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秦漢歷史】中央政權的鞏固：從分封到郡縣

真正理解歷史的人，不在於對時代有什麼樣的評論或功過是非，而是知道當時人所做出的抉擇，往往都是出自於不得已。其中的差異就在於是否有全面性，用更大的格局與視野以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想法，從而看待一件事情背後所牽連的一系列影響。

古人曾說：「屈賈誼于長沙，非無聖主」有時人才無法發揮其才能，有一項因素，就是時間點。往往在對的時機點，與對的人才，將開創出不同的時代局面。

從秦帝國的創建到滅亡，很大原因在於當時尚未形成中華民族的思想，被殲滅的六國都都有各自文化，對於大一統的國家並沒有太多的想像。

所以秦始皇在開國之初所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遠大於各朝代，如何讓六國不同文化認同大一統的民族就需要有好的治理技術。而在那時出現的李斯，並推行的多項政策，例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而這些一統也奠定了帝國統一的基礎。但因為經歷過周王朝所推行的分封制，當時的人們還沒有辦法轉換對大一統的國家有文化上的認同，加上法家治理的理念對於當時才剛起步的過家又是一種沉重的負荷，就導致六國舊勢力的崛起。

最終漢高祖劉邦，再次完成大一統的王朝漢朝時。理解直接實行郡縣制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還是太早的思想，所以不得已把漢初的功臣一一分封成為諸侯。而中央只實際掌握整個帝國的三分之一的控制權。

當時劉邦也清楚知道，要延續帝國的大一統，勢必要剷除調諸侯王對中央的影響，於是在不久後一一把諸侯王也就是過去的功臣依序剷除。就連最有戰功的韓信也遭到殺身之禍。這一切的不得已都是為了大一統的帝國而做出不得以的抉擇。

雖然在之後有「白馬之盟」讓劉姓氏家來接管各地諸侯王，但這項舉動只是緩兵之計，因為要真正實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就必須要收歸所有地方政權。但為了避免重蹈秦帝國的歷史，只後藉由不同的形式來呈現。

要一直等到「七國之亂」後才算是真正的把中央的權力釋放到全國。

秦 漢 中央 地方

郡縣制 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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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權的衝突

所有危機都是在繁榮的土壤上萌芽起來的。對一個「家天下」的帝國而言，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就在「文景之治」期間，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劉邦興漢之後，實行的是分封制，眾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國。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之後，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的就是吳王劉濞，他不但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賈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愈來愈大。鑄錢、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制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士兵，另外，從事流通事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

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強傍比而起，讓長安城裡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慄。在皇權體制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當中央把權立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權威及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成了統治中國的首要課題，歷代政權往往停留與此，興盛或衰弱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時期，有兩位雄辯的政論家先後對當時的「分權過度」提出了擔憂和對策，他們是賈誼和晁錯。

賈誼是漢初第一個提出重新回歸中央集權模式和重農政策的人，他才華洋溢，文筆華麗，議論深遠，所寫的《過秦論》和《治安策》膾炙人口，在當時就被視為思想重鎮。針對中央集權旁落的景象，賈誼在《治安策》中給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分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對於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搭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都打壓下去之後，國家將如何治理呢？賈誼的對策是，在政治上，實施儒家所宣導的「仁義之道」。他在著名的《過秦論》中評論說，秦始皇「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在經濟上，則是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去。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寫道：「農業興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糧食多了，有什麼做不成的？只要讓老百姓全都去務農，都以此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從事商業的人都轉而去種地，家畜多而糧食足。這樣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還猶豫不肯實施，多可惜。」

與賈誼同齡的晁錯也同樣宣導這一路線。
與書生論政的賈誼不同，晁錯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對政策影響重大。

對於地方諸侯的坐大，晁錯比賈誼更為激進，直接提出了「削籓」的主張，集取消王侯封建。西元前一五五年晁錯上呈《削籓策》，主張對犯罪有過錯的諸侯王，削去他們的支郡，只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

最終導致吳王劉濞會同膠西王、趙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群起叛亂。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被迫腰斬晁錯。可是，吳王等人不善甘休，繼續挺兵，最終形成「七國之亂」。
在名將竇嬰和周雅夫的指揮下，朝廷鎮壓判斷，最終評定了七王之亂。

七王之亂的平定奠定了一大內憂，從而實現中央集權的治理，使中央更有權力的行使權力。

評語

漢文帝知道當時賈誼所寫的《推恩令》可以削去諸侯王的力量，卻也知道一旦觸動諸侯們最敏銳的神經，就是削減他們的力量，就有可能群起反抗。因為當時中央政府無力與地方作抗衡，所以只能暫緩，以及為了不讓諸侯們起疑，只能讓賈誼成為政治鬥爭上的犧牲者。

直到景帝時期，藉由晁錯所推行的政策一步步削減地方諸侯的實力，卻也導致諸侯們的群起抵抗。但危機也就是轉機，藉由這次的七王之亂，一舉掃除了從漢高祖到文帝以來的擔憂，讓中央得以擁有更廣泛的權力。

「隱忍」可以說是從秦皇到漢高祖與文帝景帝同樣面對的事情。為了開創與過往時代不同的帝國霸業，從分封的思想轉變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再從異性諸侯的分封到同姓諸侯，最終到所有權回歸中央。從秦漢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的決策都圍繞在如何鞏固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收歸實質的掌控權。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業開創，難度之高。但卻也因為這些人的努力，使得中華文化大一統的概念深植到民族人的心中，而後的歷朝歷代也都承襲著秦帝國開創以來大一統的核心理念。

如果說可以從這個朝代中學習到什麼，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當你正在走向開創新格局的時候，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事件，是否能為大格局的發展放棄個人或力排眾議的魄力與認知。一條道路上不只要走的好，更要能夠走的久。這就是秦漢帝國發展至今還能影響到我們的關鍵。

65【窮人的經濟學】人口自然增長的轉型

當國家經濟發展愈進步，出生率相對下降；相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卻是上升，這是為什麼？其中就包含了醫療、家庭、政策、工作環境/條件、市場需求、教育等不同面向因素使出生率有不同的變化。

如果就單從醫療的角度來看，為什麼高度開發國家的生育率會低，就因為醫療體系的完善。過去醫療體系不健全時，孩童的出生下來很容易死亡，也就使個家庭不斷提高生育率，以提高出生下來的存活率；相對醫療系統的進步，嬰兒出生的死亡率已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個家庭不用以量來提高存活率，只需要符合家庭的經濟狀況即可。

這就是從醫療進步的面向來看，高發展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醫療時，對孩童的存活率導致家庭出生率的影響。

接下來從近代實施人口計畫的面向來看，人口的增長與下降，國家的可控範圍是什麼？以及人口發展的論點究竟生育率低提高國家生產力，還是增進國家的轉型？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國家  經濟  生育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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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實行家庭計畫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大約始於1960年代中期。最初開始嘗試行動「結紮營」可以說是在非常時期的計畫基石。雖然在此前，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已經指出控制人口極為重要，但到了Sanjay Gandhi 將此問題帶向前所有的激烈程度，1976年印度內閣針對國家人口政策通過一份正式聲明，呼籲各界提出各種方法來鼓勵家庭計畫，特別是以大筆獎金吸引人來結紮，而更令人震驚的是，政府授權各邦並定強制性的節育法令，雖然只有一個邦提出類似法令，而且法令實際上也從未通過，但這些地方政府確實承受著壓力要設定絕育配額，並且努力達成目標。

最後這項政策看似已經達成目標，雖然誘因也可能造成大家虛報實際絕育的數量。但在實行政策的過程中，難免會侵犯公民自由，並引來民眾的怨恨。

從長遠來看，這場政策反而造成印度人口快速成長，這個轉折不僅引起歷史學家的興趣，也開了一個歷史玩笑。

由於非常時期帶來的負面影響，印度的家庭計劃政策蒙上陰影，直到現在尚且如此。有些邦還持續推動自願結紮，但除了衛生部門之外，似乎無人對此感興趣。

另為在中國實行一胎化政策後，乃是人口控制最著名的例子，但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有人口政策。各國政府清楚指出自己的人口太多，需要以家庭計畫控制。

當人口愈來愈多，飲水量增加，還有部分原因是人口愈來愈多，就需要種植更多糧食，也就需要更多灌溉用水。上述議題雖然重要，但每個家庭決定生幾個小孩或許不會考慮這麼多，因此這也需要人口政策的原因。

問題是發展一項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須先了解有些人為什麼生那麼多小孩：是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生育？或者是可以選擇的？此外他們為什麼選擇生那麼多？


愈是富裕的國家人口成長率愈低。財富與出生率之間的強烈因果關係，已經說服許多學術專家與政策制定者。

馬爾薩斯提出一個理論：一個國家擁有固定的資源，因此人口成長會使得國家更貧窮。照此邏輯，一三四八年至一三七七年之間，黑死病造成英國過半人口喪命，這應該有助於接下來幾年的薪資提升。

如果以此為依據，如果傳染病會降低生育率，可以下一代的人過得更好。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原因是大家不敢從事不安的性行為，而間接原因是勞工短缺，提升女性工作誘因。

不過，這並非理所當然。畢竟，地球人口已經比馬爾薩斯提出假設的年代多出數倍，而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比那時富裕。當時的理論並為論及可以讓資源中無中生有的技術進步；一旦某地的人口愈多，就有更多人尋找新的想法，技術也就越有突破的可能。

在人類大部分的歷史上，人口愈多的國家或地區，成長的速度確實比其他國家或地區要快。

現在的國家生育率愈高愈貧窮，未必表示他們是因為高生育率而造成貧窮，反之可能是因為貧窮才有高生育率，或者是其他因素同時造成高生育率。

要探討這問題，就必須轉移觀點，假如希望推進此議題，需要把大問題擱在一旁，集中研究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先觀察家庭裡的事：大家庭是因為成員太多而變成貧窮？他們比較沒有能力投資小孩子的教育與健康嗎？

根據十八個國家的資料顯示，出生在大家庭的小孩受教育的時間真的比較少，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地方都是如此，像是印尼農村、象牙海岸、迦納都是例外…然而，即使每個地方都是這樣，也不能因此就假定這些小孩的貧窮以及接受教育較少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兄弟姊妹。有可能只是因為選擇生育眾多的貧窮佳評，正好也不怎麼重視教育。


家庭規模的大小對小孩沒有負面影響，這聽起來似乎有違常理。但是，如果同樣的資源必須分享給更多人，想必有些人分得較少。如果小孩並未吃虧，那是誰吃虧？答案很可能是母親。

證據清楚顯示生命過程中太早懷孕非常不利於母親的健康。另外太造懷孕甚至過早走入婚姻，通常造成學業中斷。但是如果把家庭計畫定位成社會希望造顧母親的健康，則會引發另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不在適當的時間懷孕不符合母親的利益，為什麼他們還要懷孕？也就是說，家庭如何決定要生小孩？而婦女對於這些決定又有多少控制權？背後就是環境所影響認知的選擇。

從最初了人口發展來看，當人口增長超過環境負荷時，就會選擇其他的方式來補償人口膨脹的缺失，這種補償之一就是人口文化知識的落差加大，因為只有這種差距，才能夠讓不同的人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不然，就容易造成革命或內耗，最終拖跨整個國家的發展。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中國經濟改革時的目標是讓一部分的富裕起來，核心個概念就在於此，當一定程度的人口起來後，才能讓國家進入新型態的轉型。

64【羅伯特議事規則】民主會議的本質：少數人的多數決

很多人以為民主就是多數決，100個人裡面有51個人選擇A方案，而另外49人選擇B方案，以多數決來看，51人就是多數決。

這種民主是個非常粗製的，如果在過去單一經濟或社會下的決策只會影響部分，但隨著時代演進，整個社會的協作、經濟、政治格局等，牽連著非常龐大的社會網絡，已經不是是或不是就能講清楚的。

