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工作倫理與識字倫理：認知結構下的起因

我們可以回顧近五百年的時間，西方文明興起成為世界的支配者。西方的制度結構，如公司、市場與民族國家，成為全球競爭經濟與政治的標準，是西方其他地區學習的樣板。

然而隨時間不斷推演，世界已經經歷兩次金融泡沫危機、兩次艱困的戰爭、一次經濟大衰退，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在眾目睽睽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西方延續了五百年的支配地位，是否即將告一段落？

然而在提出這問題前，我們必須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就了現在西方制度、科技、經濟等各項指標的成功？

其中的關鍵就是新教，是新教特有的辛勤工作倫理以及結合了這項倫理的節儉。

如果你是十九世紀晚期一名富有的歐洲實業家，那麼你很有可能是一名新教徒。宗教改革使許多北歐國家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經濟力量也從天主教國家往新教國家移動。乍看之下，信仰形式與崇拜方式似乎與人們的經濟財富有一定的關聯性。問題是：新教有何不同之處？路德及其後繼者的教誨是什麼，何以能鼓勵民眾不僅努力工作，還願意累積資本？

其實西方的經濟動力是新教改革的意外結果。其他宗教把神聖與對世俗事物的棄絕結合在一起，但新教派卻認為勤勉與節儉是以辛勞工作的方式來表達對上帝的虔敬。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天職」的源頭帶有宗教性。此外，新教倫理提供資本主義的誕生。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人類是為了活著而工作，但新教徒卻是為了工作而活著，正是這種工作倫理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


即使宗教不完全解釋其中的差異，但1950年代之後，新教國家的前殖民地在經濟表現上的確遠比天主教國家的前殖民地來得好。由於個人讀經在路德的思想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因此新教往往激勵了識字率的上升，更不用說大量的書籍印刷，而這兩件事無疑鼓勵了經濟發展與科學研究。新教傳教徒無論走到哪，總是致力於提升識字率，而他們教育的社會也因此獲得長期的利益。

宗教對西方文明史不只讓西方努力工作，還讓西方懂得儲蓄與閱讀。工業革命確實是科技創新與消費的產物，但工業革命還必須增加工作的強度與時間，然後透過儲蓄與投資來累積資本。更重要的是，工業革命仰賴人力資本的累積，新教提升的識字率就成了其中的關鍵。

從歷史的片段中可以發掘到，文明進展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認知上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就導致行為上的改變。具體來說，如果我們的認知都停留在世界是平的，那我們就不會有圓的概念。所以一個認知的提升或轉變，將是使我們是否能在未來擁有競爭優勢的關鍵點。

然而，什麼是好的認知，會不會有不好的認知結構，反而會破壞既有的思路架構？這時就必須從時間的維度來考量，當下的時間所產生的結果有可能是好的，但當時間維度拉長後，就未必就是正確的。所以每一項認知思維，不僅要從單一時間點來看，更重要的是要能重不同的時間點來審視。

這有就是我們所謂的規畫未來，現在所提升的認知，是否能幫助自己成長就是透過時間的角度來看這認知提升對未來性是否有益處，也許有些事物在當下的時間不見得有價值，但隨著時間推演，反而創造出另一種可能。

接著我們探討什麼是好的認知，從時間角度看認知，以及對未來性的發展來看，判定的依據就是是否有「積累性」。如果不能積累，那這些認知隨時間也就會漸漸流失掉。

總結整體文明進步其中一關鍵就是「認知」
而這個認知好壞可以從兩個點來判別：
一是時間性
二是積累性

如果我們要把認知提升，就必須找尋能夠隨時間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就是透不斷的積累認知，所造就的成果將會成為個人價值。

未來，要能判斷一個職業或者事物是否有價值，或者是否有值得投入，就可以從這兩面向來考量，如果職業所做的事物無法積累，或是隨時間延展，無法獲得利益就是會被逐漸淘汰；只有能有積累性以及時間性，才能讓人創造出價值，並且讓認知能不斷強化與多元。

【世紀文明史】歐洲中世紀農業革命：傳播訊息的背後思維

在近代工業化形成之前，農業勞動者藉由他們的勞動，在物質上支撐著歐洲文明，他們的貢獻比其他階層更大。但是在1050年前，他們連一把鋤頭也沒有，即便是在最富裕的農業莊園中，金屬工具也極為罕見，甚至連木製工具也數量不多，許多農業勞動者確實只能雙手與大自然搏鬥。

大約在1050年至1250年間，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這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一場農業革命發生了，它完全改變西歐農業的性質，並大大提高農業的產量。


當時歐洲文明的重心由地中海轉移到北大西洋。自英格蘭南部到烏拉山賣歐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土地遼闊而且濕潤，是非常肥沃的沖積平原。

由於這裡離羅馬文明的中心相當遙遠，而且在這廣大的平原，羅馬人只統治一小部分地區，再加上他們沒有適宜的工具和制度去開發它們，因而羅馬人在這裡基本上是毫無作為的。

直到加洛琳王朝開始，人們才開始開發日耳曼地區的西部與中部，並且嘗試使用更適於耕種這一心地區的工具與方法。

接下來分析在整個農業進程下，有哪些事務帶領著農業產生革新：
在農業領域首先出現了使用重犁的使用。在羅馬只知道使用「淺犁」，這種「淺犁」只能犁開地表，而不能把地完全翻過來。這種農具對地中海地區的薄地勢完全足夠了，但對於歐洲北部更厚、更濕的土壤，實際上是毫無用處。

因此不斷改良下，就出現了更適合北方耕種土地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大大減生勞力的運用。

第二項農業革新就是制度上的改良，讓耕作方式轉為三田制。在過去沒有足夠的肥料來維持集約的農業生產，加上還不知道相關的固氮作物。因此，農民總是把大片耕地休耕一年。直到中世紀引進了三田制，把休耕地減少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田地拋荒；三分之一的田地留給秋季種植；三分之一的田地留給暮春下種。在一年中，三塊地年年輪換。

第三種重要的發明就是磨的使用。羅馬人早已知道水磨，但很少使用它們，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擁有足夠的奴隸，對節省勞力的裝置知之不理；此外，因為羅馬多數地區缺乏湍急適於安裝水磨的溪流。

反而在北方則出現了這方面的使用，另外也透過風力來轉動磨。

最後一項就是透過獸力的運用，改良馬匹用具使它們能夠耕作，使得馬在歐洲某些地區取代牛成為耕畜，造成的結果是，耕作效率更高，耕作時間更長。

總結在這些工具使用以及制度上的調整，讓農業產量大大增加，因而，歐洲人第一次開始仰賴穩固、穩定的食物供應過活。


我們單就從農業革新的角度來看，農業進行的轉變，就是工具與制度上的改良與進步。接著我們透過者兩面向來探討，是什麼樣的因素讓農業革命在兩百年內傳播。

民以食為天，一個國家政權的穩定，就有賴於人民是否能吃得飽，只要解決食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大部分事務。所以糧食如何生產、耕作到轉換為食材，這一系列過程中，它所擁有的農業技術、知識都將成為大眾必備知識，所以能夠快速地被傳播開來。因為大家都想要讓糧食增加並且更有效率，所以就願意去探究有什麼方式可以更快、更好。也許會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大家的糧食都足夠了，還有進步的空間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人口增長與出生率有關，而出生率高，是因為出生後的存活率低，所以就會以量來增加存活率。

接著引導我們今天的主題，究竟什麼事務才會被傳播分享，我們就必須探究什麼是驅動人類散播訊息的原動力。農業革新在工具與制度上都出現了新的改良，所以每一小點的改良有葛能是個小體所累積而成，當每一小個體一點一滴的累績後，在某個時間點、某個地點時空下，就會把這些個體所累績的結合，進而創造出共同的結果。

這系列的進步，都不一次性的突破，而是一小點一小點的積累所創造的，所以傳不傳播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透過個群體所創造出了結果，進一步統整成群體的成果。而這成果才是人們會傳播的事物，因為這些事物是從個體一部分產生的。

最後我們可以發現到農耕進步有一個關鍵就是「交流」，如果當時每個人都在家裡自己耕種自己的，那每個人一小點的創新，就無法創造變革性的創新。也就是說，缺少互動我們就無法理解消費者的想要。然而，我們更深一層來分析，什麼交流的起源，如果一項技術出現後，反而沒增加產量，或是降低效率，這樣的交流所產生的結果必然會消失，但有可能是當時科技或技術認知還無法到位，所以無法有效利用。就像重犁會出現在於環境不同，造就產品的出現，也就是說當下交流的產物，可能在A點不適用，B點卻能發揮它的價值。

更進一步來說，沒有所謂沒有用的交流，而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這交流的產物符合時機點。而傳播訊息的價值不只是同樣的點，而是要能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傳播最適當的訊息，而訊息是否符合就源自於每個個體對於信息事物產生所做的連結。

【晚清經濟變革】甲午過後：知識份子的流向

甲午戰爭後激起了中國全體刺激，梁啟超誓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也。」從此，以知識分子為主流的維新派取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變得的主流，而工業化運動由政府推動進而變為民間崛起。從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萬兩以上的礦場共62家，資本總額1246.5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前20年餘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超過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高過15.5倍。

對於利益集團來說，這是個劃時代的變化，就是出現了高級知識份子集體從商的景象，這其實意味著中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體正式出現。

最終使得新興企業家層級開始在政治上展現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時也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已經瓦解，皇權殞落，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

「庚子國變」後，清廷簽下了《辛丑條約》，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共計9.8億兩，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為8800萬兩，也就是說，條約規定的賠款相當於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中央財政已經實質性破產。

此後，慈禧突然「激進」地推動制度建設和經濟開放。讓法律擬定和發佈，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業體系，意味著在中國沿襲千年的特許主義，被現代商業的準則主義取代。在政策推動下，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

在商人階層壯大及獨立的同時，知識菁英也被「釋放」到體制之外。在1905年，最重大的國內事件是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廢除科舉制度一方面讓中國菁英階層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家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上向現代文明靠近；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集權者失去了對全民思想及菁英階層的控制。科舉治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帝國的最後一絲眷戀，菁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逸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力量。

當商人與知識菁英在體制的大門外「會師」之後，對既有權力結構的挑戰便成為必然。

而當我們會到現代來看，過往菁英分子所投入在哪，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狀況。如果一個國家的菁英階層都在軍隊裡，那這個國家就會像非洲的軍政府；而國家的菁英都在政府那這個國家一定嚮往集權與控制；當一國家的菁英都在商業時，個國家才會擁有不斷創新進步的動能。

