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60年代到1894年前後，有30年左右的時間，清政府最高決策層就是否展開洋務事業，陷入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
過去明清拱衛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制度已「固若金湯」，帝國以拒絕演化的姿態沉迷於盛世幻覺。因此，任何新的變化都可能對既有的制度構成衝擊，而這顯然是危險的。
以修鐵路為例。從1867年之後，朝廷上下就為應不應該修建鐵路吵翻天。很多大臣認為，修建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會驚動山神、龍王等神靈。也有人提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
也有人反對修建鐵路是由於制度性的考量，鐵路網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動勢必大大加快，那麼，運行數百年、基於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結構將被徹底打破，新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動盪將可能發生。
在另一方面洋務派則陷入官民之爭。1872年，李鴻章為了在長江航運中抵抗外國輪船公司的勢力，決意創辦輪船招商局。籌備之初，面臨缺錢少人的困境，李鴻章授意擬定章程，提出「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規範意義上的公司章程，意味著政府與商人在資本的意義上第一次實現對等。
在民間資本和人才的熱烈參與下，十多年的時間裏，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等，都出現了許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
然而，便在此時，官商矛盾出現，如今企業已上軌道，政府自應退出，於是商人們上書希望政府不必再派官員，招商局的盈虧責任從此由商人承擔。
這一建議在李鴻章看來無法接受。因為這裡面潛藏著洋務運動的內在邏輯衝突。洋務派辦洋務的唯一目標是「強兵富國」，因此在李鴻章看來，政府若從事商業，必須握有經營的主導權，並成為最大的權益者。引進民間資本及買辦人才，都是資源缺乏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然而，當民間的經濟能量被啟動後，又一定會提出放鬆管制的市場化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民間的矛就會爆發。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反思：洋務運動是在政府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利，追求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
從整個洋務運動來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過往的經驗認知可能會是種優勢，也可能是種包袱。但歷史也一再提醒著我們過往的經驗認知，反而是阻礙我們進步的因子，在《以小勝大》書中就提到說，過去成功的權勢，會透過他們本身的優勢或經驗，來不斷設計出對自己有利的態勢，讓我們不斷掉入這一回圈中。而這些得權者為了必免失去既得利益，就會用自己過往成功框住自己。
而真正成功者，都是沒有包袱，或者不在體制下所創造出來的。就例如資產，在工業革命後隨著資本市場運行，資產也就愈集中在一群人身上，而這些高資產者為了不讓低資產者獲得利益，於是用各種制度、規範、價值觀來約束人們。最終鞏固了資產。打破這種狀況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資產重配，透過毀面性的破壞讓所有秩序打亂再從新開始；第二種就是打破制度，另闢新局，不再同一領域做競爭，就像現在很多產業的對手，往往不是來自於內部而是不同的產業領域，Uber沒有車，卻能做出租車事業；阿里巴巴沒有庫存，去擁有許多網商店家等。
鐵路、招商局都陷入了過去經驗認知，反而框住了。這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情況要如何解決？其中有兩個關鍵
一、好奇心
從小我們就會對身旁的事物感到好奇，就會不斷地提出「為什麼？」。而這背後的動機，就是源自於我們想要理解這世界是怎麼運行，例如為什麼按開關燈就會亮。這個好奇心不只是讓我們理解世界如何運作，更重要的是，因為擁有好奇心，我們才會不斷地去學習新知。相對缺少好奇心來看，對於世界不再有興趣，反而讓自己的局限在既有的知識架構中，也就會因為認知少看事情也就看不清全局。
二、知識認知
知識是我們對於這世界運行的基本架構，每個知識的結合就會產生出不同型態。就例如不同原子與原子間的碰撞產生新型態的分子結構，這種知識組成將會使我們用不同的思維來看這個世界。西元一世紀的人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走；十八世紀人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並繞著太陽轉，這種認知思維的轉變，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知識累積而成。晚清的認知格局就停留在明代的帝國體系，整個形成封閉狀，導致知識認知一直停留在上個世代。
變革失敗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於思想觀念，這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思維。即使到現代在我們的既有認知是對的事情，在另一時空下又會是另一種情況，所以沒有所謂的絕對，只有在不同時空下所產生的必然行為。
當我們理解思維認知的重要，才會對新事物感到好奇，才會去學習新知，而這一切的開端就源自於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胸來看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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