而在會議的過程中也是一樣，最擔心的就是多數人的暴政，一個好的會議就是要遏制住這種暴力的力量。

所以我們才要訂一套規則，確保少數人的利益、意見的尊重與關心。這也就是民主會議中在保證少數人的利益前提下，使用多數決的原則。

會議的基本本質在於讓人共同參與，並在討論過程中能夠讓少數意見群有效的發言。然而，在過程中需達成集體共同的認可，這就是會議過程中最為困難的部分，除了要考量大多數人的贊同，還需要關注到少數集體的聲音。讓會議能公正、公平並引導出與會者的發言權。

另外會議從根本上來講，是參與會議的多數方決定一個會議的總體意願。但是這樣的決定，必須經過一個自由、充分的辯論協商過程才可以做出。要想取消或限制個人或者少數方進行辯論的權利，必須得到出席且投票者的2/3或者更多票數的同意。

由此可推出，每一個人或一群人，都能有最大努力把自己的立場變成總體意願的權利，但這要在整體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之內。也就是說，雖然這種權力是當然的，但並不等於說在任何時候堅持這種權利都是明智或有益的。

還有一條重要的原則，改變會議組織已做出的決定，要比通過一個新的決定難度更大。這是為了避免會議組織決策的不穩定。否則，類似出席人數微小變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決策的重大變化。

從根本上來講，基於通用議事規則的會議組織是自由的，最大程度地保護組織自身，最大程度地考慮組織成員的權利，並在此基礎上，獨立地做出組織的決定。

要處理各種規模的會議，要面對從和諧一致到針鋒相對的各種局面，要考慮到每一個成員的意見，要用最少的時間，要就大量複雜的程度各類的問題達成最大程度的一致，總之，要在如此之多的要求下最大程度地體現一個組織的總體意願，這就是通用議事規則到今天最完善的方法。


協商會議(deliberative assembly)泛指採用「通用議事規則」來運作會議組織。它具有六種特徵：
●它是一個由人組持的集體；通過自由充分的討論，以整個會議組織的名義，自主地決定一致的行動。
●它的會議要在「共同的場所」進行，或在等同於「共同的場所」的條件下進行，及所有人都有參與相互的口頭交流。
●它的成員，只有資格加入的人，在會議組織中通常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採取自由行動。
●在任何一項決定中，每位在場成員的觀點都擁有相同的權重，並且通過投票/表決的方式表達；如果其投票屬於多數方，則該成員為此決定(通過或否決)承擔直接的個人責任。
●即使成員表達的意見與會議組織的決定不同，也並不意味著該成員希望退出會議組織，會議組織也無權以此為理由要求該成員退出。
●如果有成員缺席，無論是立法機構還是一般的組織，缺席都是很難避免的，出席的成員可以代表全體成員做決定。但必須滿足會議組織指定的相關條件(例如，必須滿足法定人數)

即使一個組織沒有制定任何成文規則，通常也認為它仍然受「通用議事規則」的約束。不過大多數會議組織都有成文規則，而且分為若干級別，有的由組織自身制定，有的由組織的上級機構制定。這些規則，有些闡述了組織的宗旨和使命，有些是對「通用議事規則」的詮釋或補充，有些規則訂了議事規則之外的其他事情。

在協商會議中，形成決定的基本原則是：一個動議必須得到「過半數表決」才能成為會議組織的決定或行動，也就是說在一次例行會議或合規召開的臨時會議上，一半以上出席並且投票的成員明確表示贊同，並對此行為負責。

還有一些情況，形成決議需要更高的表決額度例如：法定規定的、會議組織根據自己的情況特別規定、過半數表決時所導致少數方、缺席者或成員中某一群體的權益受到侵害，因此通用議事規則規定更高的決策額度。

對於上述的情況，通常採用三分之二表決，也就是說至少有三分之二出席且投票的成員明確表示贊同。

在一些情況下，不管使用的是哪一種表決額度，都還要求事先告知。就是說對於本會場會議將進行討論的議題，應該在上一場會議上或者本場會議的召集函中進行言簡意賅的描述。

無論何時，只要規則中提到表決額度，就是指全體成員的過半數。想生效，比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出席會議的人數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這個所謂的最少人數就是法定人數，在法定人數不足時，只能組織章程所允許的個別程序性動作做出有效力的決定。

63【殺戮與文化】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殺戮：激活組織環境的五種要素

人類文明建置的底層其中一項就在於「信任」的基礎上，因為有信任才能右後的金融商品、股票、財務儲蓄以及相對穩定的價格指標。

基於信任基礎與穩定造就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從勒班陀會戰中來進一步分析，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之間的差距是如何戰勝？

如果從大架構來看，最重要的是在於環境的塑造，以及需求品的利基。
就如同好的環境會吸引好的人才進駐，威尼斯所呈現的就是開放、自由與穩固的商會環境，讓更多人才資本與財務資本能相互交流碰撞後，激發出更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接著透過這產品輸出帶動國家經濟影響。

以組織的角度來看，組織領導最重要的就是塑造出擁有相同元素的環境：開放、自由、穩固、平等、保障等五種要素，以讓組織能透過個人的能力的激發與疊加知識知本，將能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組織發展。



到勒班陀會戰為止時，對於羅馬曾經在北非、近東、小亞細亞和大部分巴爾幹地區設立的諸行省，歐洲已經失去了控制，至於東地中海的沿海水域也是如此，被奧斯曼人所影響。

奧斯曼人發現，一個鼓吹對異教徒開戰的統一宗教，有利於多文化龐大帝國的擴展。宗教戰爭的政策，使得非西方人擁有了前所未見的道德驅動宗教狂熱。

然而，儘管基督教世界一盤散沙，他們依然對蘇丹的軍隊保持巨大的優勢。西方在軍事上的支配地位，在羅馬陷落後有所下降，但歐洲的大部分國家1000多年來都潛藏著古典時代的文化傳統，理性主義、公民軍隊、資本主義形式、自由思想、個人主義、對重裝步兵和決定性會戰的依賴，這些因素使得他們擁有遠超過自身人口、資源或領土比例的軍事力量。

歐洲的主要問題不再是普遍的和平主義，而是幾乎毫無間歇的戰爭：在查理曼王國終結後的中世紀，由於缺乏中央集權的制約，西方文明的內戰以近乎自殺的方式進行著，歐洲王公們之間不斷進行極為血腥的自相殘殺。

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和西班牙帝國境內的槳帆戰艦製造技術要比亞洲先進得多，要靈活的多，更有可能不斷進化發展以應對海上的新挑戰。土耳其艦隊的全部組織架構乃至術語都是抄襲威尼斯或熱那亞的，這和中世紀早期伊斯蘭艦隊效仿拜占庭還海技術和海軍管理一樣。

軍事科學中，關於戰略與戰術的抽象理念在新的火藥時代復活，同時也成了西方所專有的領域，因此，兩支艦隊的指揮官們都是歐洲人這一點可以說絕非巧合。

蘇丹本人更青睞於出身義大利叛教者的海軍將領，他們熟悉歐洲的習俗與語言，因此更有可能使他的槳帆戰艦跟上敵軍在創新領與的步伐。

基督徒艦隊中的士兵，並不是全都能夠自由投票的公民，然而，神聖同盟的船員，主體也並非奴隸。奧斯曼大艦隊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其中堪稱精銳的禁衛軍和划槳奴隸一樣，都無權對政治事務說三道四。土耳其艦隊相比基督徒划槳船員更有可能逃跑，至於歐洲戰艦上的普通士兵的地位，則是自由人，他們不像土耳其士兵那樣屬於某個帝國貴族的財產。


使基督教小邦結成的聯盟能夠獲得勝利機會的還是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他們不僅建立了資本主義體制，製造出優秀的船舶，還能大規模生產火氣並雇用基數嫻熟的船員，考慮到他們有人口和領土的限制，這更是一項偉大的創舉。儘管在勒班陀，代表歐洲力量的只有三個真正的地中海大國，教皇國、西班牙和威尼斯，但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總合要比整個奧斯曼帝國的國民經濟規模大得多。早在艦隊出航前，教皇國的大臣們就已經積鑽維持兩百艘戰艦作戰一年的全部資金。

最引人注目的城邦國家

威尼斯共和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的區別，是雙方在經濟生活上的巨大差異，這個城邦國家所能提供的物產和服務，在規模上遠小於法蘭西、西班牙或英格蘭。在勒班陀會戰發生時，威尼斯本人口不足20萬。這個城邦的領土侷限在北義大利數百平方英里的小圈子裡。與此相比，蘇丹統治著數百倍威尼斯的人口，有著遠多於他的礦石、產業品和貴金屬儲備。威尼斯固然在近東西方之間從事著有利可圖的貿易，但蘇丹控制著比這個小小城邦大上1000倍的土地。然而，在軍事資產、貿易、商業和對地中海的影響等方面，威尼斯在整個16世紀中僅僅依靠自身的實力，便幾乎可以與奧斯曼匹敵了。

顯得易見的是，威尼斯的力量，來自它根據現代專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生產原則來製造戰爭武器。威尼斯大兵工廠的建立，源自於資本主義體系和立憲政府機制的自然發展，伊斯坦布爾的獨裁政權完全無法想像出那樣的製造業奇蹟。威尼斯由一個選出來的最高行政長官和大體上由貴族商人組成的元老院聯合統治，這個政府允許從貿易中滋長出來的資本主義在相對低賦稅的環境下發展。並且保證個人財產是合法所得，不會被充公。此外，威尼斯的公司也欸賦予了法律的保障，成為不屬於任何個人的、任人唯才的經營實體，從而能夠超越任何個體，在利潤的基礎上判定成敗。一個威尼斯公司並不依賴於任何個人或家族的生命、健康或地位，而是完全依靠根據諸如投資、回報之類抽象商業原則，加上股票、股息、保險、海事貸款等金融工具輔助下行動的效率來獲得利潤。

國家支持的資本主義體系在自由的社會環境裡運作，並經由共和國選出來的公會進行監督，所有階層中富有才能的人都相信，這是地中海沿岸最適合商業經營的社會氛圍。

和土耳其人相比，威尼斯的優勢並不在於地理、自然資源、宗教狂熱或是對持續交戰的執著，而是在他的資本主義體系、共識政府制度下以及不計較利益對研究的執著投入。

只有在上述狀況下，技術嫻熟的航海工程師、船員和訓練有素的海軍將領才能夠勝過奧斯曼在領土、收入、遊牧民族的戰士文化傳統以及單純人力資源上的優勢。蘇丹尋求著歐洲的商人、船舶設計師、海員，進口火器；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一個土耳其人能夠發現歐洲需要他們的服務。

從威尼斯的例子我們一個國家延伸到組織，來探究如何塑造組織的激活因子。

其一：開放
組織從常存有各部門，而為了整體組織發展，就傾向於各部門間的競爭，但同時容易產生一種問題，就是對方做了A專案，同時我們也在做a專案，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相互重疊，也就容易造成資源重複使用的情況。

開放的核心本質就在於讓團隊中的人知道，各部門或組織間目前所在做的事情，從中分享共創，是未來企業競爭中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二：自由
未來組織的結構與職務將會相對自由，不再是單一職位的發展，而是能從多元化的職能來做結合，就如同威尼斯在各項科學武器上的發展都是從不同領域書籍、火藥等座結合進一步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

其三：穩固
這就如同企業的核心戰略的一致，針對總體的方向來做各項目標的設定，再依據各項目標來達成企業的總體效率。但如果有發生任何狀況，就需要有不同的應對與方法來作解決，可是在處理過程中，還是要能保有最初設定的核心戰略。

其四：平等
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有其價值，而要塑造一個好的組織環境，就必須先有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觀點，如果起始點不同將會造成組織間的衝突與矛盾，所以要能激活團隊文化，其中關鍵在於能否創造出平等的基礎，再從中做出差異化的調整。

其五：保障
任何組織的創新都包含有一定的風險存在，而領導者就需要創造一個可以犯錯的環境，讓組織成員知道即使失敗還是能得到支持，但也不能無限度的失敗，須依據組織所能承受的範圍來做適度的承諾與鼓勵。

62【殺戮與文化：強權興起的決定性戰役】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殺戮：激發組織個人貢獻的2種要素

中央集權的組織下，也就是金字塔型組織，在溝通的流動性上會有非常大的阻礙，通常解決的辦法是拆分，讓大組織解構成一個又一個小事業群。讓彼此如個小公司像是競爭又是合作夥伴。