菁英分子代表著國家未來的走向，如今換成現代的組織裡，領導人面對這些菁英分子是該抑制他們，還是放手讓他們去成長？回顧晚清局勢來看，當我們用過往的教條制度(科舉制度)，反而是扼殺了這些菁英分子的創造力。只有當我們把權力下放才能達到組織進步的動力。

但這時為什麼還需要領導人，這時領導人的作用就是承擔責任。如果菁英分子在發展同時會因為所做的事情而受到退縮，這時只要有領導者的支持與背書，這會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強心劑。

這時他們所做的事情往往會與舊制度產生衝突，而領導者也必須知道，沒有制度是永遠對的，只有在適當的時間地點時空環境下，對於組織人來說合適的才是最好的。但是變化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挑戰，因為要從一個熟習的環境，跳到另一個未知的環境裡，使其他人會開始產生抗拒。面對這樣的狀況，領導人就必須要有窗口讓大眾內心的話講出來，只有當大家的聲音都有被聽到後，執行的阻力也就會相對降低。

然而，晚清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變革時有一個重要的關鍵那就是「授權」，當中日兩國同樣進入西化的時代，日本的做法是信任授權，讓民間力量來合作，最終導致西化的成功。相反的，在清廷一開始對西化還是處在觀望，沒能達到上下一致的共識，並且在制度的根本還是中央權力在控制，這也導致真正的力量無法被發揮出來。

授權在這兩者當中也就看得出重要的差異，所以當面對危機時，決策者面對模糊不清的未來，是要變革還是要維持現狀，都是一種選擇。可是時間的流逝對於組織來說是非常大的成本。與其安於現不如嘗試改變這對組織或個人都會是種收穫。不管成功與不成功，還是要回歸到心態層面，如果沒有正確的心態思維來處理變革事務，可能就如同變革後還是在原地打轉的可能。

【文明】制度的發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核心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與帝國之間鬥爭中，帝國的動機與方法也跟著傳遞到海外。列寧提供了一個戰後願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它潛在地擴張，跨越了歐亞大陸。這種願景從戰爭的特殊經濟環境中獲取靈感。

為了資助戰爭，所有的政府多少會發行一點短期債卷，並且用它向中央銀行換取現金通貨膨脹因此在戰時獲得了動力。由於有這麼多人當兵，勞工短缺使後方的工人有能力抬高薪資。

到了一九一七年，數十萬工人在法國、德國與俄國參與罷工。先是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而後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橫掃了世界。與一八四八年城市秩序瓦解一樣，流行性感冒也只有這一次散布的範圍遠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孟加拉，以及西雅圖與上海。

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在每個地方都遭遇失敗，唯有在俄羅斯帝國獲得成功。布什維克在血腥的內戰後重新組裝了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社會主義領袖比得上列寧無情，他採取了「民主集中制」反對國會主義，而且致力於恐怖主義對付政敵。布爾什維克有些做法直接來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有些做法受羅伯斯比爾的影響大些，最終產生出「無產階級專政」。

在美國方面，一九二苓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之後，一九三零年代的通貨緊縮給予威爾遜以民族認同與民主為根基建立的歐洲願景致命的打擊。美國資本主義危機間接導致政府爭相升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產業，更影響了全球化的推進。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貿易萎縮了三分之二。許多國家同時祭出各項措施，如拖欠債務、通貨貶值、保護關稅、進口配額與禁止；進口壟斷與獎勵出口。此時，納粹的國度已經漸露曙光。

簡單說，資本主義的瑕疵並不致命，還不足以讓資本主義覆滅。資本主義只是管理不善與隨後產生的不確定性的受害者。當時最聰明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嗤之以鼻地認為股市是「賭場」，並且把「投資者」的決定比擬成報紙的選美比賽。

那這樣要如何避免通貨緊縮的陷阱？隨著貿易停滯與資本進口的凍結，凱恩斯提出了合理的建議：政府借款來進行公共工程。其他有利的做法，如放棄金本位，讓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以及允許利率下跌。

然而採行這些措施的議會式政府，恢復情況不甚良好。反而採取工業擴張與重新武裝計畫的專制政權，失業率降得最快。

「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俄國)與「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德國)提供的解決方案似乎遠比兩大英語體系經濟體來得有效。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上只有蘇聯的工業產值是增加的；但很少有人在問史達林統治下，生產一噸的鋼鐵究竟要死多少人。另一方面，希特勒也效法史達林的五年計畫草擬了一份四年計畫。

史達林與希特勒都承諾透過結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來促進成長與就業，而他們都做到了。一九三九年，美國的經濟產出仍比一九二九年危機前的高峰低了六%以上；德國則高出了二十三%，蘇聯更高，德國失業率人數已低於一百萬人，而就在四年前，這個數字高達六百萬人。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不到十萬名德國沒有工作，幾乎跟充分就業一樣。

但問題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成長無法轉化為實質的高生活水準。這種經濟模式與凱恩斯不同；它並未藉由擴大公共支出、在消費支出上產生效果來啟動總和需求。相反的，計畫經濟將人力動員起來投入重工業、基礎建設與武器生產上；而且透過強制儲蓄來為這個過程提供資金。結果造成消費停滯。民眾工作獲得薪資，但因為市面上能買的東西越來越少，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將錢存入帳戶，而這筆錢又回流到政府的支出上。


政府對於經濟制度的考量主要出於一個理由，就是「富國強兵」。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是要國家經濟成長，讓人民擁有充分就業，並增加國家產值。

當我們在知道制度設計面的本質，再去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確實帶來成效比資本主義來的好，但這不代表制度就一定沒有錯。

接著就要探討制度面下所產生的結果，是要再創制度來抑制舊制度的壞處，還是要透過制度本身帶來的結果推動另一項發展？

制度設計的本意，都是為了幫助人達到期望的結果，比如在組織內設計激勵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要激勵全體員工。

所以制度本身並沒有好壞的區別，只有符不符合我們的期望，這就會延伸出一個結果：人要順應著制度，還是制度要順應著人。

接著再根據我們設計制度的初衷，以及制度與人的本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從核心出發再到外部制度與人的關係，就會知道，制度本身不代表一定的依據，只是在當下的時間地點環境下，它能創造出最高的效益。但是當環境時空轉變了舊制度是否還能如過往一樣，就會出現很大的變數。這也就要回歸人的本質，人是沒有辦法用一定標準來衡量，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大眾平均所表現的結果，而這結果也不一定就不會變動。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對於世界、國家到個人來看，每一種制度都有它的利弊得失，沒有所謂絕對正確或是絕對錯的，只是在當下的時空環境，這套制度最符合全以大眾一致的認可。但這也不代表就是唯一的解答，總會有更好的制度會出現，隨著科技、社會認知的不斷進步，制度也會不斷的進化。

回到個人層面來看，成功的核心要素所具備的價值就是固定的，如同制度設計的初衷，而真正要變的是我們對於事物認知的轉變，這個轉變是外在思維的推進，但其中核心價值是不變的。

【帝國】民族優勢：過去與未來的選擇

印度是大英帝國統治的戰略核心。如果英國人與英國化的印度菁英們形成對立，帝國統治的基礎可說是岌岌可危，印度社會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否支持大英帝國的統治？

一八五八年至一九四七年間，印度的正式簽約公務人員不過一千多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管理的總人口，在英國統治末期，印度人口超過四億。

這是否可稱為史上最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一個英國公務員能否照著英國政府對地方官員的期待，有能力管理四萬四千零三十平方公里土地上多達三百萬的印度人呢？

除非這些人像奴隸一般工作，否則是不太可能實現這樣的期待。
印度公家機關的工作並非充滿吸引力的職業選擇，但職位競爭卻很激烈。當時制度設計的想法是，吸引大學生在獲取學士學位之後直接進入大英帝國的行政體系，最好是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再學習一到兩年。只不過實際上，印度文員機構根本吸引不了菁英之中的菁英，願意去次大陸磨練的人往往都是在本國發展機會不大的族群。

直到一八六八年，為合約編制的公務機構工作的印度人多達四千人，而他們之下是職級更低的公務員，多數由亞歐人和印度人擔任，包括電報員、收票員等。要是沒有這個由印度人組成的團隊從旁輔助，這些「空降部隊」可能一事無成。

另外一方面，在親英的印度菁英階層崛起的關鍵在於教育。雖然英國人一開始也對是否要在當地引進西方教育心存疑慮，但許多印度人，尤其是孟加拉的上流社會人士很快就意識到，假若會說新任統治階層的母語並了解他們的文化，對自己絕對是百益而無一害。早在一八一七年，孟加拉一群渴望接受西方教育的社會名流就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印度大學，教授歐洲歷史、文學和自然科學，自此之後，類似的大學也紛紛成立。

這也使得當地菁英階層成為了帝國在印度所真正依靠的中堅力量，如果沒有他們實際執行印度公務體系的命令，英國無法從根本上鞏固印的統治；實際上，與當地重要階層共同合作，帝國政府才得以有效統治印度。在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局面比較容易掌握，因為那裡的原住民人口已經被大幅度削減；但在白人占少數了地區，如何保持殖民者和當地菁英的忠誠就是個關鍵問題，特別是在印度，英國人口最多占印度總人口的零點零五%

就印度的情況來看，自倫敦空降的官員別無選擇，只能與當地菁英合作；然而這樣的作法卻為實際居住在印度的英國人所捨棄，在印度工作的英國人傾向壓抑當地人的發展，如果有必要，寧可選擇強迫的方式，但合作絕非選項。這是維多利亞時期領土廣袤的帝國所面臨典型進退兩難之處，而這個問題不僅讓印度，甚至整個大英帝國都陷入了困境。

如果就現代的角度來看，合作會是一個選項，因為這不僅能幫助我們更理解當地人士如何統治當地人，另外還可以透過同文同種的人治理上，所產生的排斥利降低。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當下的時空環境，有可能會選擇與英國人相同的處境。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過去歷史所創造的榮譽感。

英國成為第一大國時，它的前身還有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等國，隨著時間不斷演進，讓英國從制度、思想與科學都擁有了重大突破，例如在國家經濟思想上的改變，就源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在科學領域上有牛頓所提出了三大定理，並讓人類對於世界有了新的見解；另外科技應用也展稱開創性發展如瓦特的蒸汽機，讓紡織業到工業出現的效率上提升。

另外在對外領土擴張上，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奠定未來的海洋霸主，並在七年戰爭中擊敗法國，成為海外殖民地的霸主。這一系列的過程，間接影響了民族人的認知。


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力量，當印度被英國殖民後，還能維持相對的秩序，就是靠過往歷史文化所創造出來的成果。如果當時讓西元初的央格魯族人統治，就絕對沒有當時的成就，所以這一切都是經過數百代人與統治經驗所累積出文明智慧。

