。

但最終研究結果顯示，自費購買和免費拿到的人，使用率並無差別。把使用率推給補助的可能性已被排除，在其他研究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結果。
如果補助不是抵使用率的原因，真正的原因為何？


信仰？

信仰，更世俗的說法就是信念和理論的結合，顯然是觀察醫療體系非常重要的一環。

舉例來說，許多國家的窮人有這麼一套理論，相信藥物一定要直接注入血液，所以他們想要打針。假如要駁斥這套難以置信的觀念，你必須懂得人體消化道吸收營養的方式，以及為什麼正確消毒針頭需要高溫。

他們可能也不了解為什麼基本免疫體制所有的針都需要打，所以打完兩針或三針之後，父母可能覺得該做得都已經做了。這也就顯示，對於怎麼做對健康才有利，很容易產生誤信的信念。


希望的必要性
窮人之所以抱持著一些看似站不住腳的信念，可能還有另一個理由：當窮人感到無能為力，就一定要有希望。

因為方便和舒適而抱持的信念，要比真實信仰所帶來的繫念更有彈性，大部分找巫醫看病的人，也會去找公立醫院看病，他們似乎不曾想過這代表兩種完全不同、互相矛盾的信念體系。

對於這種不信任，可以歸結出一條：絕對別想收買人民去做「你」認為他們該做的事，這是因為一切都會白費心機，反之，我們應當集中精神，試著用疫苗的好處來說服窮人打預防針。

對於健康狀況問題的成因，我們從最初背後成因是因為疾病本身還是外在單位的影響來作判別，接著透過預防機制的判別分析可改善方式，並進一步探討窮人行為結果再到背後的認知，讓我們可以先清楚架構出整體框架，疾病確實會帶來貧窮，但卻是有方法可以做改善的，主要核心觀點還是在於對事物的認知。

但在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公家機關的運作過程，也導致信任體系的解體。所以要能創造出好的醫療環境，還必須由各機構的效力運營，以及投放的準確命中度，這就也賴於兩種面向的改善。第一，就是短期效益呈現，有時醫生為了成效而亂開藥導致沒能對症下藥，但這就是一種追求短期效益而犧牲全面化的結果。那我們要如何改善，就需要透過即時回饋的方式作為輔助，讓病人除了長時間的診斷治療，還要有即時回饋的系統機制，讓個人能夠清楚知道現在醫療成效的結果。

第二，沉默成本的應用，如果選擇一項就必須犧牲另外一種選擇的結果，我們就必須知道面對這在各地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來做為相關給予，讓當下的選擇可以在短期以及長期得到回報，短期就如同案例所提的目豆價值，長期面相則需要由當地發展的方向來做調配。

最終，要能有改善健康問題而導致貧窮問題的結果，就必須了解為什麼會產生疾病，以及對待疾病的態度，透預防的角度來切入並給予回饋機制，讓循環能在最初的源頭就能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