在《文明》書中就提到，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主宰近現代，其中一個要素就是，「競爭」因為在競爭的過程，當你有這項技術，如果我沒有就會被比下去或者被對方征服。也因為歐洲呈現多元國家的狀態，讓競爭可以不斷激發啟蒙、科學、工業革命的發生。

勒班陀海戰是場西方國家如，西班牙、威尼斯、熱那亞、教宗國及其他國家所組成的神聖聯盟，對抗東方的奧斯曼帝國，這場戰役決定了後期海戰的轉換，以及兩種不同的文化、制度、社會、經濟的模式下的結果。

兩種不同模式下的組織，如何影響關鍵戰役的結果？

1兩種模式的衝突

勒班陀位於希臘西海岸外，處於奧斯曼控制下的巴爾幹半島和基督徒的西地中海之間，是歐洲和它的敵人發生海戰的合適地點。

接近勒班陀外海時，基督徒艦隊一共擁有超過300艘戰艦，這些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艦艇分別屬於威尼斯、西班牙、熱那亞及其他國家：208艘槳帆戰艦，6艘加利亞斯戰艦，26艘蓋倫戰艦以及其他76艘較小的戰艦。這支龐大艦隊的總兵力，則包括了5萬多名槳手和3萬多名士兵，這是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前所未見的龐大基督教聯軍。

然而，這支艦隊在規模上仍然要小於蘇丹那支接近10萬人的艦隊，土耳其艦隊擁有230艘主力戰艦和80艘其他各類戰艦，在數量方面佔據上風。

儘管如此，事實最終證明，基督教槳帆戰艦的質量優勢而非奧斯曼槳帆戰艦的數量優勢決定了勒班陀海戰的勝負。

威尼斯槳帆船式地中海上設計最好、航行也最穩定的戰艦，它也是土耳同類戰艦的模板。西班牙戰艦也要比奧斯曼戰艦建造得更好、更結實。

這場海戰雖然識字亞克興海戰以來最大的划槳戰艦會戰，但它恰恰意味著划槳戰艦即將走下海戰舞台。勒班陀將是海軍史上最後一場大規模槳帆戰艦戰鬥。

2

決勝點

首先，基督徒鋸掉了他們的槳帆戰見撞角，這意味著使用戰術的時代已經過去。比起安裝撞角，艦上多安放一門火砲顯得更為有用。

此外，撞角也會影響艦樓火炮的射界，導致炮手必須向高處射擊，以免炮彈打到自己的船艏。

去除掉撞角後，基督徒的槳帆船擁有了更好的視野和安放火炮的更大空間，能夠直接瞄準射擊前進道路上的敵艦。

威尼斯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以及西班牙工匠的專業技術，確保了基督徒槳帆戰艦在武裝狀況方面要遠好於土耳其戰艦。

這不僅因為平均每艘戰艦上的火炮數量更多---神聖同盟的戰艦上共有1815門火炮，相比之下，規模大得多的奧斯曼艦隊只有750門---還在於每門基督徒戰艦上的火炮，在鑄造、保養方面都要比奧斯曼同類型武器做得更好。

在火器使用方面，歐洲火繩槍部隊有更多的經驗和更好的訓練，因而與上量上遠少於自己的奧斯曼同行們相比，他們的火藥和槍炮更可靠，並且射速是奧斯曼人的三倍。

與弩相比，奧斯曼人的反曲複合弓的確是致命的武器，它們具備更好的射程、準確度和射擊速率，但掌握這樣一件武器需要數年的訓練時間，而且在射擊數十發箭矢後，弓手就會疲憊不堪。

此外，弓也不可能像弩或火器那樣被迅速大量製造出來。傳統上，歐洲人強調將盡可能多的致命武器發到盡可能多的人手上，他們很少考慮射手的社會地位問題，也不必擔心有效使用武器所需要的狀態與訓練程度。

勒班陀海戰中雙方都使用了奴隸槳手，但是神聖同盟中依然有自由槳手服役，聯軍也傾向於讓參戰奴隸獲得自由。相比之下，土耳其槳帆船上的基督徒奴隸在戰前受到威脅，除了低頭划槳之外，任何異動都是死路一條。有些跡象證明，在戰鬥中至少有幾條船上的奴隸發起了暴動。實際上，在土耳其艦隊中，沒有任何一個自由戰士。

在這一損失對蘇丹而言可謂加倍慘重，因為他和歐洲人不一樣，既沒有製造成千上萬支新火繩槍的能力，也沒有組件一支由征招兵組成的新軍的能力。槳手—更不用說軍火製造者和設計者了—必須從歐洲海岸以雇傭兵、背叛者或者奴隸的形式弄來。

3

文化傳遞

西方以外的人們總是抱怨歐洲對紀念儀式壟斷，並難以忍受西方人對歷史藝術本身的控制，這完全是有道理的。勒班陀海戰的後果，比任何其他事都更不公平，一場西方式「勝利」的故事，很快就通過印刷出來的歷史書籍、委託製作的藝術品和到處流傳的通俗文學，傳播到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中間。

在所有這些紀念形式當中，沒有任何內容涉及從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角度看待這場會戰。與此相反，我們只聽說蘇丹在戰後發出的殺死伊斯坦布爾所有的基督徒的威脅。少數幾份關於會戰的土耳其記述並不具備文學性，也沒有廣泛刊印發行，它們是乾澀的、政府批准的、格式僵化的紀載。除了少數伊斯坦布爾政府菁英之外，幾乎不會有任何其他讀者對其發生興趣。

與此相反，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文材料中，則有數十本充滿激情的第一手著述傳遍了地中海地區，儘管這些材料時常在事實和分析方面互相牴觸。這就是允許異類聲音和自由表達的社會特性。

勒班陀海戰的結果恰恰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設計、製造以及分配武裝方式的優越性。數量龐大的火炮、火繩槍、弩，以及製造精良的船隻，在戰鬥中抵銷了奧斯曼人的數量優勢、土耳其士兵令人恐懼的聲望，以及奧斯曼帝國部隊在本土水與作戰的便利。因此，所有這一切在沒人能夠遇見到勝利的結果情況下，就已經使得神聖同盟獲得很大的機會來爭取勝利。


從勒班陀海戰中以三種面來看：方式、人員、武器來分析。

首先是方式，基督徒選擇以火炮的方式來做攻擊；另一方面奧斯曼則是用撞擊式，形成兩種不同的戰略手法。

後者就是不斷往前，因為過去戰都的經驗來看，只要用足夠數量的兵力，就能取勝，所以用這樣的邏輯時，遇到基督徒的火炮式攻擊，就出現了困境。

這就是所謂的不連續性的出現，在過往經驗下，出現未知的方式或沒見過的情況，容易迷失混亂。導致成功無法再接續。

第二，人員：從古希臘到羅馬到中世紀，歐洲都有所謂的公民自由的概念。也就是個人獨立與參與性；相對於奧斯曼來說，因為是大一統帝國，集權使個人權利收歸到中央與最上層，使個人只能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權。也就無法達到馬斯洛提到的個人發揮的層級。

第三，武器：從冷兵器時代進入到熱兵器時代，讓增兵的範圍增廣，例如原本使用的弓箭就需要有力氣的人才能拉的動，但是使用了火繩槍後，任何人只要會操作技術就可以快速上手。

這就對於人力上有大幅度的增加，以及可替換性。相較之下，奧斯曼以弩為主體，而培育一名弓弩守則需要12個月。所以在勒班陀海戰後，奧斯曼的兵力耗損，無法地立即回復到先前的狀態。

從這場戰役的三面向中，與現在組織的關聯性又是什麼？
可以從中看出對組織的兩種影響因素：

第一、速度：
面對不確定的時代，變化已成為常態的同時，如果只守住既有的框架或定位，容易讓組織進入衰敗，只有透過不斷嘗試跨領域結合，從新定位才能再次找出關鍵定位點。

例如蘋果最初的產品定位在電腦，如iMac，接著iTunes的出現，讓蘋果定位轉向音樂市場，後來2007年推出iPhone，轉而向智慧手機。可以看出企業轉型必須不再S行曲線達到飽和時，就必須思考下一步的發展路徑。

而在此期間，我們組織的核心定位就需要有這思維「勇於嘗試」因為組織不跳脫領域嘗試，就只能走向既有成功無法進入到下一個成功。

然而，要能有效轉換，就有賴於企業的轉變速度。神聖聯盟透過火炮的攻擊，加速了打擊範圍，讓原本需要面對面碰撞才能進攻，轉而向遠在一方時，就能發出攻擊。

就如同弓弩手與火槍兵的適用性另一個人員替補性，人夠在一項專案品牌失敗後，快速重起另一項品牌事業，這就是未來組織需要具備的速度性。

第二、個人士氣：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團隊就是藉由每個人的專長互補，發揮團隊的最大效益。」團隊的出現，就是讓一個人原本不可能做到或是需要花費大量精力的事情，透過團隊中每個人的專業分工與貢獻，創造超越個人的成效。

這就是西方國家對於個人公民權利的體現。你所雇用來的每個人，不是雇用他的雙手，而是對方的腦。只有讓每個人知道自己可以為團隊組織做出貢獻，並且對個人是有利益時，組織裡的每個人才會知道自己的定位點，也就會為團隊做出貢獻。

然而，在這些轉變下，究竟是什麼影響基督徒擁有這樣的轉變？能從過去的S行曲線，跳脫到另一個增長產生連續型增長？

下回將從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化流通性、競爭市場、與個人資本相互關聯，與資本主義下的連結。

61【國富論】論貨幣：財務積累的延展性

能用錢解決的事情就用錢解決，因為當你選擇用其他方式來解決時，所付出的機會成本，將是你無法想像的。也許當下覺得沒有什麼不同，但隨著時間維度的放大，所產生的結果將會相距甚遠。

怎麼樣才能使資金發揮他最大的價值？就在於我們怎麼看待貨幣的概念。

貨幣是什麼？

是社會共同創造一種錢的概念，讓我們可以用錢來做交換。如果沒有錢，我們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來做交易。但是，錢的出現讓我們用可以衡量的方式來做交換。

也就是說，錢只是一個載體，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透過這載體把每一分錢發揮出它的價值。

《國富論》中循環資本的流動，最終將走向固定資本。而這些固定資本的價值，就是提供個人生活的品質提升，也就是最終的結果。

但是，當我們的循環資本無法流動，最終只會變成一文不值。

首先，什麼是循環資本，在此就包含了四個部分：錢幣、食物、原材料和製成品。

從社會國家的角度來看，農耕時代，當一個國家擁有越多的天然資源，其競爭力相對強勢。但是到了工業時代，人的價值愈來愈重要，因為人把資源的價值提高，以換取更高的循環資本。

例如，當我們用錢買到原物料，把它加工製成後，就可以用更高價來販售。相對於用基本原物料來的有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發展還有賴於資源。也就是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各國列強才紛紛到各地去殖民，以換取國家的循環資本，轉製成固定資本。

從上述的總結，所有的循環資本，最終將成為固定資本，而我們如何換取高價的固定資本就有藉於我們如何應用循環資本。

之前提及到，商品價格可以分為三種組成，其一，土地資產；其二，勞動工資；其三，利潤。

當一個商品要創造出高價，這三種之中，最有價值的就在於勞動工資。

土地資產，除了在通貨膨脹，混亂的局面才會提高，基本價值屬於穩態。
利潤，取決於商品對客戶的價值，就是為客戶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以及品牌價值的展現。

為什麼勞動工資可以創造出高價，原因就在於，當商品可以被大量複製製造，個人化的差異性就成了決勝點。換句話說，個人所產生的價值連帶影響到商品價值的概念。

而每個人可以通過個人的價值展現，為社會國家提供一個貢獻，最終將會獲取相對應的循環資本。可以說，未來就是一場人才戰，當你的國家擁有愈多人才，所能創造出的個人價值，將會是國家強富的指標。