在還沒到達相對水平的民族看到後，為了與統治階層一樣，爭相效仿對方的文化與制度，就形成學習的典範。從而加深統治階層的優越感，讓合作這個選項愈來愈遠。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如何使弱勢文明邁向高文明化，答案就在於知識的積累。

例如像拿二戰時武器與冷兵器時代的武將作戰，愈後面的戰鬥殺傷力愈是強勁，然而，造成這樣的差距源自於武器知識，當人類懂得使用火藥時，加強了武器射程，透過不斷改良下從前膛槍，後膛強等都大大增加穩定度與效率，使得武器得以發揮出以往十幾倍的殺傷力，這一切就在於知識的積累所創造的成果。

歷史上也可以看到許多相似例子，例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的西化改革，以及1853年美國黑船打開日本，讓日本開啟了學習西化的旅途。這些學習的方向，都是為了學習對方的知識與經驗。

英國所殖民印度的成功，在制度、科技上都能有效運作。但如果回歸殖民的本質，就是透過殖民地的殖民增加帝國本身的經濟力，所以合作這個選項，有可能會加速終止在印度的殖民，就如之前所說的除非所有人都像奴隸一般的工作。

回到現在來看隨著訊息快速傳播，知識取得的便利。合作就成了必然的選項。因為在大眾都能創造訊息，都能成為社為參與者的一份子時，就不能在如同過往一般的統治或管理，只有透過合作才能增加影響力。就像現在許多品牌或組織都不再只是侷限於單一領域，而會向外探詢有什麼是可以相互合作或是互補的，這也就會延伸出一個概念：未來的多元強項，不會是唯一選擇，而是透過合作，讓各種優勢組織結合再一起創造出共和的生態圈。

隨著時代演進，從過往單一文明優勢的統治利益，到現代多元合作優勢將成為未來必然的走向。

【槍炮、病菌與鋼鐵】物種馴化：問題解決的效益

「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福的家庭每一個都有獨特的原因。」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開場白。這句話意思是，婚姻要幸福必須具備許多要素：兩性的吸引、對金錢的共識、教養兒女的方式、宗教、婚姻等。只要一個遺憾，婚姻就可能觸礁。

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婚姻，也可以延伸到人生的其他面向。對於成功，我們總想找一個簡單的、只涉及單一因素的原則。然而，對大部分事物來說，要獲得成功，實際上必須避免失敗的因子，只是可能造成失敗因子有許多，而且彼此不相關。

《安娜‧卡列尼娜》原則也可以解釋人類馴化動物史的一個特徵。我們都知道馴化動物是人類史上的大事，對人類歷史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看來適於馴化的野生動物從未成為家畜，如斑馬等，而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牲口，都原產於歐亞大陸，接著我們將探討這馴化的問題

馴化的過程就是把野生物種轉變為對人類有用的物種。完全馴化了的物種，與牠們在野地裡的祖先，有好幾個方面不同。這些不同是由兩個程序創造出來的。

一、人類只選有用的個體出來繁殖，並不是所有的個體都有繁殖的機會
二、因此物種對人擇壓力做出了演化反應，也就是朝向人類期盼的方向演化。

由於人擇的方向與野地的天擇不同，所以牲畜和其他野生始祖之間有些差異，如體型大小。牛、豬和綿羊馴化之後都變小，有些家畜在馴養後大腦變小了，感覺器官也不再靈敏，因為再也不必擔心掠食者的突襲，不需要過著夙夜匪懈的日子。

第二個面向來看為什麼歐亞大陸上會出現這麼多被馴化物種。
我們可以從五個資料來看：

首先，歐亞的五大家畜來到非洲亞撒哈啦地區時，都大受歡迎。非洲各族群間對外來的家畜接受度很高。比起狩獵採集族群，這些非洲牧羊人因此獲得相當的優勢。而歐亞以外的地區之所以缺乏大型的本土哺乳動物，關鍵在當地本來就沒有，而不是族群的問題。


第二個證據來自寵物，把野生動物當寵物，加以馴良，就是馴養成家畜的第一步。可是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有可能變成家畜，然而馴化的寥寥無幾。大都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註定永遠野蠻。亦即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第三就是早期的牧人沒多久就馴養了所有可能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考古證據告訴我們這個時間約在公元前八千至兩千五百年間，也就是農牧社群開始定居生活的幾千年內。大型哺乳動物的馴養始自綿羊、山羊和豬，最後則是駱駝。自從公元前兩千五百年起，成績單幾乎一片空白。

第四證據是，某些哺乳類似乎特別容易馴養，因此同一品種養過多次。現代粒線體DNA研究讓我們知道，有隆起的印度牛和背部沒有隆起的歐洲牛源於同一祖先，在數十萬年前就已分化。也就是說，印度人、西南亞人和北非人分別馴養野牛的亞種。

另外現代馴養實驗失敗更加證明：許多物種的無法馴化不是因為古人才智不足，而是物本身的問題。

馴化物種的理由，就是為人類增加生存的機率，透過馴養來增加糧食來源。而我們從人類馴化動物的過程中又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隨著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糧食供給已足夠在供給開發國度，而當人類都有足夠糧食吃部會餓死的時候，就會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產生衝突。因為人類會透過國家制度來保障各種人類的生存權利，那這時人類又怎麼再度進化演進呢？

其實當這問題不再於這個方面，而是在於人類文明的組成是社會總體合作而來的。如果把一個住在城市30年的人丟到一座孤島上時，單靠個人的能力有可能會存活，但受限於個人能力，就無法再享有過去的生活條件。

現代文明是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知識、技術與產品所疊加在一起，而社會的運作是靠人類社會的分工所構築而成的。就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到，工業化社會推動國家的進步，而這進步就是透過個人的分工讓產值、效率不斷增加，超過個人所能生產的量，進而讓多餘的產值轉換為國家的利潤。

所以從馴化動物的角度來看，這是人類增加社會運作的一份動力，讓人類確保生存所需。如果換代現代來看，當一個問題不再是問題時，就會把過往的重要事情重新審視。所以就會出現所謂吃動物保護等問題出現，如果這些議題在一萬年前根本不會出現。

當下問題看起來需要、馬上、立即解決。但往往就是因為太專注於眼前的問題而使我們迷失了方向。當人們馴化物種的過程中，就會不斷地挑選能馴養的物種，就不會考慮其他。如果當下為了把該物種馴化，就有可能錯失調馴化另一種物種的可能。

而從當下問題是否該解決可從三個角度來看

時間性
如果馴化需要一萬年，那就讓失去馴化別的物種的可能。如果當下問題是需要長時間性來解決，就可以在透過柯維《與成功有約》書中所舉到的，把事情用兩種是區隔，一是緊急性；二是重要性，來區分出什麼是重要緊急的事物，而在面對問題是要能預先做好規劃，就必須要把重要但不緊急的事項先處理完，才能避免窮忙於緊急事務的追趕。

效益性
有些時候解決當下問題，所帶來的成果非常低，但不見得就醫定都要選擇最有效益性的。每一種問題解決後就會產出相關經驗與得到，最重要的是必須理解這一生當中什麼解決那些問題的總量會接近於所要達到的目標。所以不管解決問題背後所帶來的效益多大，還是要回歸自己所要的選擇。

替代性
有些物種馴化的過程中，別的部落已經馴化好了，這樣在馴化就是浪費時間價值。這也就延伸出一個面向：交流，如果只侷限在同一區塊，這樣所能得到的事物都非常有限，有可能你花了二十年得出的結論，在其他地區一百年前就已經解決了。所以當下問題除了要不要解決與重不重要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世界上是否已經有人替你解決了。

馴化種的過程能讓我們理解物種對於人類的依存關係，如果沒有這些物種的馴化，人類文明的發展又會是另外一種面貌，不管是人類社會或者是生物界，沒有一種生物是能單獨存在，必須透過各種生命的合作而達到生命的繁衍。

【近代經濟變革】洋務運動：晚清現代化的得失

在中國歷代經濟變革中，晚清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最艱難的一役。在當時，外敵環伺，國力積弱，政府財政和民間財富幾乎無以憑藉。在改革意識形態上的難乎其難。而就經濟來說，這又是中華民族從千年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契機。

從19世紀60年代到1894年前後，有30年左右的時間，清政府最高決策層就是否展開洋務事業，陷入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

過去明清拱衛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制度已「固若金湯」，帝國以拒絕演化的姿態沉迷於盛世幻覺。因此，任何新的變化都可能對既有的制度構成衝擊，而這顯然是危險的。

以修鐵路為例。從1867年之後，朝廷上下就為應不應該修建鐵路吵翻天。很多大臣認為，修建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會驚動山神、龍王等神靈。也有人提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

也有人反對修建鐵路是由於制度性的考量，鐵路網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動勢必大大加快，那麼，運行數百年、基於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結構將被徹底打破，新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動盪將可能發生。

在另一方面洋務派則陷入官民之爭。1872年，李鴻章為了在長江航運中抵抗外國輪船公司的勢力，決意創辦輪船招商局。籌備之初，面臨缺錢少人的困境，李鴻章授意擬定章程，提出「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規範意義上的公司章程，意味著政府與商人在資本的意義上第一次實現對等。

在民間資本和人才的熱烈參與下，十多年的時間裏，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等，都出現了許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

然而，便在此時，官商矛盾出現，如今企業已上軌道，政府自應退出，於是商人們上書希望政府不必再派官員，招商局的盈虧責任從此由商人承擔。

這一建議在李鴻章看來無法接受。因為這裡面潛藏著洋務運動的內在邏輯衝突。洋務派辦洋務的唯一目標是「強兵富國」，因此在李鴻章看來，政府若從事商業，必須握有經營的主導權，並成為最大的權益者。引進民間資本及買辦人才，都是資源缺乏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然而，當民間的經濟能量被啟動後，又一定會提出放鬆管制的市場化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民間的矛就會爆發。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反思：洋務運動是在政府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利，追求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

從整個洋務運動來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過往的經驗認知可能會是種優勢，也可能是種包袱。但歷史也一再提醒著我們過往的經驗認知，反而是阻礙我們進步的因子，在《以小勝大》書中就提到說，過去成功的權勢，會透過他們本身的優勢或經驗，來不斷設計出對自己有利的態勢，讓我們不斷掉入這一回圈中。而這些得權者為了必免失去既得利益，就會用自己過往成功框住自己。

而真正成功者，都是沒有包袱，或者不在體制下所創造出來的。就例如資產，在工業革命後隨著資本市場運行，資產也就愈集中在一群人身上，而這些高資產者為了不讓低資產者獲得利益，於是用各種制度、規範、價值觀來約束人們。最終鞏固了資產。打破這種狀況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資產重配，透過毀面性的破壞讓所有秩序打亂再從新開始；第二種就是打破制度，另闢新局，不再同一領域做競爭，就像現在很多產業的對手，往往不是來自於內部而是不同的產業領域，Uber沒有車，卻能做出租車事業；阿里巴巴沒有庫存，去擁有許多網商店家等。

鐵路、招商局都陷入了過去經驗認知，反而框住了。這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情況要如何解決？其中有兩個關鍵

一、好奇心
從小我們就會對身旁的事物感到好奇，就會不斷地提出「為什麼？」。而這背後的動機，就是源自於我們想要理解這世界是怎麼運行，例如為什麼按開關燈就會亮。這個好奇心不只是讓我們理解世界如何運作，更重要的是，因為擁有好奇心，我們才會不斷地去學習新知。相對缺少好奇心來看，對於世界不再有興趣，反而讓自己的局限在既有的知識架構中，也就會因為認知少看事情也就看不清全局。

二、知識認知
知識是我們對於這世界運行的基本架構，每個知識的結合就會產生出不同型態。就例如不同原子與原子間的碰撞產生新型態的分子結構，這種知識組成將會使我們用不同的思維來看這個世界。西元一世紀的人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走；十八世紀人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並繞著太陽轉，這種認知思維的轉變，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知識累積而成。晚清的認知格局就停留在明代的帝國體系，整個形成封閉狀，導致知識認知一直停留在上個世代。


變革失敗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於思想觀念，這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思維。即使到現代在我們的既有認知是對的事情，在另一時空下又會是另一種情況，所以沒有所謂的絕對，只有在不同時空下所產生的必然行為。

當我們理解思維認知的重要，才會對新事物感到好奇，才會去學習新知，而這一切的開端就源自於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胸來看這世界。

【近代經濟學發展】國富論：行業性質不同所產生的差異

在同一個地方，不同的行業裡，應用勞動或資本的利弊得失，整體來說，必然完全相等，要不然就是不斷趨近相等。如果有任何一種行業比其他行業更為有利或更為不利，便會有很多人想擠進去或跳出來，因此它的好處會很快和其他行業扯平。尤其，如果社會任憑事態自然發展，如果社會允許完全的自由，也就是每個人都可完全自由的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而且只要自己認為適當，每個人也都可以轉換工作，情況將更是如此。每個人的利益，自然會促使他避開不利的行業，尋找有利的工作。

關於行業或工作本身，某些行業裡彌補了金錢收入很低的缺憾，或者在另一些行業裡抵銷了大量的金錢報酬，而這些概況可分成五類：

一、工作本身討人喜歡或令人厭惡的程度
二、學得工作技能的過程，是否既容易又便宜，或是困難又昂貴
三、工作機會是否穩定
四、執行工作的人是否值得信賴
五、行業經營獲得的成功或然率大小

一、由於各種不同的工作，有的容易，有的艱難，有的乾淨，有的骯髒，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所有光榮的職業裡，榮譽是很大的一部分報酬。單就金錢報酬來說，如果把所有的情況都納入考量，它們的收入普遍偏低

令人厭惡以及不名譽的程度，也會影響勞動工資那樣影響資本利潤。例如小酒館的經營者，即是在自己家裡，也無法作主，因未必須認受每一位醉客的粗暴無禮，他們從事一種既不討人喜歡、名譽又不怎麼好的工作。不過，幾乎沒有任何普通的行業像它這樣，本小利厚。
二、由於各種工作所需的技巧不同，有些學起來既容易又便宜，有些既困難又昂貴，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如果我們添購了一部昂貴的機器，我們依定會認為，在壞掉以前，它所增加執行的工作價值，除了可以讓我們取回在機器身上所花的資本，至少必須加上平常的資本利潤。對於那些額外需要靈敏與技巧的工作來說，一個花費了許多心力與時間接受教育，才能夠承擔這種工作的人，好比是一部昂貴的機器。除了必須讓他預計可以取回全部的教育費用外，至少必須加上形同資本的教育費用平常該得的利潤。

三、由於不同的行業，有些經常有工作可作，有些有時無，所以各種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某些行業的工作機會，比其他行業穩定。大部分製造頁的工人，從年頭到年尾的每一天，只要他能夠動，就幾乎確定有工作可作。相反的，一個水泥工或砌磚工，遇到酷寒或惡劣的天氣，便無法工作。

此外，就算是好天氣，也必須等待客人不定時上門要求，他才會有工作可作。因此，那些工人的高勞動工資，與其說是報酬他們的技術，不如說是補償工作機會的不穩定。

四、由於各種工作的不同，有些需要特別植得信賴的人來執行，有些是一般人便可，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所以，工作報酬讓他們享有的社會地位，必須和他們被託付的重任相當。此外，由於他們的教育歷時甚久而且花費很大，因此勞動價格必然進一步提高。所以，各行各業的利潤即使有所不同，也不可能是因為個別商人獲得了不同程度的信任。

五、由於在各種不同行業獲得成功的或然率，有的比較大，有些比較小，所以它們的勞動工資會有所不同。

一個律師，等到開始可以憑他的專業賺些錢，也許已經年近四十了。他理所當獲得的報酬，不僅應該包含自己長期學習的巨大花費，也應該包含其他幾個可能永遠不會成功的學習者的巨大花費。

僅管律師收取的酬勞有時看起來其高無比，但他們實際得到的，從來達不到他們理當獲得的報酬。儘管面對這些不利的因素。它們之所已還具備吸引力，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希望經由職業上的卓越成就，在社會上獲得廣泛的名譽；第二，每個人不僅對自己的能力，也對自己的運氣，或多或少都有些與生俱來的信心。

從這五種類型來看可大致分為三種概況：

1.時間性
2.社會性
3.自我性

所謂的時間性，就是在於所從事的行業，必須付出的時間，而這個時間就是從不會到專業的歷程。但有些行業即使學會了相關技能，也未必在市場上就會有需求，有些是會隨著市場週期而有所不同。

這也就是時間性所代表的意義，更深一層來講，就是時間的準度，是否能把時間有效投入到各行業中，創造出時間投入以外的價值。但這準度有時會被市場波動而受到改變，可是唯一不變的就是對於時間投入外的價值，而這個價值可分為獨特性、自我面等來作考量。

第二種社會性來看，就是一種世人對於職業的好惡程度，如果這一個職業是在社會大眾的認知中，有好的，正面的等正面性職業，社會大眾的供給就會愈多，同時也會造成供過於求，使得各工作者為了爭取到工作爭相降低自我利潤，以換取該職位的工作。

相對的，如果這種工作在社會大眾認知中是勞累、勤苦的，相對供給面就沒前者來得高，但這職位所能獲取得利潤，往往必前者來的高。

就社會性的層面來看，利潤與型態就成了一體兩面，但是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會不會所有人都選擇讓生活好，而不去作相對辛勞的工作呢？如果從當下來看，對市場會有所影響，但市場是自由的流動，就會有事物來彌補這一空缺，可能是外不勞動，或者是科技應用。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下所產生的空缺會由不同因素來解決，這也讓多出來的人，從事新工作或更高技術的推演。

第三種自我性，這種自我性會受到家庭環境，或是後天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出生家庭本身就是作相關的工作，這樣工作環境下長大的人，就會認為這種工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就會衣缽傳承，這樣的背景就是原於自我認知已經成為既定的樣貌。

後天環境也是對自我工作性的影響，透過後天學習，對這世界認知有所不同，就會區像找尋社會環境中能夠呈現出自我價值的工作。有些人選擇放棄高利潤職業，轉而從事低利潤又辛勞的工作時，他們往往不是因為這份工作賺取多少利潤，而是這份工作能呈現出自我生命的價值。

【人類簡史】文明進步的動力：交流

歷史總是讓人惦記，歷史也從來沒有走遠。對於人類的任何行為來說，其發展史都是一個難於割斷的實際存在，厚重的歷史給我們明確的身分與位置，凝練的歷史指示我們該往何處去。

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說：「一個不知道自己出生前發生的事情的人，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失去過去就會沒有歷史，而沒有歷史就會失去身分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會沒有歸屬感，而沒有歸屬感就會沒有向心力與凝注力，沒有向心力與凝注力就會讓民族的特性消逝，精神疆域一旦崩潰，地理疆界的崩潰也將只在朝夕之間

我們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中得到的教益就是從中汲取先進的文化，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有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文化的接觸除了經由短暫的戰爭和軍事佔領外，在其他時期，文化的傳播多是通過點與線的形式來進行的。兩河流域的文化傳到埃及是通過商業往來傳播的；佛教是通過中印僧人的互動來傳播的；中國的絲綢之路更是著名的文化傳播之路

事實上，人類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中通過交流已取得了不斷的成功，在這中間，「一切成功的實踐，背後一定有一個正確的、可以認識和可以解釋相關領域中的所有問題的一種理論的支持」，人類就是通過這種理論的支持，要麼用來指導正確方向的實踐，要麼依靠其發現實踐中的錯誤，並找到糾正錯誤的方法或啟示，不斷進步，從而走向更加文明的明天。

愛因斯坦的重力波獲得證實後，讓人類透過廣義相對論解析，讓我們更加理解宇宙的運行過程。而這一個知識領域的突破，不是由一人所完成的，藉由許許多多不同世代的人為了共同目標方向不斷努力著。這一切都是人類群體合力所達成的，更深一層面來看，不管是經濟、制度、教育、科學在現代所呈現出來的結果，都是一萬多年前人類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我們現在所用的任何事物都是前人的智慧。

如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應用到的事物，往往是不知道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但這些物品的背後，都是由一大群知識經驗所累積而成。例如我們看到的農業，是結合土地學、植物學、氣候學、昆蟲學等不同知識領域不斷發展，讓我們的農業產量能一代超越一代。

這一切知識智慧的結晶又是怎麼形成的，就是交流，文明也是透過不斷交流，學習新事物，淘汰過時物品，讓部族不斷強大。古代作戰透過木棒、石頭等能隨處取才就能應用，但隨著人們不斷競爭交流下，發現透過不同的金屬、形式能使武器更加有殺傷力，於是就有刀、劍、盔甲等。更到後來火藥應用於武器中，不斷改良從前膛槍到後膛槍以及內部螺旋結構不斷改良，進而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武器。這一切都是透過各國之間彼此競爭，相互學習對方的武器所演變成的。