就例如籃球隊，你會看團隊成員來分析這個團隊會不會贏。

結合《國富論》在前面所提及的分工概念，未來個人分工化，每個人用各自的時間換產生產品用錢的方式來衡量個人的價值，當你的成品遇有不可取代，就會愈有價值。

總結來看，個人如何發揮財務的延展性，也就是如何讓錢發揮出它最大的價值？最為關鍵的就是把錢投放在個人價值面上。

我們所獲得的循環資產，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最重要的是如何用現有的循環資產來投放到個人價值面上。如果今天有兩個人，一個選擇花費循環資產中的錢來購買手機，透過轉製成固定資產來做為人與人結的互動，創造更高效的交流品質，就會連帶創造出個人價值；相對於一個選擇把錢省下不購買，就會失去人與人間的連結，以及獲取其他資源的機會，自然而然就無法發揮循環資產的價值。

其實，循環資本或者說是錢的應用想法，將決定你未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60【窮人的經濟學】哪怕只有一次機會，都要用盡全力

教育與醫療，都是對人未來的期望，也是最難衡量。然而，兩者之中，最能讓一個人從一無所有到進入資本世界的前緣，「教育」就成了在資本主義下的唯一出路。

教育的本質有二，其一，教導基本技能；其二，挖掘個人天賦。

在電影《天才無限家》中拉馬努金，沒有任何學歷，卻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在影片中也體會到，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天賦、特質與長處，要能發揮這樣的潛能，就需要個人對自己的自信、導師的引導與一個翻身的機會。

什麼是好的教育體系？這就需從兩個層面來看，核心本質與歷史發展。

首先教育體系的核心價值有兩個，第一就是要能提供人們生存的基本知識、技能；第二，就是發掘人的潛能，也就是啟發個人的天賦。

第二，歷史區域的發展：中華民族在教育的系統上呈現單獨專一的知識，來作為核心思想，就如漢朝在董仲舒徹百家，獨尊儒後，讓之後考試或科舉都以相關體系為依據，所以就會出現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在經歷科學革命後，把各項知識分門別類，也就出現各種學科。這兩者體系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彼此優劣。

這也呼應《國富論》中提及的分工論，因為分工讓社會協同更為完善；相對於東方教育則是以所有指標為全部的思想差異。

從上述兩點的結合，就會發現，未來教育的發展，將區分為兩部分，第一，基本核心技能；第二，個人天賦起發的學科。

未來，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普及，教育將能給予與發掘更多優秀的人才，並從中啟發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可以說，現行的教育將會被新體系所取代，而這轉變卻需要十到二十年的轉變，也就是一代與一代人的認知轉換，才能逐一替換。

回到窮人在教育體系中，如果窮人可以藉由教育翻身，那什麼原因阻擋人的進步？

在之前提到，家人對於孩子的期望，是很大的因素。呼應最初所講的教育是對人未來的期望，如果家人只用短視或急功心切的心態來面對，只會在成效出現前就中斷了教育對孩子未來的可能。

接下來從制度與改善方向來做逐一分析，以及從教育轉變中所得到的三個啟發。

1
為什麼學校會失敗？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課程與教育的設計是針對精英而非一般學生，嘗試多投入一些東西來改善學校的運作，結果通常令人失望。

如果在一開始成績就不錯的學生，如果學校在發送教科書，表現就會明顯提升。故事聽起來很合理。在肯亞學校以英語教學，當然使用英文教科書。但對於大部分的小孩子來說，英語只是第三語言，排在地方語與肯亞語之後，他們很少說英語。英語教科書對大部分的小孩來說並不是非常實用。其他地方投入的各種東西都獲得相同的結果。只要他教法與誘因未做改變，新的投入也沒有多大幫助。

現在我們應該明瞭私立學校為何無法教好普通學生，教學的重點肘個是針對某些困難的公開考試，讓準備充分表現最好的學生通過考試，帶給他們一個光明的未來，而這需要進度超前且無所不包的課程。因此，大部分的孩子越來越落後，雖然不幸卻是無可避免。

父母和其他人一樣，希望學校能傳授所謂的「菁英」教育給自己的小孩，儘管事實上他們沒有立場監督或思考教學內容是否真的帶給小孩好處。舉例來說，南亞的父母特別喜歡用英語教學的學校，但母語並不是英語的父母，不可能清楚老師是否真的足以勝任英語教學。不利的一面是父母對課程興趣缺缺，需要這類課程的小孩，卻沒有運氣去上課，我們在此看到什麼重點？

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看，這個信念與行為模式代表大部分學校體系既不公平也相當浪費資源。有錢的小孩到學校去，不只得到更多更好，而且在學校也受到呵護，協助他們發揮真正的潛力。窮人如果上學，除非早早展現卓越的天賦，否則最終都會認清學校不歡迎他們的事實，而且他們會默默承受，直到放棄離開為止。

這造成大量人才浪費。在小學與大學之間輟學或是完全沒有上學的人，許多都是歧視下的犧牲者：父母太早放棄、老師不曾試著教導他們，學生自己缺乏自信。其中有些人顯然有成為經濟學教授或是產業大亨的潛力，卻反而成為臨時工或雜貨店老闆，或者如果他們幸運的話，可能獲得少數文書職位。他們留下的空缺幾乎都被資質平庸的小孩掌握，只因他們的父母能負擔得起讓他們成功的任何機會。

大家都知道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以及印度的數學天才拉馬努金都不是學校教出來的。

對於不切實際的目標，過於悲觀的期待，再加上給予老師錯誤的誘因，顯然造成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體系無法達成教育的兩大任務：一是教導大家完整的基本技能，二是挖掘人才。另外就某些方面來看，提供優質的教育愈來愈難。世界各地的教育體系都面臨很大的壓力。入學人數的成長遠超過資源增加的速度，而隨著高科技部門的擴張，世界各地對於人才的需求，讓原本走上教職的人才，紛紛成為軟體工程師、電腦系統管理員以及銀行職員，這對於中等與高等教育要找到好的老師會形成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否存在其他解決方式，或者這問題根本就太過困難？

2

教育再造

但是只要專心把事情做對，每個小孩在學校都可以學到基本技能，這不僅可能，而且事實上相當容易。

首先，第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重視基本技能，只要讓學生與老師願意投注心力，每個小孩都可以學好基本技能。

接著，是透過補救教學的老師只需要相較短的訓練，就可以發揮效果。

第三就是重新規劃課程與教室，讓孩童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調學習，特別是對於遠遠落後的孩童，確保他們能夠專注在基本知識，這帶來很大的好處。能力分班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最後，因為好老師難尋，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且愈來愈便宜，所以多利用一點資訊科技幫助教學其實非常合理。


減少對學校的期待，專注在核心能力，並且應用科技來輔助老師，甚至取代老師，這些說法某些教育專家來說非常刺耳。

因為我們這樣做代表暗示會有兩層教育體系，一層是為了有錢人家的小孩，他們絕對會讀昂貴的私立學校，並接受最好的教育，而其他人接受另一種教育。反對的原因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不幸的分化已經存在，目前教育體制所引發的差異，基本上跟大部分的孩童毫無關係。如果課程設計更為簡單，如果老師的任務就是讓每個孩童精通一部分，如果小孩能用自己的步調學習，有需要就不斷重複學習，這樣一來絕大部分的小孩在學校期間都可以學點東西。另外，有天賦的學生真的有機會被發掘出來。當然，要讓他們和菁英學校的小孩站在同一個基礎，確實需花些功夫。但是，如果他們學會相信自己，他們應該就會有機會，特別是教育體系也助他們一臂之力的時候，機會就會更大。

因此，我們要認清學校必須服務現有的學生，而不是服務他們想要的學生，或許只有跨出這第一步，才能建立一個讓每個小孩都有機會的教育體系。



總結可以發現好的教育就需要具備三項條件：個人自信、指導老師、一次機會
回到個人層面可以獲得什麼？

第一，用於嘗試與好奇心的保持：每一個人的生命時間有限，你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個人啟發的事物，所以必須不斷嘗試接觸。未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人才，不是看一個人在一家公司待了多久，職位是多高。而是這個人所偕同的網絡有多廣，在人類協作中占據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這個社會有多少人需要你。

第二，好的導師：你身邊人的思維想法，決定你個人的高度發展。這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擁有一個好的導師或多個學習對象，將會讓你的眼界跳脫出你既有認知。可以說，一個人的格局，來自於你接觸的人給你看到的格局視野。

第三，把握每一次的機會，一個人的價值取決於人們對你的需要與依賴性。每一次地拒絕，都是對這社會的協作網絡退出，當你接受，願意參與更多的事物與合作，也許在某一個接受的瞬間，這些機會就會逐一地出現。就如同生命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當下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但隨著時間的推演，你會發現過去所累積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一次更大的機會而準備。

59【近代經濟學】國富論：什麼樣的人能增加資本價值？資本移轉三型態

我們所獲得的循環資本，最終都將呈現為個人消費的資本積蓄。這也就是說，個人價值的展現及未來發展，可以從循環資本的應用來理解。

如果當一個人擁有足夠的資本，會想要用什麼樣的使用方式來發揮資本的價值，然而，當個人沒有足夠資本的時候，又該如何決定資本的使用，還是有可能連最基本生存都有困難？

這時我們就必須釐清資本是什麼？是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資本循環來獲得個人直接使用的資本？還是從固定資本來創造個人使用的資本？

其中錢幣只是一種循環資本，如果如亞當‧斯密所說，循環資本和固定資本將走向直接消費的積累，那麼，循環資本的分配，將決定個人消費的結果。換句話說，把循環資本例如錢，投入到哪個消費，就會有不同的影響與結果。

從固定資本來看，最無法立即見效的就是在教育學習上，但卻是國家社會資本的一環，如果財物、產品付出一定的時間的循環資本將轉變成一種固定資本，這樣的發展後，最終的成果與獲得都將循環資本的型態給予，最後成為消費積累的資本。

總結來看，未來資本的創造離不開這三種類：循環、固定與直接消費積累的型態，對於我們來說，資本應用的移轉，隨著國家社會的穩定與全球經濟的連接程度，將會愈來愈趨向循環資本的再創，以及直接消費資本的獲得。

換句話說，任何資本的生產或創造，都必須從每個行業的核心角色來看，各行業的生成與連結關係，在從中找到關鍵元素，進一步連結到消費生產，最終將形成消費者生活中的一環。

例如汽車製造行業，所需的核心就是移動，從這一視角來發展，並與消費資本連結，並多增加時間維度與科技的限制，就會出現像特斯拉汽車與未來宇宙航空的發展。

回到個人層面來看，當某一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儲蓄僅夠維持幾天的生活，他就不會想到利用這項積蓄來衍生任何收入。他會儘可能省吃儉用。並在用完之前，憑藉自己的勞動力，來獲取一些可以替補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收入完全來自勞動。

另一種情況，他擁有足夠儲蓄物品維持幾個月或幾年的生活時，他便自然會盡力用大部分的積蓄來衍生收入，只保留一小部分的積蓄，在前者收入開始進帳之前足夠供應他消費。所以，他的全部積蓄可以區分為兩個區塊。第一期望衍生收入的部分，就是屬於個人資本；其二，直接提供他消費的積蓄。

1
資本運用

當我們知道資本對人行為的影響後，接著來探討，在資本兩種的運用方式，如何運用他的人獲得收入與利潤。

第一：資本可以用來栽種、製造或購買物品，然後將這些物品賣出牟利。以這種方式運用資本，在賣出換得金錢之前，不會給運用他的人帶來收入或利潤。而換來的金錢，沒有再換成物品之前，也同樣不會為他帶來什麼好處。他的資本不斷以某種型態離開他，又不斷以另一種型態回到他的掌握。也唯有透過這種循環方式，或藉著不斷的交換，他的資本才會為他帶來利潤。所以這種資本稱為「循環資本」。

第二種，資本可以用來改良土地、購置有用的機器和做生意的工具，或購買其他類似這種無須易主或進一步循環，始能產生收入或利潤的東西。所以，這種資本就被稱為「固定資本」。

兩者間的關係會在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比例，例如工廠或製造業，一部分資本會固定在他的生意工具上。如同鐵工廠來說，熔礦爐、鍛鐵爐、裁鐵機，都是必要的生意工具，沒有大筆經費是無法設置。