《文明》書中就也提到，中世紀後，歐洲能夠超越當時中國的明清就是透過競爭，所產生的多元性，使得彼此間不斷交流，讓文明透過競爭彼此不斷疊加各國知識於國內的經濟、科技與制度等層面應用。就如同英國的牛頓、瓦特以及亞當‧斯密等人讓英國在科技、工業、經濟制度上出現了重大的突破。但這些成果因為有了交流，使得這些在歐洲各國快速散播；如果沒有交流整的歐洲的進步就只侷限在各民族國家之中，反而阻礙了整體人類文明的進步性

但是交流真的是好的嗎？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間的衝突就只能強勝弱嗎？如果從達爾文的演化論來看，各民族文化都代表一物種，當出現一個強勢文明後，物種就將被更能適應新環境文明所取代。如果按照這樣推演下去，人類文明最終將演化成單一文化的物種，這時多元性的創新，就是最為困難的時候，因為大家都一樣同質性高，這樣的環境難以創造出高差異性的環境。

所以交流所導致一致性文化是種必然的結果，而這結果能有力於文明穩定發展，但卻有可能演化到最後而終止多元性，反而是那些次文化物種能繼續存活。因為他們不是主流文化價值，所受到衝擊將是最大，但卻是最能夠吸收接那不同文明的價值，不斷的更新進化自己本身文化，從而發展出多元特色性。這種狀況就出現在猶太民族上，猶太民族戰世界人口少數，但是卻能創造出比各種族優越的成績，反而是因為文化性少，所以包容多元性價值就更會去創造交流。

最後總結出文化優勢，並不代表絕對優勢，可能會往單一性走，使文化趨於穩定單一，就如同明清時代的狀況。反而是次文化所擁有的包容力，更讓他們願意去做交流。

如果疊加在這上面主流文化交流反而會使文明進步，但也是在一些條件下所產生，例如政府力量的介入，文化性衝突時都會有不同的考量因素。但整體面來看交流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我們怎麼去辨別，什麼是好的交流，什麼是壞交流，如同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國，或是帝國主義所產生的交流，對於當地民族就未必是好的交流。好個交流就在於，透過對方所產生的結果學習模仿，彌補自身所欠缺的元素，進而不斷的透過交流，來達成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文明】日本的西化：學習、交流與尊重

日本在近現代革命中可以追朔到一八七零年代。在「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的名義下，名治時代的帝國菁英脫下了他們的武士服裝與和服，轉而穿著歐洲服裝。這種改頭換面的想法來自於明治的大臣岩倉具視。他率領使節團到歐美考察兩年，發現經過數世紀的閉關自守，「我們的文明在許多方面均不如歐美各國」。

從一八五三年開始，日本的經濟就在美國海軍准將培里以「黑船」威脅下重開貿易，日本不斷苦思西方何以比世界其他地區富強。在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成功嗎？還是教育制度？文化？或者是他們的服裝？在不確定的狀況下，日本人決定不要冒險，認為應該全盤接受。從普魯士一八八九年憲法，到英國一八九七年金本位制，日本完全依照西方模式重塑自己的制度。陸軍的操練方式仿傚德國人；海軍學習英國人。另外也引進美國式的公立小學制度。

然而，最明顯可見的變化是日本人的外表。從一八七零年起，政府下令禁止宮廷內牙齒塗黑與剃去眉毛的做法。大約在此同時，大臣們開始斷髮，並留起西方的髮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命令要求高級長官必須穿上「洋服」，也就是歐洲禮服大衣與高領白襯衫。

雖然有些日本人依然堅守武士道傳統，但絕大多數都人都明白，如果日本想與歐美帝國平起平坐，那麼西化是不可或缺的。這種平等的要求，首先是在貿易條約與國際法上獲得一般性的對等。他們最大的企圖是被當成人、當成紳士，而且要與西方人對等。如果穿著陳舊過時的服裝，他們或他們的國家將不會獲得嚴肅看待。

裕仁成長的日本是一個既崇拜西方現代、又憎恨西方高傲的國家。要得到平等看待，日本必須獲得終極的西方飾物：帝國。時機很快到來。一八九五年，日本的歐式海軍在威脅威海衛全面擊敗中國北洋艦隊。而日本人開始了解他們學習的歐洲典範不願意給予他們對等的帝國地位。要能達成這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讓他們與歐洲人衝突，如此他們才能親自體會麻煩，了解自己的不利。

與西方人的首次衝突是在一九零四年，日本與俄國在滿洲問題上爆發戰爭。日本在海戰與陸戰均獲得覺定性勝利，這如同向世界施放一個信號：西方的支配並非神授。有了正確的制度與科技亞洲帝國也能擊敗歐洲帝國。

從日本西化的過程中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模仿，面對強大敵人時，我們如果力拼與之抗衡往往結果是失敗收場，可是這又會延伸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就是對於強者為榜樣的模仿；另一層面是透過非主流方式來對戰。什麼是非主流方式的對戰，例如歌利亞與大衛的故事，歌利亞所擅長的近距離搏鬥，加上身型龐大，力量又是大衛數倍有餘。可以大衛卻選擇不同於一般方式來戰鬥，就是投石反而讓歌利亞沒有發揮的空間，也就使大衛能夠藉由自身優勢來戰聖歌利亞。回到日本的角度來看，面對西方強權衝擊，如果以不對稱性來打只會形成如海盜的樣貌，缺少了西方強盛的核心價值。所以只有透過模仿才能把強盛的秘訣一一複製到日本內。

模仿的經隨在於，獲取知識、認知與概念，這些就是所謂的元素，要能真正榕會貫通，就在於架構。當模仿時只是學習制度或服裝等外在因素，而不考慮是什麼樣的原因所產生的，就會容易把所學到的失去它的價值。而日本在學習上也面臨了衝突，就是過去日本文化根本，如果全盤接受，將使日本民族的獨特性喪失。於是在學習過程中把留本土文化精神，透過架構化以及生成原理，最終產生出屬於日本民族特色文化。如同一位傑出的藝術家，初期靠模仿琢磨大師的概念，而最後能否成為大師，就是靠個人所磨練出來的特色。

第二項所得出結論就是「交流」，如果沒有培里的「黑船」打開日本國門，國家將只侷限在自己島國範圍內來作交流，從而喪失了多元交流所產生的結果。如同明清兩朝整個中國呈現出大鐵桶樣貌，對北建利長城；南封閉海上貿易，讓國家的交流限制在當朝的地區，最後也是由英國人於一八四五年鴉片戰爭中，打醒了中國人對於世界開放與交流的認知。

文明或組織到個人，成長的動力都是來自於協同合作下，所建構出了社會利潤。交流就是這之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為有交流，才能知道事物的可能，不在只侷限於各自框架。然而，在現代我們該如何擁有這樣的交流，就在於知識、認知上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取得，當擁有穩定的新知、新觀點不斷加進來，才能在變化的世代中清楚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

最後一項結論就是「尊重」，日本西化的過程中，最想追求的就是一種平等，這時就要回顧過往歷史，奴隸的歷史出現在各種文明中，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化？就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呈現，認為自己是最有文化、最有權力等，高人一等或好幾等的姿態。所以視各種人為低下人。如果從組織層面來看，就是一種穩定的象徵，人類歷史中什麼樣的部落需要穩定，就是在大家出現分工合作時，如果在各自狩獵採集，所生產了糧食就足夠自己用，為什麼還需要聽從其他人的？

只有當部落出現農耕，糧食穩定人口逐漸壯大的同時，需要更加穩定的治理方式，讓部落得以穩定發展，於是就會出現領導者，來引領部落規定秩序。也隨著時代不斷演進，這樣的領導最終都高傲的眼光，認為這一切都已經是理所當然。

這也間接影響民族對於民族間的看法產生了不同，所以回歸到根本，各民族間本身並無差異，只是在於哪些人先得到讓文明進步的關鍵要素。如同當代大型企業在看小型企業時，都會有這種偏見眼光來看待，但這往往也就是造成大型組織走向衰敗的原因之一。只有擁抱不同的見解、不同型態的出現，才能永保個人、組織到國家的發展，而這一切的源頭來自於對彼此的尊重。

【隋唐經濟史】科舉制度：如何創造社會階層的流動

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就開始出現差異。統一成了中國的一種文化。

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歐洲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了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

西元五八一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於五八九年結束了長久分裂混戰的局面。

這個實現統一大業的王朝根八百多年前的秦王朝一樣，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二十九年。但是這兩個短命的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聚舉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才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了商人

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可分為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面向就是思想創造，科舉制度所鑑定的就是對於儒家經典理解，如果我們理解儒家的思維就會知道這是，以農為本，經濟制度上一昧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系統性思考。這也導致所產生出的官吏，本質上缺乏對經濟發展的辦法以及思想上成為了限制。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階層流動，過往都是貴族或世族代代相傳，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缺乏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秦朝與隋朝所創建的軍爵制以及科舉制，打破了過往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讓人民有機會透過自身的努力來換取更好的生活。

兩個面向來看一個呈現思維上的束縛，另一個則是打通了整個社會階層間流動性。從者兩者間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探討，當代社會如何打破所處環境，進而使個人往不同階層流動？另外觸使流動的關鍵思維又是什麼？

首先，針對階層流動性來看，從社會角度來看，一個文明社會的誕生，是透過各種人協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如《國富論》所提到分工的重要性，社會透過有人從事農業、工業、商業來使整個社會在各自分工下，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合作，這也就是群體合作的力量。

當每個人都各自處在自己的崗位上，有要怎麼使階層流動？其中的關鍵，就是在於讓本身工作有了替代性。這種替代性又分為兩類來看，一類別是屬於效率性，可以增加本身生產價值，使空出的時間拿來從是別事項；另一類就是替代性，透過科技、產品或相關事務來替代原本事物。

接著我們先探討觸使流動是什麼樣思維，在科舉制度下所產生出的人，思想都侷限於當下的經典，而缺乏了多元化的思維，所以在面對各種問題時，往往能想出的辦法就這麼有限。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單一思維模式或缺乏多元性的價值思維，反而會使我們的想法產生偏差，因為我們只透過既有框架，來推導出我們想得到的答案，卻無法看見另一種思路。

結合上述兩段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追求社會階層的流動，可以透過本身對於相關工作的改善來解決，而解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效率、一種替代。
而我們要如何具備有這種改善的能力，就取決於我們的認知與格局。
只有當我們的眼界看的夠深夠廣，所產生的視野也就有所不同。

【文明】馬克思資本論：社會財富如何流動

馬克思主義中混合了黑格爾哲學與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同時吸收了卡萊爾對工業經濟的反感，但另以烏托邦取代卡萊爾的懷舊情緒

馬克斯主義的核心主旨認為，工業經濟註定產生不可容忍的不平等社會，社會被區隔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無情地要求將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將其他人貶低成薪資奴隸，只支付勉強能讓他們生活下去的薪資，使勞動者永遠只能當一名勞動者。

在《資本論》中有幾點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正確觀點。不平等地增長的確是工業革命造成的結果。從一七八零年到一八三零年，英國人平均每個勞動者的產出成長了二十五%，但薪資僅僅增加了五%。國民所得往人口頂端流動的比例從一八零一年的二十五%增加到一八四八年的三十五%。

一八三零年與一八四八年的動亂，來自於短期糧價攀高與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非社會的對立分裂。隨著歐洲農業生產力或得改善、產業就業增加、景氣循環的波動減緩，革命的風險也跟著消退。無產階級並未結成貧苦的群眾，相反的，他們分裂成擁有技術的「勞動貴族」與行為不檢的流氓無產階級。前者偏向以集體為名來發動罷工與革命為要脅來獲取較高的薪資，後者則偏愛琴酒。
體面的工人階級擁有工會與工人俱樂部。流氓則有自己的音樂小館或街頭械鬥。

馬克思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廢除遺產、信貸與交通運輸中央集權化、所有工廠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創造「農業的工業大軍」、廢除城鄉差異、廢除家庭、成立「婦女社群」與廢除國籍。

相較之下，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派人士希望擁有立憲政府，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透過選舉改革落實更廣泛的政治代表權、自由貿易，以及某些地區需要的民族自決。

在一八四八年動亂過後的半個世紀裡，自由派人士取得相當多的成果，這些成果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足以讓馬克思孤注一擲的做法顯得「太過極端」

馬克思在兩個地方犯下錯誤。首先，在資本主義下，財富確實變得高度集中，然而隨著實質薪資的提高與稅率逐漸不採累退制，所得差異也逐漸縮小。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如果試圖將工人的薪資降低到僅能糊口是不切實際的。絕大多數資本主義企業而言，最大的潛在市場就是他們自己的員工。紡織業生產的機械化非但布會讓群眾「陷入悲產的處境」，反而為西方工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另外馬克思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低估了十九世紀國家的適應力，特別適當這些國家以「民族」國家之名來正當化自身的存在時

人類文民的進步與否，全看於當時人類社會的認知，就以馬克思所主張的經濟主義來看，整體初衷是為了讓社會人民共同享有同樣價值，從而創造均等。

另一方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提到市場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機制，是可以流動與交流，而《資本論》所提及的結果反而是透過政府來管制整個市場。

如果我們會到中國來看也有人實行過中央政府的集權專制，就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所提出的變革，透過均輸、平準，鹽鐵專營與算緡令來看，最初使國家擁有豐富的財政，但後期卻導致整個國家民生衰敗、市場經濟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這時就會得出，中央集權的政府，對於市場經濟採取放任，越放任對國家經濟也就愈好。但另外一點財富累積只會停留在上層時，有什麼方法讓資產能夠流動，讓財富流往底層？

統整來看，讓財富流動，就必須靠個人努力所達成，政府如果中央集權化，所產生的國家將成為一時強盛，也因失去民間經濟力，使國家走向衰敗。所以個人的能否賺去更高收入就成了關鍵問題。怎麼樣才能得高收入。前些篇文案中提出一個結論就是，高收入就是一種高價值的產出，而這一高價值來源於時間。用少量時間獲得高價值事物時，就必須花更多財務來填補這一個時間落差。再進一步延伸探討就是一種效率，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出比別人更高的時間價值。

接著我們將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以現代獲取財務可以有兩種大方式其一，財務工具來達成自生財富積累。另一方面就是過獲取上層財富，而這種獲取上層財富時，我們就必須思考什麼事物是有價值？

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可以襯托出身分價值。如許多品牌，所散發出的魅力，就是一種品質，讓人擁有上代表著其精神。
然而在初創期同質性品項太多，又不容易成為客戶的一部分，這時候就必須回到最出品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每個人一生中所追求的事物都不盡相同，而要怎麼讓客戶所買單，最主要的就是要讓客戶覺得這是他所追求的價值，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因為有這事物，所以讓人生有了意義。

【王莽變革的成敗】組織變革的四大要素

在桑弘羊去世後的八十餘年裡，由於國營化運動所造成的社會震盪太大，各項管制政策相繼鬆弛，「算緍令」未再重啟，均輸和平準兩法基本廢止，鹽鐵專營政策幾度反復。

自從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微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前所未見的世族經濟。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世襲性，其延續壯大，有賴於一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咋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併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在西元一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與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重大爭議的改革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

當時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併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政權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代本身，也是皇權旁落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十多年裡，王莽推出了眾多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個主題展開

王莽改制，首要之舉是「五均六管」，這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畫色彩甚至更加濃重。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五均六管」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所有的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七年中四次幣制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級，也就導致最後被判軍所殺。

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是：為什麼實施了幾乎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為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翻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奴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視窗」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換到現代的組織變革中來看，也不出這四項條件要素：
1. 絕對權力：改革者需要對組織權力的絕對掌控，例如星巴克執行長霍華舒茲於《勇往直前》裡就透過重新掌全星巴克的領導權，讓組織再造，回歸最初品牌的核心價值，家與辦公室的第三個去處，並為品牌精神作了一系列產品服務上調整。或者是如賈伯斯從回蘋果後一樣都是對於組織重新掌握權力，讓整個變革有了主力支持力量。
2. 一個理由：王莽改革是為了要中央集權，但受害了卻是百姓，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更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而作。起義變革都是為了事情或需求，才會覺得要變，不然一般大眾都會趨向安定來發展。所以給組織成員一個變動的理由，會勝過各種執行面詳解。一旦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何而作時，所有行動都會依據這個核心來作出貢獻。
3. 資源統整：變革往往是需要透過大家一起協同合作所完成，而在這之中資源統合應用就成為關鍵。必須先清楚知道我們有什麼、要什麼，以及該放棄什麼時，這些資源才能有效發揮價值。
4. 執行力：往往變革失敗，除了前幾項要素之外，行動也是一個關鍵。如果執行者不能為變革作出維護，面對變革中的突發狀況時，沒有執行者來解決，這樣問題就會愈來愈多，就會出現更多反抗聲浪導致變革失敗。所以執行便格者在處理變革事物之外，還要去解決變革當中所衍伸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必須靠變革者們來解答，當愈能解決這些異議問題時，變革的反抗就會相對降低

【文明】消費社會的誕生：工業革命與互聯網革命的差異

十八世紀時，各個國家、民族擁有不同的服飾與時尚，在那個年代，我們的穿著說明我們是什麼人。今日，一個世紀之後，人們的穿著大體相同：相同的牛仔褲、相同的運動鞋、相同的T桖。

什麼原因使其他民族的穿著形成一致？背後是否意味著我們「一樣」？顯然，這不光只是衣服的問題，而是擁抱整個流行文化的問題。流行文化透過音樂與電影，以及飲食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流行文化背後也隱藏了一些微妙的訊息。例如自由，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服裝、飲料或食物。另外流行文化也傳達出另一個訊息民主，只有民眾喜歡的消費商品，廠商才願意生產。最後一項就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藉由販賣商品獲利。服裝是西化的核心，其中原因很簡單。就是那場被史學家稱為「工業革命」的經濟大轉變就是從紡織業開始。 工業革命的奇蹟有部分是科技創造成大量生產的結果，而科技創新的源頭來自於更早之前的科學革命。然而，工業革命如果缺少了活力充沛的消費社會，它的特點是對於便宜衣物有這接近無限的彈性需求，就不可能在英國發跡，也不可能傳布到其他西方國家。

工業化的魔力在於工人在生產的同時，自己也成為消費者。「薪資奴隸」也能購買；最底層的無產階級不只擁有一件襯衫，他們還想要第二件、第三件襯衫。 消費社會在今日已無所不在，因此很容易讓人以為它從古到今一直都存在。事實上，消費社會是相當晚的發明，在它的推動下，西方逐漸領先了東方。消費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就連那些明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也無法完全排除消費社會。結果產生現代史上最大的矛盾之：一個能為人提供無限選擇的經濟體系，最後卻使人類同質化 人類常誤以為工業革命是一種科技的廣泛創新，而這種創新的同時轉變了多種經濟活動。事實上並非如此。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主要集中在紡織業。 工業革命是科技創新，它促使土地、勞動與資本這三項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成長的覺定性因素。在十九世紀，勞動與資本的數量增加，但真正重要的是品質的提升，使總產出超過工人與工廠增量的總和。因此，從供給面來看，工業革命追求的是效率。 如果工業革命只是大量增加了布、鐵與機械力的年產量，那麼這樣的成就並沒有什麼意義。另一項重要元素是消費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傳布，如此才能增加對這些物品的需求。如果技術創新刺激了供給面，那麼工業革命的需求面則有賴人類對衣物無可饜足的慾望來驅動。最能刺激這種欲求的，就是十七世紀初由東印度公司自印度進口的棉布。家庭主婦喜歡這些東西，她們的行為與預算也因此做出調整。企業主嘗試運用新科技來仿造這些進口物品，然後取代它們。

英國在兩件事情上與其他西北歐國家有著重大差異，也是這一點使工業革命得以出現。首先是英國的勞工要比歐陸昂貴得多，根據紀錄來看，甚至可能是全球最昂貴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巴黎工人的實質薪資只比倫敦工人的一半多一點。米蘭的實質薪資則僅達倫敦水準的二十六%。中國與印度南部的薪資更低，而這不只是因為亞洲稻米要比歐洲小麥種植的生產力高的緣故。第二的理由是英國的煤產量豐富，而且容易開採，英國的煤價比英吉利海峽對岸便宜很多。這兩項差異說明英國企業老闆為什麼遠比歐陸企業老闆對科技創新有興趣。比起其他地方，英國更願意用廉價的煤驅動的機器來取代昂貴的人力。 從中我們可以依序解構出消費性社會何以誕生。從最初三種思維：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所得知，消費社會源於消費商品可選擇性，以及有足夠購買能力所創造而成。而要能創造這樣的條件，就必須讓商品價格降低以及提高勞動工資。接著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要怎麼讓達成上述兩個條件？ 前面論述中提及工業革命的起源，是來自於科技革命。從紡織業的機械不斷改良創新，使得工人可以從原本操作一台變成操作八台機器，讓同樣的勞動力創造出更高產值。這都是透過科技所創造出的成果，間接使商品價格下降。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當商品可大量提供時，雇主為了獲取更多利潤，於是須更多工人來工作，這時對工人的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願意提供服務滿足這種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的價格就相對提高。 就整體工業革命來看，它所改變的不僅只是在科技上，更也是思想上的轉變，而這轉變就是讓我們對生產出現「效率」。在工業革命以前所有生產侷限於人力或獸力上的限制。但是工業革命卻釋放了人的體力，讓我們可以用比過去更少時間，創造出更高產值。這種思想加速了人們對於製造 回到現在來看互聯網就是釋放了人類的知識力，你可以隨時隨地的取得你所要的資訊。知識變得愈來愈廉價，而這時候又會導致出什麼變革呢？ 回到工業革命來看，這革命就是雇主為了獲取更多利潤，透過科技使生產力提高。而知訊化時代，雇主也想獲得更多利潤，如果透過科技提高生產力，那麼我們將提高什麼樣的生產力？ 在回到互聯網所釋放的知識力來看，就可以發現所提高的就是「問題」。 這時又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真問題、假問題？也有可能有些問題根本不是問題，或這一問題不是必要的。 如同費馬定理一樣他所提出一個問題，讓人們思考了三百年才解得出來，如果沒有費馬提出這一問題，就不會有這麼多智力非凡的人往這方面解答。所以提問將會是使我們如同工業革命一樣，生產出更高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使我們對於社會擁有不同的認知。