另一個例子，就以農夫來說，用來購置農事工具的資本是一種固定資本，而用來維持工人生活和給付的工資就是一種循環資本。憑藉持續佔有固定資本而獲取這部分資本的利潤，也憑藉割捨循環資本而獲得該部分的利潤。

2

社會資本移轉

當我們建構資本種類與其運作方式後，接著來延伸到國家社會面來看，一個國家或社會全部的物品積蓄，等於所有居民或成員物品積蓄的總和，因此資本可分為三部分，各自有不同的功能與作用。

第一部分：直接消費者使用
這部分的特徵是不會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潤。舉凡那些由最終消費者來買，但未完全被消費掉的糧食、衣服、家具等物品儲蓄，都包括在這部分之內。

就如在購屋資本也是屬於這部分的積蓄。花在購買房屋的那種積蓄，如果當作業主的住家，從花出去的開始，便不再當作資本來使用，或者說，不再對業主提供任何收入。

這類物品所產生的收入，最終還是得從其他收入來源撥付。無論就個人或整個社會來說，所有留作直接消費使用的物品積蓄中，花在住屋那部分積蓄消費的最慢。衣物的積蓄也許可以使用好幾年；傢俱的積蓄也許可以用上五十年；但住屋的積蓄，如果施工妥當解細心維護，也許可以用上好幾個世紀。住屋雖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被完全消費殆盡，但它們實際上仍然是留做直接消費使用的積蓄，和衣物或傢俱沒有兩樣。

第二部分：固定資本
它的特徵是無需循環或易主，便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潤。主要包含四項：

其一，舉凡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和減免勞動的各種有用機器和生意工具。
其二，所有可以用來賺取利潤的建築物，不管事對於出租以收取租金的業主。例如像是，店鋪、倉庫、工廠、農舍。
其三，用再改良土地的積蓄，舉例，用在開闢土地、改良排水、圍籬、施肥等，將土地變成適宜耕作的有利投資。
其四，全體社會居民或成員所學到有用的才能。要取得這才能，在接受教育、學習的期間，必須用在學習者身上以維持生活費，不管由誰來付，這都是一筆費用，可以說是一種附加並且體現在學習個人身上的投資。


第三部分：循環資本
唯有透過循環來回易主，才可能提供收入。同樣包含四項：
其一，金錢貨幣的積蓄
其二，農夫、穀物商、釀酒商等這些人為了銷售牟利而掌握的各種食物積蓄。
其三，製作各種衣物、傢俱和建築物等的原材料積蓄。
其四，各種製成品積蓄，這些東西已經完工，但仍然掌握在商人或製造商的手中。

上述四項東西當中，有三項，即食物、原材料和製成品，一般情況下，都會在一年內，從循環資本轉變成固定資本，或轉變為直接消費者使用的物品積蓄。

任何一筆固定資產原先都出自某一筆循環資本，而且都不斷需要另外某一筆循環資本的支援或輔助。一切有用的機器和生意工具都是源自某一筆循環資本。

唯有利用某一筆循環資本，否則任何一筆固定資本都不可能生產收入。即便是最有用機器和生意工具，如果沒有循環資本提供原材料讓他們加工，或讓使用機器的工人維持生活，他們就生產不出任何東西。

例如土地，如果沒有一筆循環資本，讓從事耕種和收割的勞工維持生活，也產生不了任何收入。

固定資本和循環資本兩者最終且唯一目的，就是要維持並增加留做直接消費使用的物品積蓄。正式後面這部分物品積蓄讓人們有吃、有穿、有得住。人民的貧富就取決於這兩種資本提供了多少物品，可以讓人民保留，當作直接消費使用的積蓄。

當我們身處安全有保障的國家，就會運用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積蓄，不管事用來滿足眼前的享受，或是用來追求未來的利潤。如果是用來滿足眼前的享受，那麼他的積蓄就會變成一種為了方便直接消費而保留下來的物品或積蓄。如果用來追求未來的利潤，那麼它就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占有或暫時釋放出自己的積蓄。如果選擇前一種，那麼他的積蓄就會變成固定資本；如果選擇後一種，那麼他的積蓄就會變成循環資本。

總結來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其中一關鍵，就是能透過資產的轉換，來獲取個人所要達到的目標。

從這裡可以得出三個觀點：

第一，如果不清楚個人的生涯發展，那麼資本的投入與否都將不再重要，必須先釐清個人未來，才能將資本有效的移轉到所要的道路上。

第二，資本的本質就是時間的轉換，你用有一萬年的時間工作，你就能有很多資本，相對來說，每個人生命有限，不管事循環資本或是固定資本，這些都是時間的轉換，在此要能發揮時間價值，就必須從馬斯洛的第五層自我實現來著手，只有當我們把每分每秒都應用在此時，才是真正的活化資本價值。

第三，所有資本都有其源頭與結果，如果想獲取更多資本，就必須從源頭來找尋，也就是說，未來擁有愈多資本的人將取決於是否能看清事物本質的能力。

58【近代經濟學】多數人的暴政？什麼是民主

英國公投脫歐的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 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手段。

並不反對英國脫歐，但反對全民公投，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

接下來的每個論點或敘述或觀察，都是一個知識點，幫助我們在分析一件事情時，要能更全面，更廣泛的思考面，以及更深層的來釐清事情的本質。

透過政治、經濟、歷史、人類行為等不同角度來看：機會成本、自由控制權、社會進步動力、未來與希望、支持論點觀察、民主公投用意、代議民主、客觀與事實等，用不同角度，來釐清不同的時代下，什麼是核心不變的概念，什麼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所改變。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與最適合。人類一萬多年來的歷史發展中，從農耕、工業、到近現代。所使用的工具、制度、社會都一直不斷在變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習以為常，認為是對的制度、觀念或想法，都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衍生出最適合時代下的果實。



1

又一個投票日，又一個抉擇日。但這一次不同於以往。這一次抉擇被倫敦新市長稱為「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陰沉沉的天氣似乎加重了抉擇的嚴峻性。英國數千萬選民在大雨、洪水、長達數月激烈辯論後的緊張氣氛、以及德國槍擊事件的不祥新聞中，紛紛走進投票站，在有關英國是否應該退出歐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我在當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後，與投票站門廳的幾位選民聊了起來。



我攔住了一位 40 歲上下的女性，問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為什麼？」我自報了記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選擇離開歐盟。」

「為什麼？」

「因為我想取回我們國家的控制權。」

「包括對移民的控制權？」

「對，當然包括移民，但不僅僅是移民，還有我們的錢、我們的主權，等等。」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一位老年婦女告訴我，她投票繼續留在歐盟。我問她原因，她說，她不想冒險，因為離開歐盟會損害英國貿易、經濟、就業、收入。而且，她這次不僅是在為自己投票，也是在為自己的子女、孫子女的未來投票。

「那麼，退歐陣營的理由沒有說服你？」我問。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觀點之後，作出這個抉擇的。」她回答。



一個年輕男性選民告訴我，他也選擇了留歐。他告訴我，他現在還在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

談到如此抉擇的原因，他有些激動：

「這次公投拉票活動，退歐、留歐兩大陣營的表現，大大降低了我對政客的尊重。但我選擇留歐的主要原因，是退歐陣營幾乎沒有什麼專家。」

「讓我特別生氣的是，麥可•戈夫對選民說，不要理睬專家的意見。坦率地說，作為像我這樣的還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人，他的這種話讓我感到震驚。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極右的、反移民的觀點。」

「我聽信多數科學家的話，他們說，在科學研究方面，留在歐盟將會讓我們更強大；我聽信多數經濟學家的話，他們說，離開歐盟將會讓我們的經濟受到傷害。」

麥可•戈夫是英國司法大臣、退歐陣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停頓了一下，這位年輕男性選民又低聲對我說：

「這話我們私下說：讓人特別不舒服的是，據說老年人多數都想離開歐盟，而年輕人多數都想留在歐盟。但老年人投票率遠遠高於年輕人，如果投票結果是離開歐盟，那麼，等這些投退歐票的老年人離開人世後，承受後果的卻是我們這些投留歐票的年輕人。」

我告訴他，剛才與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婦女就投了留歐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歐，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歐的票，因為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對後代福利的關心，可能會讓他選擇維持現狀。」


      2
一次「自殘」的公投？
投票日兩天前，在倫敦溫布利體育館舉行的 BBC 公投大辯論上，留歐陣營質問對方：請說出哪怕一個支持英國退歐的盟國的名字來！

退歐陣營的三員辯將瞠目結舌。他們說不出來。

不僅如此。超過 90% 的經濟學家、幾乎 100% 的權威機構（國內、國際）都不支持英國退歐。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歐陣營仍然振振有詞，仍然獲得這次辯論現場大約一半聽眾的掌聲，仍然獲得當晚大約一半電視觀眾的喝彩。

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國際盟友，雖然他們缺少專家支持，但他們仍然有大約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數週的各項民意調查，一直顯示退歐派民意與留歐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時甚至還領先對方。

這大約一半願意投票退出歐盟的英國選民，主要為一個議題所驅動：移民問題。



不能說一半英國選民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為歐盟內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也不能說他們都不知道退歐的經濟代價，幾個月來留歐陣營反覆說的就是退歐經濟代價。

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移民過多之害，大於經濟損失之害。

因為，最能打動他們的話，是6 月21 日晚上這場大辯論上退歐陣營的三位辯將、以及此前此後所有其他退歐鼓動者反反覆覆強調的一句話：「只要留在歐盟，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

確實，只要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不管是不是退出歐盟），歐盟內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因為「人員自由流動」是歐洲單一市場內不可撼動、不容商討的「三大自由」原則之一：商品、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

而如果英國「雙退」（退出歐盟，同時也退出單一市場），英國就要像歐洲單一市場之外的國家一樣，接受相應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英國也就如超過 90% 的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但是，大約有一半的英國選民，因受誤導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這個風險，或者知道這個風險但為了控制移民人數甘願冒險，投了支持退歐的票。



其實，倫敦股市、匯市乃至全球市場隨著公投前民意調查的結果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情況（退歐民意略有上升，英鎊就大跌），這些英國公民並非不清楚，但他們不在乎。

美國總統、IMF 總裁、大公司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許多學科的科學家、各類名人、英超足球俱樂部老總、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貝等所謂的VIP 越警告退歐的危險，他們越堅定自己對著幹的投票意向。

原因？對這些多為底層的退歐陣營的民眾來說，就因為：

一、移民太多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擠占了我們的醫生預約、奪走了我們孩子的學校名額；

二、退歐後英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太好了，經濟衰退中受損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橫飛，警告退歐危險的，包括小貝，不也都是精英嗎？



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為反建制、反精英、反專家現象，這個現像不是英國獨有的。

它出現在美國，標誌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橫空出世」；它出現在歐洲大陸，症狀是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的崛起；它也伴隨著其它更加不祥的趨勢而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崩盤、全球化失控、貧富差距拉大、中東戰亂頻仍、難民流離失所、全球人口大遷徙……

許多人認為，在如此動蕩的時局下，英國舉行退歐公投，至少是選錯了時機。

在英國退歐公投投票日兩天前，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簡而言之，退歐可能是自從七國集團40 年前成立以來其中一個成員國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殘政策。沒有一個謹慎的決策者會冒這個風險。」


3

我的同事、FT 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經被中國經濟學家余永定稱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 。他至少應該是當今世界上對英國退歐公投可能的結果最擔心、甚至最焦慮的人之一。

我簡單統計了一下，在公投舉行前的兩個月，這位經濟學家就英國不應退歐這個話題寫了不下 10 篇文章，幾乎每週一篇。

他比薩默斯更進一步，直接質疑舉行退歐公投的決定。

馬丁在《英國退歐公投是自殘》一文快收筆時寫下的話，讓我非常吃驚：

「可以說，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見過的英國政府最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認為不進行公投就意味著拒絕民主的反對觀點，我們可以回答，英國在開始進行此類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國家。」

怎麼，全民公投不是被譽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嗎？ 「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居然質疑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vs 直接民主？

帶著種種疑問，我來到馬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一次小型採訪。

在詢問了他對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看法之後，我單刀直入：

「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對全民公投有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對於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這個關係到英國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議題，你認為應該由誰來決定？」