【以小勝大】比人強的形勢，未必擁有優勢

小班制的學習效果比較好？有錢人教養小孩會更輕鬆？我們知所以常誤解優點與缺點、優勢與劣勢，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幾乎忘了我們的行事思維假設都是U形曲線。事實上研究顯示，幾乎所有事情的結果都呈現倒U形曲線。

有次跟一位有錢人士聊天。一開始，他談到自己在童年時，每逢冬季，他都會挨家挨戶爭取他們把車道和人行道的掃雪工作委託給他。接著，他再把這些委託工作一一轉發給其他街坊鄰居小孩，工作完成時，他就支付現金給他們，稍後再像那些委託的家庭收取費用，因為他知道，這是最能確保他的工班努力的工作方法。他的家庭居住在人們委託房子，他穿的是別人穿過的舊衣服。他的父親經歷過大蕭條時代，開口閉口都是錢，他若想要什麼東西，譬如一雙新的運動鞋或一輛腳踏車，他的父親都會要他自己付一半的錢。要是他沒隨手關燈，父親便會拿電費帳單給他看：「要是太懶惰，不關燈，你的懶惰害我們付更多電費，不過，要是你為了工作而需要開燈，哪怕是開一天二十四小時也沒問題。」

十六歲那年夏天，他去父親的廢金屬工廠工作，那是件辛苦的勞力工作，他可不是什麼小開，他的工作待遇與其他員工沒兩樣。他說「使我從不想仰賴為我父親工作，那工作真可怕，既髒，又辛苦，而且乏味，就是把廢金屬裝入桶裡。如今想起來，我父親要我去那裡工作是因為他知道，一旦我在那裡工作後，我就會興起逃離的念頭，那體驗會激勵我去做別的、更好的差事。」

日後，他坐在自宅的辦公室裡跟我聊這些，終於，聊天內容來到重點。他深愛他的小孩，跟所有父母一樣，他想提供、給予他們遠多於他們所擁有的，但他知道，他已經創造了一巨大的矛盾。他能成功是因為他從千辛萬苦中學到金錢的價值、工作的意義、以及從自立奮鬥成功中獲得的快樂與成就感，但是，他的成功，他的小孩將難以學到這些教訓與啟示。

艱辛的經濟生活磨蝕人，但財富同樣也會磨蝕人，因為富有使人喪失雄心抱負，喪失自豪，喪失他的的自我價值感。

這位富翁所提出的想法，也間接的引到我們去想，在思考教養子女和金錢的關係時，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可循：更多並非必然更好。

有錢的確使教養子女的工作更輕鬆，但金錢的功用有極限，過了這個極限，金錢能在教養子女上發揮的效用就會變得有限

這位有錢人物太有錢了，這對身為父母的他構成問題。他擁有的財富遠遠超過了金錢具有正效用的極限點，他已經達到金錢反而使其教養子女工作變得更困難的境界，他的過於富有使他更難教養子女能為正常、有良好適應力者的人。這是所謂的倒U形曲線

延伸到另一觀點來看，有關班級規模對於學習成效會有什麼影響？若一個班級學生人數和學生成績之間的關聯性並非如此那會是什麼？

如果二十五名學生的班級和十八名學生的班級，何以學習成效有沒有差異？如果從老師的角度來看，後者較為輕鬆，要批閱的學生報告減少，要認識、照顧、和追蹤的學生較少。但是，唯有在工作負擔減輕之後，老師也改變了他們的教學作風，這樣，班級規模的減少才會對教學成效產生益處。但證據顯示，在此班級規模範圍內，老師未必會這麼做，他們只是減輕工作負擔，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們的教學作風。其實這就是人性，想像你是個醫生，原本週五下午要看二十五的病人，突然間得知減少至二十個病人，但收入不變。你會因此把每個病人的問診時間增長嗎？

這時我們就必須站在學習者的角度來看，任何課程的生命泉源是課堂討論，這需要一定人數才動得起來。如果學生人數過少，學生根本不討論什麼，因為在在大班級中有猶豫而不發言的安靜學生，換成較小的班級時，不發言的學生，不論如何就是不發言。若班級人數太少，無法從發言學生中獲得足以帶動討論的廣量意見。此外，也有難以激發活力的問題，人數太少的團體往往缺乏人與人間相互摩擦而產生的活力

這時又會發現有許多名貴私立學校，一年的學費近五美元，校園品質，上課用具極為富足，而每班平均規模十二名學生。然而為什麼會有學校會做這種明顯對學生不利的事？答案之一是該校考慮的不是它的學生，而是學生的父母，在那些家長眼中這些東西就是值得花五萬美元的證據，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有錢人、有錢的機構、富有的國家，都會落入一個陷阱，以為財富能買到的東西必定能轉化為真實世界的優勢和優點，從上述提到的倒U形曲線解釋了，比你的對手更強大是好事，但更大、更強、更富有必然對我們有利嗎？

從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提到，協同合作的分工，人類社會透過不斷細分項目，最終統合，再近入分工這一循環中，就是讓人的價值不斷的發揮出來。

一個社會文明的進步也是透過多元文化不斷交流所推演的，如《文明》書中提及到多元文化進而產生競爭，這種多元化下的競爭，就會使文明在同一水平下成長。反觀在印加帝國或明清時期都是侷限在一個框架內，只有同樣知識文化在做交流。反而限制住競爭所導致多元文化的好處。而我們深入探討當時明清兩朝統治中國因為物產豐富，本身國內人口就足夠形成內需市場，這種天然的強盛，優勢反而成為帝國衰敗的原因。

以個人面來看，只侷限在同樣的生活圈、同樣價值體系下，所能做出的創新將有所侷限，未來的創新或突破，都是一種跨界、跨行所形成新形態的事業群體。過往在各領域稱霸的企業或組織，都會因為擁有太多優勢，反而忽略了過去是怎麼來的，以為成功將會一直成功下去，思維也就被綑綁住。要能不被這框架所侷限，關鍵就在於好奇心，對任何事物保持新鮮，不讓過往思想僵化未來的可能。

【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塞爾維亞的幽靈：阻擋文明進步的原因

一九零三年六月十一日，時間剛過凌晨兩點，在貝爾格勒發動了一場暴行。開啟了塞爾維亞政治史的嶄新一頁。

作為一個獨立的現代國家，塞爾維亞的歷史十分短暫，而長時間統治這個年輕國家的奧布雷諾維奇王朝，現在蕩然無存。謀反者以幾小時的刺殺行動，就敲響奧布雷諾維奇王朝的喪鐘。

奧布雷諾維奇王朝究竟如何引來如此慘認的殺身之禍？塞爾維亞的君主政體從未形成穩定的局面，問題根源在於與王朝分庭抗禮的家族。塞爾維亞對抗俄圖曼帝國的過程中，奧布雷諾維奇和卡拉喬爾傑維奇也漸行漸遠

並存的兩大對立陣營，地處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之間，又因小規模農業生產形成爭強好勝的政治氛圍，這些因素使得這個國家成為火藥味濃重的君主體制。讓人震驚的是，十九世紀塞爾維亞的攝政王沒有幾個因自然死亡而結束統治

在不斷加劇的對立中，塞爾維亞軍隊也成了反對者的中堅力量。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軍隊是塞爾維亞社會中最活躍的組織。在仍就極不景氣的鄉村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中，想升職可謂步履維艱，但成為一名軍官是能夠獲得地位和影響力的不二之選。

一九零三年的政變革除了積弊，也帶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一九一四年尤為突出。總之，這次謀反組織並沒有因成功除掉這對王室夫婦之後解散，而是繼續強勢存於塞爾維亞的政治和公眾生活

尼爾、佛格森在《文明》書中提到，西方文明之所以強勝其中一要素，就是「競爭」然而為什麼在國家擁有兩個對立的勢力，彼此互相競爭下，卻產生出不一樣的結果？

在這就必須先理解，過往國家的立場來看，最需要的就是維持政局的穩定。而要能維持穩定的政局，就必須把讓國加上下一致的理念與思想。
如同秦朝統一了六國後，為了要讓政權穩定，於是透過焚書坑儒來讓知識份子的思想轉化為無，讓有想法的人都給除去了。

這也就為競爭擁有先天條件，就是人民的思想，所產生出多元化的思維。
塞爾維亞政權中就必須先確保自己與政府的獨立性，又能與軍隊和謀反者聯盟建立穩定而持久的關係

而對於競爭中具備了多元化思維，可是站到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塞爾維亞難以擁有和平穩定的競爭性，就是在個人擁有極端民族主義者，當下所有人全力支援以實現凝聚所有塞爾維亞人，形成一整體為目標的事業

這就會出現極端思想對於文明是否有益處？
回到中世紀的歐洲當時人民生活在被稱為「黑暗時代」的日子
就是當時宗教的判斷就是一切基準
思想與進步呈現停滯
而這種思想被束縛的條件
在於環境所產生思維上的制約
最後回到民族主義來看
民族主義在最初建立國家階段
是能夠讓一國擁有強大的凝聚力
但到後期政權發展要朝向穩定
最終榕一導致對立面產生
進而發生革命

而這一點就讓我們得出一結論
不管是在個人或組織的發展中
能夠激發個人潛力或組織的創立
就在於思想上是否具備了強烈性思維
就是一種使命感
這種使命感能推動人民、個人或組織朝向所預定的目標

就如同塞爾維亞即使面對鄂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壓力
擁有使命感的人民為了讓民族擁有一個穩定的國家
而不斷在同一片土地下奮鬥
也間接產生國家政權容易容易產生革命
因為當使命感創建了國度後
使命感外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對外競爭的一致性
當時帝國主義的出現
就是為了要讓文明進入未開化國度
如西班牙統治的拉丁美洲、英國對於非洲及印度的使命感傳播


回歸到各人使命感來看
就是能夠知道我們為什麼活著的意義
只有當人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
行為就會隨之改變

當使命感建立後
就會開始尋找相同價值與目標的人
相似性的人就聚集在一起
最後共同成立組織或發揚群體理念

這時什麼是好的使命
就是一次有一次的使命價值的融合
隨著不同價值碰撞
最終將產生更大一群體的共識
這也就是為何民主自由被視為文明的象徵
而破壞這些制度的推演
在於極端的思想僵化了融合變異的可能
不管是在制度、經濟或組織的發展來看
沒有一種制度或政體是完美的
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融合交流
整體文明才能不斷在共識下前進

【帝國主義下的殖民者】文明發展的結構建立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統治了世界其他地區。這不只是帝國的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帝國主義是一種海外擴張的理論，它為正式與非正式支配西方民族提供正當話的藉口，無論是基於利以還是利他的理由。對剩餘人口來說，帝國意味著「生存空間」

帝國代表有能力掌握出口市場，不讓競爭對手透過關稅來建立壁壘。帝國也創造出遠高於投資國內的高報酬率。

在西方所有帝國當中，到目前為止最為廣大的首推英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的領土約占全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擁有的人口比例也約同此數。
大英帝國掌控的航路

到了一九一三年，西方帝國之配了全世界。十一個殖民母國的本土面積只有占全球陸地的10%，卻統治全球超過一半的土地。估計全世界有五七%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帝國的統治之下，而其整體經濟產出接近全球的五分之四。不過，即在當時，帝國的行徑已經招來嚴厲的批評。事實上，帝國主義這詞就像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受到人們的濫用。批評者不遺餘力地奚落帝國傳布文明的主張。

這些帝國時代的觀點，至今西方的學校與大學幾乎同這樣的事實，帝國主義是現代世界所有問題的禍首，例如，從中東的衝突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而這也成為一些獨裁主橫征暴斂的藉口

然而，把「底層十億人」生活在最貧窮國家的民眾困境歸咎於過去殖民主義，這種做法已經越來越行不通。非洲的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嚴峻的環境考驗與地理障礙。

獨立後的政治領袖，他們表現不一定比殖民時代的統治者好，顯見國家的獨立與否並非影響發展的主要因素；事實上，殖民地獨立後，情況甚至比先前更加惡化。

今日，西方推動的各種文明教化使命，例如政府與非政府的援助機構，它們雖然以援助為名移轉大量資源給這些以獨立前殖民地，但顯然未能達到先前預期的目標

這時就要反思
為什麼這些過去被殖民者
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所導致

當時所應用的現代醫學
對於數百萬人因西方醫學而壽命得以延長的人來說，在精神純淨下去之間做出選擇並不是那麼困難

一八零零年，全球人口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二十八點五歲
兩個世紀以後，到了二零零一年，已經增加到原來的兩倍以上
達到六十六點六歲
西方醫學對於殖民世界的預期壽命產生極大的影響
讓整個人民的壽命得以延續
但最後卻被種族偏見與優生學這種假科學所扭曲
使一些醫師變成殺人魔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種族上的偏見
認為自己種族高人一等
所以在各方面的制度來限制對方

這時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點
階級制度對於人類發展有益處嗎

這時就要回到文明發展來看
當一文明擁有足夠糧食
讓人口不在全部都務農時
剩餘的人就會從事不同事業來延伸人類文明的發展
制度、經濟、文化也就接連產生

所以階級制度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
而這些制度就是要讓文明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而階級制或種族制度來看
就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統治下所誕生的產物
當一文明能夠自動發展後
中央集權制反而將會讓文明陷入僵局
就如同印加帝國一樣只活在當時的地域裡面

所以帝國發展的方式讓被殖民地一直生活在統治下
就缺乏了自主性開發的動力
因為殖民者透過不斷現有制度讓民族缺少連結時間
就像蓋一座金字塔一樣
民族或國家在沒有這些知識、經驗的累積
直接建構上一層就會導致國家發展程變異
讓國家沒能在穩固下成長
而追朔源頭就是在於當下民族所擁有的知識認知是否能跟得上時代的變異

會到個人上來看
又代表著如果直接進入高階領域
沒有基礎領域的經驗
所形成的知識、經驗結構將不同於現在的發展
所呈現出來的也就會不完整

所有知識的積累都是透過一點一滴的積累所形成
只有建構出這一領域的系統架構
才能讓我們能夠看清楚在這一領域的價值

回顧過往在知識領域有所突破的人
都是透過一點一滴的積累
再透過這些成果進行突破
所以當我們現在的知識認知都是構築在前人的經驗及智慧之上

透過基礎架構與過往經驗
最終回歸到自我成長來看
知識積累將成為次要
成長關鍵就是找出問題
當擁有一個好問題
將引導人啟發創新
最終將讓人類文明進一步升級
而這些事物的前提就是在於知識結構是否完善

【集權帝國的奠定】重商主義奠定鹽鐵論：格局與停止的認知

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是第一個真正建立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大獨裁者。在全球範圍內幾乎與漢武帝同時的另外一個獨裁者人物，是羅馬共和國的凱撒。此時東西方文化走在同樣的道路上，中國構築了中央集權體制時，羅馬也從共和政體轉型，世界進入了「獨裁者時代」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鑄錢權的上收、鹽鐵專營還是算缗、告缗，都發生在漢武帝與匈奴的長期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的關鍵時刻。上述政策的實施讓近乎空乏的國庫重新充足了起來

這一財政上的改善為漢匈戰爭的最終勝利以及之後對朝鮮、南粵等地區的征服提供了強大經濟保障

當時由桑弘羊主持全國財經事務前後達二十三年之久，可以說是漢武盛世的最大功臣。不過，在朝廷內外，桑弘羊的政策還是愈到眾多的反對者，其中尤為激烈的，包括當世最著名的兩個知識份子董仲舒和《史記》作者司馬遷等人

董仲舒是漢代儒家的奠定人物，他明確地反對國營化政策，認為應該使「鹽鐵皆歸於民」他還提出享受政府俸祿的官員和貴族都應該退出商界，不應該與民爭利。

那國家如何才能富強？
他給出了三個辦法，分別是：薄賦輕徭、重視農業和以仁義治天下。這三點似乎並無創見，是重複了孟子、賈誼等人的老調，在急於建功立業的漢武帝聽來，都不值得一駁的書生之見。司馬遷的經濟觀點與董仲舒也有類似之處

最後漢武帝到了晚年，這些政策出現了重大的後遺症。對財富嗜血般的追求，最終幾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轍，於是漢武帝不得不頒布《輪台罪己詔》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紀錄在案的皇帝檢討書，以漢武帝的雄才偉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是歷史上的一個諷刺和警醒

此後，中央政策趨於寬鬆，民間燒得喘息，終於避免了更大的動盪

強勢的國營化運動在短期內能夠發揮「舉國效應」，迅速提高國家的生產能力和財政能力，對外可以與最強大的敵人進行交戰，在內可以建成規模空前的大型工廠，但就長期而言則必然削弱民間經濟的積極性，導致社會機能退化，進而在長期上造成國力的衰落。

西元前八一年，漢帝國在朝廷上舉辦了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一方是桑弘羊，另一方是一群儒生，這次辯論的內容就形成一部流傳至今的《鹽鐵論》

鹽鐵會議的舉行有政治上的背景，當時，大將軍霍光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從朝廷到民間對國營化政策的反對情緒，專設此局

群儒反對國營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三的面向：
一是鹽鐵、均輸、平準所造成的與民爭利，形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

二是國營企業生產存在的弊端，導致商品質與適用性不適於民眾使用

三就是出現權貴經濟，形成一個背靠政權，以國營為名，來獲取龐大利益的經濟集團

這些儒生所提出的這幾點，在桑弘羊來看，這些人來自民間，都沒有治國的經驗，只能提出國營化的弊端，卻提不出有創見的建設性意見

在他看來，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裡出？國家的財政從哪裡得？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而這三項就是治國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最重要課題

在《鹽鐵論》中，桑弘羊的經濟思維得到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呈現。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工商業看成是「富國之本」的人

他提出「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讓國家強大何必依賴於農業，要讓百姓富足何必用到井田制這樣的笨辦法

在「獨尊儒術」的武帝年代，在後世無數的儒家學者來看，它更近乎狂妄和大逆不道。與西方相比，一直到十五世紀後，歐洲才出現了類似重商主義思潮，桑弘羊幾乎擺脫了倫理的局限而考察財政問題


什麼是經濟興盛的關鍵？
又是什麼樣的因素使漢朝沒有走向秦朝一樣的結局？
桑弘羊看到工商業存在著巨大的利潤
透過發展國營工商為主的命令型計劃經濟
來使得生產利潤收歸國家

這是由統一的經濟來作為工商發展考量
如果以多元民間的經濟體系將會呈現出另一種面貌
但同時中央權力就變得相對衰減
而地方與有產階級形成有利者

這也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來所面臨到的問題
中央集權的經濟發展就會導致民間失去活力
讓民間地方擁有權力就對導致中央失去統治效益

那什麼是對的經政策
從商鞅到桑弘羊都有一個急於立功使國加強盛的君王
希望在短期間內讓國家富裕對外擴張
藉由舉國之力讓國家得以支撐對外的事務
同一時間民間地方就呈現疲弱
最後漢朝還是回歸放利於民，才使國家免於像秦帝國的覆滅
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好的經濟政策
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格局與停

每一項發展到後都會面臨瓶頸
這時在當政策發展出成效時
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當下的成果
更重要的在於透過放長時間維度來作為考量
只有當隔局認知有了廣度後
才能清楚知道什麼時間點該停止
最不好的政策就是明知道已經知道在走下去毫無效益
卻又礙於各種考量而不去制止導致全盤覆滅

回到個人面來看
就是在成功時思考失敗
失敗時想像成功

往往會受限於當下的環境而看不清未來
使得思維一直局限在框架內
時間軸線拉長時
當下所面臨的狀況就不再是危機
而是要去判斷這些情況
對於未來將呈現出什麼樣的價值效益
要能使方向一致就必須先清楚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