馬丁也非常直截了當：

「應該由議會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全民公投來決定。英國是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代議原則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則。而全民公投的危險在於，它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蘇格蘭需要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因為是否獨立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但關於英國是否退出歐盟，卻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很難理智地解釋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辯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誇大、謊言、誤導，整個辯論的氣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氣氛下選民會作出明智的決定。」

我問他：「許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難道英國不應該向瑞士學習嗎？」

馬丁•沃爾夫回答說：

「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

「有人認為，隨著民眾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為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眾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的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馬丁說的情況，我深有同感。

中國人往往認為，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是相對冷靜、幽默、保守、甚至頗具「紳士風度」的國家。確實，其它國家的公民也常常用類似的詞描述英國人的國民性，相比起鄰國法國、德國的政治歷史，英國的民主化也相對漸進、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國人也會走火入魔。

這次退歐公投的兩大陣營互相攻擊、誇大和曲解事實，也令人瞠目結舌。



退歐陣營更擅長「化繁為簡」，把有關退歐利弊得失的複雜問題簡化為一些簡單、煽情的口號，如「奪回我們的控制權」、「收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的國家」、「6 月23 日將是我們的獨立日」等等。

主張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則一直在利用普通民眾因東歐移民大批湧入給當地社區帶來壓力而產生的不滿，甚至試圖從民眾對歐洲大陸難民危機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資本，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

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曾經推出了一份宣傳海報，海報中，一望無際的人群如潮水般湧來，海報的標題是「崩潰臨界點」。

後來，有人指出，這些人群並非符合歐盟之內「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合法移民，而是試圖跨越斯洛文尼亞邊境的敘利亞難民，但英國不在無邊界的申根區之內。海報推出後，法拉奇馬上被各方指責涉嫌「種族主義」。

至於某些一直帶有「疑歐情結」的英國右翼媒體，更是一直在為底層民眾對移民的不滿、對難民的恐慌火上澆油，藉此鼓動退歐。

為了了解離歐陣營的觀點，我曾經連續數日閱讀支持退歐的幾份著名的報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報紙涉及歐盟和留歐陣營的部分報導和評論既不客觀，更有民粹主義之嫌。

馬丁說的「民粹主義」，也反映在這次公投辯論中出現的頗為明顯的反「建制-精英-專家」現象：

幾乎所有英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專家、媒體、學者、企業家、名人等等，都不贊成退歐。



但前面那位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年輕選民所提到的退歐陣營主將之一戈夫，卻在電視辯論中說了一句注定讓他「留名青史」的話：

「我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專家的話已經聽夠了！」戈夫更為引起爭議的話，則發表在公投日兩天前，他把警告退歐經濟代價的獨立經濟學家比喻為拿希特勒政府錢的納粹科學家。此言一出，馬上遭到各方譴責，他也被迫為此道歉。

馬丁所深深憂慮的這種退歐辯論的「毒化」氣氛，終於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釀成了惡性仇殺事件：

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在其位於英格蘭伯斯托爾的選區內的一家圖書館外被一位極右翼的槍手開槍打死。後來，在法庭上被問及姓名時，此案嫌疑人托馬斯•邁爾回答說：「消滅叛國者，自由屬於英國。」

英國獨立黨的難民海報，和考克斯遇害，這兩個事件後來被工黨領袖科爾賓視為這次公投辯論過程中的轉折點。


    4
多數人的暴政？

對類似全民公投這樣的直接民主的懷疑、警惕和批評，從古至今一直沒有消停。

有人是從為獨裁制度辯護的角度提出批評，但也有人是從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評。例如，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


確實，英國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議民主，歷史上，兩大政黨的領袖都表達過對全民公投的質疑。

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 年，當保守黨首相丘吉爾提出英國民眾應當就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時，工黨領袖艾德禮明確表示反對。他稱全民公決違反英式傳統，是「獨裁者和煽動家可以利用的工具」。

後來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也不喜歡全民公投。在這次退歐公投辯論活動期間，撒切爾最信任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接受采訪時說，撒切爾也認為，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為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爾如今還在世，她將會把這次退歐公投視為「反民主」。

另外兩位仍然在世的保守黨大佬也持同樣觀點。英國資深議員、前保守黨政府的財長肯•克拉克就認為不應該就是否退歐舉行公民投票。他說，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

保守黨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承認，他一直不喜歡全民公投。他在為FT 撰寫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說，這次退歐公投的拉票活動在英國社會造成了嚴重、醜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時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整個辯論遲早要轉向陰謀論和種族問題。」

英國著名喜劇演員理查德•赫林說得更為沈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聲。

考克斯遇害之後，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道：「這次公投並不是我們多數人想要的，任何一個明智的人（對這次公投的議題）都會感到沒有資格作出判斷，它已經分裂了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很難彌合這種分裂。」



退歐陣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衛者，但反對全民公投的人卻認為，退歐公投本身就不民主。

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還有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反對全民公投，認為公投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不利於保護少數人。如果公投的結果是由簡單多數來決定，那麼，如果僅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決定，卻要讓另外50%－1 的投票者接受，只會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分裂，而那些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投票或者棄權的選民更不會心服口服了。



在英國退歐公投日之前兩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務首席評論員拉赫曼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對這次公投的糾結和糾結之後仍然決定投票留在歐盟的複雜心態。下面有一位讀者留言說：

「不管投票結果是什麼，這次退歐公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方險勝的結果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所以應該讓議會來決定此事。如果英國不得不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就應該作出努力，恰當地讓英國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實、而非宣傳。為了這個原因，應該推遲舉行退歐公投，並為此任命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其他英國人則比這位讀者「推遲公投」的要求更進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後，數万人在英國議會的網站聯署簽名，要求取消這次公投。在投票開始之前，簽名的人已有超過 5 萬 7 千人。他們的呼聲雖然很小，他們的簽名雖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進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對用這種形式決定諸如退歐這樣複雜議題的質疑。



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問了兩個問題：

「還有兩天英國就要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問兩個問題：1）作為中國人，你關心英國的這次全民公投嗎？2）如果未來中國也實現民主了，你認為特別重大的事情應該由議會決定，還是應該由全體選民舉行公投來決定？」

一位網友這樣回答：「不是太關心，不過我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國人真正有選票那天，特別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覺得被代表怕了。」

當然，他說的「國人」不是英國人，是中國人。

一位身在英國的華人網友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身處英國，非常關心這個事情。中國要是實現了民主，絕對不支持公投，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 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手段。蘇格蘭的公投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麼，在他看來，這次全英國的退歐公投是不是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回歸到個人層面來看，我們能從這經驗學習到什麼？

機會成本：當我們以為自己獲得更多自主行為時，往往是忽略的過去制度下所替我們節省的成本。

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提到社會分工化的影響，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可以說，餒個人從事專業生產技能時，我們不用再用個人的時間與精力來完成所有的事情，我們只要專注在當下的分工中。所帶來的好處，不僅是個人時間得大大量的釋放，也讓我們能接觸到更多元化的社會協作。

如果把你丟到野外，你必須自己找食物，製作衣服，建造住的房子等，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絕對會大於一個生活在城市協作的人。換句話說，當我們以為我們獲得愈多的自由，實際上是浪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而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其實不是我們能做什麼，而是我們能選擇我們不做什麼。

57【國富論】社會分工的積累：未來工作的轉換與資本積累的樣貌

《21世紀資本論》中提到，人類社會的財富積累將愈來愈趨向極端化，也就是擴大差距，呈現一種冪次分布。換句話說財富或物品將無法平均分散，這就容易導致社會協作體系的失調，就像同法國大革命時期，因為階級間的資本差距太大，導致人民群體反抗。然而，要能解決問題就必須從根本的源頭來看，究竟資本累積對社會的影響性是如何？以及當人民群眾的增加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會怎麼樣？還有如何有效降低社會資產的差距？

接著我們從進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分析社會協同的狀況以及最初資本累積與社會協同運作之間的關聯性。

就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探討：第一，社會分工的價值性以及人類進步的動能因素；第二，資本的積累是如何促進社會分工的價值。

首先，我們先了回顧人類的演化史，從《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可以發現到，當四大文明的誕生，都是起源於農業社會，使糧食有了穩定性，並促成社會各職業的出現，間接形成城市或國家。

在這一系列演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是因為有了充足了糧食，誕生出更多的人，這些人又可以從事文明事業的發展，進而讓社會更加分工。

當社會處於原始狀態時，要進行日常的生活運作是不需事先儲存或積蓄任何物品。每個人依賴自己的辛勞努力，盡可能隨時提供硬自己需要的物品。例如像是肚子餓的時候，就到森林裡打獵；衣服破了，就把獵殺到最大的動物剝皮來裹身；房屋快要傾倒的時候，就從最近的地方找來樹幹和茅草，盡可能加以修建。

但是，一旦社會分工徹底實施了以後，每個人隨時需要的各種物品，他自己的勞動力產出只能提供極小的一部分。其餘絕大部分都要靠別人的勞動產出供應，這就要用自己勞動產出來購買，或者說，用自己的勞動產品價格購買。不過，這個購買動作，必須等到自己的勞動產品不僅已經完成，而且已經出售了以後，才能進行。

因此，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各種物品事先儲存在社會的某個角落，至少足夠維持個人的生活，並且提供個人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各種物品的積累必然先從社會分工。所以，只有當事先積累起來的各種物品數量愈來愈多時，勞動分工才可能分得愈細。當勞動分工愈來愈細時，同一數量的工人所能處理的原材料數量，將會依更高的比例增加。

而且由於每個工人執行的工程方式愈來愈簡單，將會有各式各樣的機器來取代，方便或減少這些工作用人的必要，以及降低工作難度。

因此，當勞動分工愈來愈細時，若要讓相同數量的工人經常進行工作，除了必須有相同數量的食物積累是先儲存起來，以及事先積累的原材料和工具數量，也必須比勞動分工上來要多一些。

也就是說，每個行業的工人數量，通常會隨著該行業的分工愈細而有所增加，甚至可以說，因為有工人數量的增加，所以才讓勞動分工可以更細。

從這觀點再進一步延伸就會發現，物品的積累就必須在前，否則勞動生產力就不會有重大的進步，或者可以說，物品的積累自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進步。

每個運用物品積累以維持勞動工作的人，必然都希望盡可能使運用方式產生最大工作成果。

首先，他會竭盡心力安排勞工執行各種工作，讓每個人發揮適才適所的價值。第二，盡可能提供最好的機器給勞工使用，不管事他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發明出來的，或是從外面買進來的機器。在這兩方面的能力，通常和他運用的物品積蓄成正比，或者說，通常和積蓄數量所能雇用的勞工數目成正比。所以，每個國家勞動工作的數量，不僅會隨著雇用勞動工作的物品積蓄增加而增加，而且同樣也由於物品積蓄數量增加，同一數量的勞動所獲得的工作成果也會變得愈大。

這也就是物品積蓄數量的增加，對勞動工作數量和勞動生產力所造成的影響。

社會分工化的角度來看，隨的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社會分工將愈來愈細緻化，同時，隨著科技的進展，部分的分工將會被機器所取代，但這並不表示人類就停止進步，而是透過機器的協同製作，讓我們可以更專精在各細分化的事項，所以，整體的社會競爭力會持續提高。

可是，如果人只維持過往生存的基本技能，是無法滿足社會分工所需，所以，就必須透過學習、操作練習來使個人能力提升，再投入分工化的體系中。

回到最初資本的價值來看，要能把資本有效分散在各群體，就必須提升個人的勞動能力，換句話說，最根本的本質還是回歸到個人是否能不斷學習新知，過往時代的更新替換大約一兩百年的時間，但是現在產品科技的進步速度，比過去歷史的任何階段都來的快，所以保有過去的認知，以為只要有一項技能就能到終身已經不可行了，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學習新技術與跳脫產業空間的限制，來更加分工化。

如果要更精準地說，也就是知識認知的基本，過去資本的樣貌從基本生活物品轉變成錢幣，到未來財富上的資本將轉換為知識認知，就例如超級電腦AlphaGo所擁有的能力就是一種社會分工的價值，能夠運算各種圖譜，並知道各階段演算後最好的計策。所以資本累積的樣貌將成為知識認知的轉換，就是說，判斷一個人富不富有不再侷限於錢，而在於個人認知的思維。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財富的富有只能從錢的價值來看，但我們必須有一種認知，錢是我們人類獨有所幻想出來的東西，例如你拿香蕉給猴子，猴子知道這價值，但是你給錢猴子完全不解這價值，所以錢的本質是人類虛構的幻想。

但又為什麼是知識認知，我們現在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產品或運作方式，都是我們對這世界認知的了解，如果不知道，我們根本就不會使用這些產品。

所以，未來驅動社會分工精細化的過程，還是會由物質的積累，而且推動這積累的過程中，個人的知識認知就會決定物質積累的多寡。

56【窮人的經濟學】心想事成(二)：教育認知的差異

一個人值不值得交往，可以從對方在對服務人員的態度中，就可以察覺的到。對於低種姓的人看到低種姓時，所呈現出的想法就會是看不起，也就進一步從行為中衍伸出來；相對地，在高種姓對低種姓時反而不會這樣做。這是為什麼？

《秘密》書中就提到一個觀念，「心想事成」，你怎麼想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領導上稱為必馬龍效應，也有句話說：「你的想法，決定你的行為，你的行未決定你的命運。」這一系列的說明，都在解釋一個現象，當我們用什麼樣的眼光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時，你所注意到的都會是這些資訊。

就如回到最初所述一個人，要辨別這人好不好，靠不靠得住，往往可以從話語中略知一二。當一個人進說負面抱怨，他的人生就是抱怨的一生；一個人用正面的話語，他的人生就是快樂的一生。時間都一樣，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活出的結果也就不進相同。

同理，我們在看一件事情時，因為忽略的就是時間維度，認為現在所見就是一切。如同，誰會想到30年前的中國在未來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沒有不變的事，只有僵化不變的心態。

相對於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樣。

1

教育回報率

在貧窮地區的父母往往會相信最初幾年的教育回報低於接下來的幾年。舉例來說，在馬達加斯加，相信每多讀一年小學將增加小孩6%的收入，多讀一年中學增加12%，每多讀一年高中增加20%。在摩洛哥也發現類似的模式。當地的父母相信美多讀一年能增加未來收益。

事實上，從現有的資料估算，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或多或少也會等比增加。即使對不再正式部門工作的人說，教育似乎有幫助：例如，受過教育的農夫在綠色革命時比未受過教育的農夫賺得更多。甚至還帶來金錢以外的好處。


但是家長會把所有資源都放在同一籃子，認為這樣是非常合理，除非他們不願意對子女實施差別待遇。家長會投資眼中最有可能成功的小孩，確保他有足夠的教育資源，而不適把資源平均分散在所有小孩身上。

會有這種思維，完全符合以最大效益挑出一個贏家的世界觀，也造成一種手足相爭的怪現象。失去機會的小孩遠比那些每個小孩都沒有機會的家庭不可能上學。也就是儘管家庭收入增加，應該幫助另一個小孩，但只要挑出一個贏家，資源就會集中在他或她身上。

父母的錯誤認知可能相當關鍵。現實之中，不應該有以教育為基礎的貧窮陷阱：教育在每個層面都有價值。但因為父母相信教育的回報是S曲線，使得他們的行為就像在回應貧窮陷阱，也就不經意創造另一個陷阱。

2

菁英學校體系

不只是父母把期望集中在學業的表現上，整個教育體系都和父母同謀。學校的課程與架構通常源自殖民時期，而當時學校的用意是訓練地方菁英成為殖民政府的助手，主要目的是擴大他們與其他平民之間的差異。

從傳統的社會學決定論來看，不管是種姓、階級或族群，在窮人與對話必然涉及此話題。

在一份印度的教育報告中就有提到，許多老師被分配到偏遠或落後的地方，認為當地的居民把錢浪費在喝酒，毫無教育潛力或只是像隻猴子一樣。偏遠或落後地區是老師怎麼努力都看不到成效的地方。

有人設計了一項研究，讓老師來批改考卷，以了解偏見是否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行為。這些老師並不認識學生，但隨機選出一半的老師並告訴他們學生的全名(包括種姓)，其他的完全匿名。

平均來說，研究發現看到學生種姓的老師比沒看到的老師，顯然會給低種姓的學生比較差的分數。有趣的是，高種姓的老師並不會這樣做，而低種姓的老師更有可能給低種姓學生低分。他們打從心底相信這些學生考不好。

期望過高加上自信不足絕對相當致命。前面已經提到說，相信S型曲線會使人們放棄。如果家長與老師都不相信小孩能夠跨越障礙，進入S曲線陡升的部分，那麼他們很可能就會放棄嘗試：老師忽略那些已經落後的小孩，父母不再對教育感興趣。即使陷阱原本並不存在，但這種習慣創造了一個貧窮陷阱。

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放棄，也就永遠無法發現小孩的潛力。相反地，那些認為自己的小孩有能力做到的家庭，或者不同意小孩沒接受教育的家庭，歷史證據顯示這些家庭往往是菁英分子，最終表現在他們內心的厚望。

所有的成見都來自於我們怎麼想，如果只把思想集中在同一籃子上，認為其他的人都沒有可能，那所產生出的結果就會如你所想。



我們能做的大致可以有兩種方式：
首先，確保內心的堅定：不被外在環境所影響，清楚知自己的期待。就如《被討厭的勇氣》所提到，不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中，而是要找尋出自己的期待，去做能增加自我認知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會在社會中創造出屬於你的認同。

第二，永保好奇心與學習心：不要因為當下所見就下結論，永遠都有突發事情，最重要的事保持好奇心，不固守過往的成見。也就是說，要不斷學習，讓自己能隨時保有包容不同想法的心態，因為，也許某天我們固守的思維，可能都會被淘汰掉。

55【槍炮、病菌與鋼鐵】創新是怎麼來的？：數大效應

一種細胞的基因突變的機率為百萬分之一，如果當我們的基本量越多也就是分子越多，可能的機會也就更高。

相對地，要產生出好的創新，並且對社會群體有益的，就來自於社會協作的網絡關係，當愈多社會連結在一起，整體的知識、技術與經驗的交流就愈多元化。從而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視野來改善生活。

所以，同一個大陸上的社會，在發展與接納發明方面，各有各的模式。同一個社會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變化。在中世紀時的回教世界，整個技術是領先，並且歡迎創新。他們的識字率比同時期的歐洲社會高得多；他們吸收了古典希臘文明的遺產，許多古希臘典籍我們現在還能讀到，全是因為它們有阿拉伯文譯本的緣故。他們發明或改良了風車、利用潮汐推動的磨盤、三角測量還有三角帆等，在中世紀，技術流動的主流是從回教世界到歐洲，但到了今天，主要從歐洲流向回教國家。

總之，並沒有那個洲所有的社會都保守，或所有的社會都進取、創新。任何一個大洲，在任何時刻，都有保守的社會，也有創新的社會。即使在同一個地區，對於創新的態度與立場，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遷。

如果一個社會的創造力是由許多獨立因素決定的，所以哪個理由才是讓社會持續創新的原因，並不重要。

影響創新的理由可能非常多，也有著不同的變數。然而，總結還是有一個脈絡，就是一個地區只要面積夠大，當地社會中必然有一定的比例產生出創新。


創新是怎麼來的？

在所有社會中，大部分的新技術都不是當地發明的，而是從其他社會採借來的。當地發明與採借兩者的相對重要性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發明特定技術的難易程度，以及該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接近程度。

某些發明過程中，會獨立發展許多次，並分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點。以難度高的發明例子文字來做分析，觀察任何自然物都不會得到文字的點子。文字指獨立發生過幾次而已；字母可能在世界史上只發明過一次。其他困難的發明，包括水輪、轉磨、齒輪、羅盤，都只發明過一次，在新時代從來沒發明過。

那樣的複雜發明通常是採借來的，因為傳播的速度比在地人自行發明快許多。就如同輪子，大約公元前三千四百年在黑海附近出現輪子，接著在幾個世紀內就已傳遍了歐亞各地。所有早期的輪子都一個樣，人類過了七百萬年沒有輪子的生活，然後在舊世界各地出現一模一樣的輪子，彼此相隔短短幾百年而已，就因為輪子的實用。

所以，一件用途廣泛的發明一旦問世，通常以兩種方式散布到其他社會。一種方式是：其他社會看見了這樣發明，或者聽說了，覺得有用就採用。另一種方式：缺乏該項發明的社會，處於明顯不利的地位，擁有那項發明的社會，有時因此能控制其他社會。發現自己處於不利地位，就會採取行動。

在這世上有許多的工具與認知，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但是，當我們所接觸到的人事物愈是廣泛，就愈有機會接觸到最新的訊息，這也就是為什麼，你認識誰很重要當你認識愈多厲害的人，他們所傳達的訊息或新知，往往都是ㄧ般人所無法觸及的，也就是說會讓人有多一種選擇方式，來改善或增進現有生活的認知，就是為什麼創新的條件之一要有好奇心，因為只有好奇心，你才能不斷的增廣自我認知與這世界連結的關係。

54【槍炮、病菌與鋼鐵】制約創新(上)：人與人的差距是如何拉開的？

創新是舊事物的積累，還是從憑空創造出來的？人類文明的進展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這一脈絡。例如費馬在1637年所寫下的一條算式，花費了兩百多年才得出這一條式子的解，最後是由威爾斯解出證明，但在這段期間，還有許多的人如，格爾德的證明、佛賴提出橢圓曲線，到谷山提出的橢圓曲線模型的關係。這些人一步步地證明積累，最終讓式子得以完整，這就也代表著文明技術的進展，是一層一層的疊加上去的。

我們現在所知的所有知識，都是站在先人們所嘗試、努力論證而得出的知識，在我們看來一般的嘗試，對於一千年前的人來說，就可能是未知，因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所以要讓對方創新就顯得非常難，就如同站在十層樓跟一百層樓所看到的視野不盡相同，在創新的動能也就不同。

事實上，在過去最有名的現代發明，表面上來看沒有人會對眾所皆知的發明人有疑義，也容易讓我們忽略過去的「先驅」，例如，瓦特在一七六九年發明蒸汽機，在當時會有這想法的產生是在修理一具蒸汽機的時候所產生的，也就是說，那時蒸汽機已經發明了，最初的紐康曼的蒸汽機，是源自於沙佛利的蒸汽機來改良，而他的靈感源自法國巴潘的蒸汽機設計圖，但巴潘的設計圖也不是獨創的產物，他的點子來自於荷蘭科學家海更思和其他人。

所以，追溯發明蒸汽機的先烈，目的不在否定瓦特的成就，他的新設計的確改進了紐康曼蒸汽機(加上獨立的蒸氣凝結器，以及複試汽缸)，就像紐康曼改進了沙佛利的蒸汽機一樣。

所有的現代發明，只要有完整的文獻可考，都能發現同樣的發展模式。通常大家承認的發明家，都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改進，而前人在同樣動機的驅使下，已經完成了設計、製作原型、甚至生產出受歡迎的產品。


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發明了電燈泡，並取得專利。愛迪生所做的，是改進他人的發明。同樣的，萊特兄弟載人的滑翔機，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成功的；從利連索發明載人的滑翔機，藍利發明無人動力飛機。惠特尼的札棉機是為了內陸生長的短纖維棉花設計的，可是他不必無中生有，因為長纖維棉花的札棉機，已經發明了千年。

因為這些人大幅改進了既有的發明，因此增加銷路，或因為他們的改進，產品才有商業利益。最後世人接受的新發明，它們的樣子也許是那位公認的發明家決定的。

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模型，會不會因某天才沒有在某時某地出生而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這答案很明顯，從歷史上從來沒有那樣的人物。所有世人熟悉的著名發明家，既有先驅，也有後繼者。然而，這些人之所以能讓世人所記得，關鍵在於，在社會有能力利用他們產品的時候，他們做出了適當的貢獻。

所以，在現代文明的成就，主要有兩個結論：第一，技術是累積式的，而不是英雄憑空創造的；第二，技術發明了之後，才產生用途的問題；而不是先有需求，才刺激了發明。

我們的祖先，利用自然物，像是石頭、木頭、骨頭、纖維、黏土、皮毛、沙、石、礦石等，它們的形狀、大小、性質、各式各樣的在那些物質中，人們逐漸學會將特殊類型的石頭、木頭來加工，製作成工具。

而發明家就是找到一項新技術的用途後，下一步就是說服社會採用那個技術。新發明是比較大、比較快、比較強而有力的器械，並不能保證它容易讓社會接受。所以才會有無數的新發明沒有人理睬，就是在長期的抵制之後得到社會認可。

接著我們從同一社會對發明的不同態度中，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就使與既有技術的比較，新技術的相對經濟利益較大。
第二，是社會價值與聲望，因為這因素足以凌駕經濟利益。就像有人會花兩倍的價錢買知名設計師所設計的產品，因為設計師的標誌所代表的社會價值，超過既有產品的價值。
第三，既得利益的相容程度，例如現在所用的鍵盤，是過去為了避免打字太過所設計的，但是現在技術已克服機器上的限制，但鍵盤在既得利益者下一次又一次的封殺更有效率的鍵盤。
第四，新技術的優勢判別，十四世紀時歐洲還沒出現火器，阿拉伯人把火器帶到西班牙，並在一場戰役中用火炮攻擊西班牙人，當時英國人正巧看到，並目睹火炮威力。於是在之後與法國作戰中應用，並擊敗法軍。

在不同的社會，會因為不同的理由，對新奇事物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同一件發明，在不同社會中也會有不同的遭遇。

這些因素可能包含了經濟或社會組織的關係，有的涉及到意識形態或是戰爭、中央政府、氣候、資源的不同，呈現出不一的結果。有時是促進技術，有時是妨礙技術。

對於新技術的接受模式，以上所探討的都只是近因，還沒有觸及到遠因。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技術是推動人類進步的一大力量，這也可以找尋出這些創新發明的共同特徵。從人類積累創新的過程中，對應到個人層面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首先，你所能被利用的價值，將決定個人價格，當未來大部分工作可被取代後，個人價值的體現就在於是否稀缺，而這個稀缺源於我們對社會的可利用性，當能夠被愈多社會網絡使用，因為需大於供相對提高自身價值。

如同創新的過程，單純創新並不能有價值，還必須要讓社會認同這創新是有價值，跟過去的使用經驗能大幅提升效率更好用的進步。

第二，專注需求只會從好到傑出，專注於創造會成為新領域的開創者。在還沒有汽車的時候，你問人們給它最快的交通工具，人們只會回答你給我一批更快的馬，不會想到汽車這選項，對於創造性的人才來講，除非你能在那個領域成為卓越就是市場中的第一或二名，不然就創造新的領域來發揮。

在創新的過程中定位是很重要的，當我們提到燈泡發明會想到愛迪生，想到蒸汽機發明會是瓦特。這就是定位，如果我們沒有清楚的定位，就會因時間長而迷失方向。而這個定位又可以說是我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來做改善。

最後是學習，創新是在過往經驗下不斷地疊加，然而，在互聯網的時代下，如果只專注在個人的領域奮鬥，就會出現一種情況，你以為你做出全球獨一無二的產品時，其實在別的地方已經有人做出來還比你早十年的時間。如果不去更新自己的知識、技能，很快就會被你所不知道的人事物淘汰掉。

53【窮人的經濟學】再造教育(一)：需求與供給

窮人翻轉命運的其中一關鍵就在於「教育」，不僅是現在過往的歷史演進中不斷提醒著我們，一個民族是否強大的判別，已從過去武力轉化為知識上的教育。例如：亨利王子的航海學校奠定遠洋航行的基礎，讓葡萄牙得以搶佔通往印度航線；荷蘭的金融制度的創新，讓遠洋貿易的風險降低進而使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德國在教育制度推廣，讓當時普魯士一躍成為歐陸強國。各個國家或民族的富強，教育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們拉長時間維度來看，當人類邁向農耕社會後，就間接形成階層社會，而過往這道階層的壁壘是難以被打破的，知識權力只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然而，隨著文字、書籍、到印刷術的出現，人類的知識訊息獲得釋放，讓知識權力不僅侷限在少數人手中，直到今日，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知識的取得已經非常便利，購買書籍已經讓很多人都負擔的起。

但是，教育與貧窮之間又有什麼關聯？是因為先有教育的需求才有後來的廣設學校？還是政府主導提供教育資源，才讓國民水準得以提高？

首先，我們先必須認同教育對於國民的生產力提高，並能創造更高收益。接著，再由供給與需求面來看，是什麼樣的原因形成教育的風潮？

在印度不缺學校，義務教育在大部分國家都免費，至少在小學階段是如此。大多數的小孩都有註冊入學，但是根據在世界各地的調查了解到，小孩子的缺席率大約在14%~50%。缺席原因不見得是因為家裡有明顯的緊急情況，有時候反映的可能小孩身體狀況不佳，比如說肯亞的小孩常常要處理肚子裡的寄生蟲，因此必須缺課幾天。更多時候反映的或許是小孩子不願意上學，如果我們記得自己求學時的經驗，這應該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也反映出父母沒辦法或不願意逼他們的小孩上學。

從某些批評者的角度來看，這代表政府從上到下想盡辦法要強化教育的作法測底失敗，如果沒有底層對教育的強烈需求為基礎，不管怎麼蓋學校或聘老師，一切都將徒勞無功。反之，如果人民真心想學習技能，教育的需求自然會浮現出來，而教育的供給也會隨之而來。

所以，如果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吸引不了學生的原因不能從距離、市場需求、或是父母不讓小孩讀書來解釋的話，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教育政策如同援助議題，同樣有激烈的辯論。這就和援助議題一樣，辯論的重點不在於教育本身的好壞，而是政府應不應該介入，或是不知道如何介入。雖然提出的具體理由不一樣，但傳統上對於這問題非常簡單：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方法，把小孩送到教室上課，最好還是由訓練有素的老師來教書，接下來的一切就會水到渠成。我們把這些強調成「教育供給面」。

送小孩去上學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為學校是教育的起點。但如果他們在學校所學不多，或根本沒有學到東西，那上學就是浪費生命。

2002年與2003年，世界銀行進行世界缺勤調查，在未事先告知的情況下，派了調查員到六個國家的學校進行全國樣本調查。

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孟加拉、厄瓜多、印度、印尼、祕魯與烏干達等六個國家的老師，平均五天會缺課一天，印度與烏干達比例更高。整體而言，公立學校的老師有高達五成經常不再教室上課，這也讓孩子不知如何學習。

另一方面，在學習的成效上，七到十四歲的小孩，大約35%無法唸一段完整的課文，而近60%的孩童無法唸出一個簡單的故事，僅有30%的小孩可以做二年級的數學。


對於一群評論者所提出的「需求論」，他們相信除非有明顯的教育需求，否則由政府提供教育根本毫無道理。這些後果包括過去數十年以來錯誤的教育政策所執行的每件事。他們認為教育品質不夠好是因為家長不夠關心，而家長之所以不聞不問，則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教育帶來的好處不大。一旦教育的好處增加，入學率自然提高，無須國家推動，家長就會主動把小孩送到專門為他們所設立的私立學校，如果私立學校太貴，他們還會要求地方政府開辦學校。

由家長主動回應人力市場對教育人才的需求，所以從需求論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不要有任何教育政策。如果要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就投資需要高素質勞工的產業，勞動力市場自然需要受過教育的勞工，大家也會要求政府設立學校。

因此，一層一層推導下去，由於父母打從心底關心教育，也就會要求老師必須傳授小孩所需的知識。

需求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教育不過是另一種投資：投資教育就像投資東西，目的都是賺更多錢，形式上就是增加未來所得。如果把教育設想成一種投資，最大的問題在於投資的是父母而獲得好處的是小孩，有時候投資與回報的時間相差很遠。

大多數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有所成就，都會感到驕傲與關心。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後來分文未取，他們可能還是會覺得無比欣慰。因此對父母而言，教育部僅是一種投資，也是他們給小孩的「禮物」。相反過來看，大部分的父母和自己的小孩都有種權力關係，他們決定誰可以上學，誰待在家裡，或者誰出去工作，而且也決定小孩賺到的錢該怎麼使用。

如果父母不重視教育，就可能傾向讓小孩在十歲的時候就輟學去工作賺錢。換句話說，雖然教育對經濟回報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其他因素可能也會起作用，例如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小孩的期待，甚至是我們對他們有多慷慨大方。

支持供給論觀點的人會說，一個文明的社會不允許把小孩的正常童年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權利，淪為父母一時興起或貪念的工具。

蓋學校與聘老師是降低小來上學成本所必須跨出的第一步，但這樣可能還不夠。這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大部分已開發國家乾脆不讓父母有選擇機會，讓小孩到某個年紀之前都必須送去上學，除非父母可以證明自己能夠在家教學。所以這些情況下，政府就必須讓父母覺得送小孩上學是有經濟價值。

最後引導出一個方向，就是針對教育需求論來看，要能換取父母對教育的認同，但一般來說這是很難達高效。所以，只能透過主導者的角色執行任務，讓受教變成基本的權利義務，不因個人家庭環境的原因而阻礙孩子的發展。然而，當我們往這方面走的時候，該如何喚起這誘因？以及給予什麼樣的回饋機制？還有轉變過程中的家庭的機會成本如何解決？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方向。

52【窮人的經濟學】疾病到貧窮(下)：沉默成本的移轉

從疾病衛生的角度看完後，會發現到，我們跟窮人之間的差別並不大，同樣缺乏資訊、信念薄弱、拖拖拉拉。只是我們擁有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以及擁有完善的衛生醫療體系，從出生時規定的接種疫苗，以及擁有健全的自來水系統以及汙水處理等。

這一整套體系使我們不必花費時間與精力來處理水的品質、疾病的診斷。讓我們有其他心力投入到其它部分。換句話說，彼此之間的差別在於選擇上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

如同工業時代的進程發展時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及的社會分工對於整體社會進步，其中一個觀點就是效率的增加，以致產能擴增；到20世紀亨利‧福特把流水線投入到汽車生產線上，開創了汽車量產的時代，不僅大幅度降低汽車生產成本，同時也帶來工人的工作效率，讓人有更多時間投入其他面向。

回到醫療預防以及自來水的淨化，都是為了阻止疾病的生成。而窮人每天都要面臨取水時加氯的心思，以及面對疾病該相信公家醫院的治療還是私人醫院。

另一方面就是沉默成本的考量，就是當投入到醫療預防的系統時，窮人更希望在這段時間的投入能夠有即時的回饋，以及對於好處效用的認知。

上一回提及信仰有可能讓這系統無法實行，然而，實驗過後發現當拒絕預防接種的想法並非根深蒂固時，注射營裡未提供木豆的村莊，村里有77%的兒童注射了第一劑疫苗，也就表示即使沒有任何誘因，人們還是願意開始接種的程序。

問題在於要讓他們完成整個程序。這也是為什麼完全的接種率並未超過38%，誘因會使他們多來幾趟，但不能讓他們打完五針，儘管整個程序完成後，還有免費的不銹鋼盤子等著他們。

看來這和我們那種年復一年，定期到健身房去運動的新年決心一樣，儘管我們知道健身能預防心臟病，但卻沒有恆心堅持到底。

心理學的研究應用到經濟現象上，顯示我們對現在的想法與對未來的想法大不相同，這就稱為「時間不一致性」的觀念。針對當下，我們相當衝動，大部分是由情緒和眼前的慾望所支配；如果沒有意識到眼前的滿足感，稍微損失一些時間或是現在必須忍受輕微的不適都會讓人感到更不舒服，比如說，吃完大餐後，想要立刻去運動的念頭就會煙消雲散。當然，反例就是為了眼前很渴望的小報酬，我們就會去做；但當我們籌畫未來，眼前的甜頭帶來的快樂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

人天生就會把小成本往後延，這樣子就不必在今天付出代價，而是延到明天再來負擔。貧窮的父母即使已經完全接受接種帶來的好處，但是好處是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發生，而成本卻是今天就要承擔。把事情擱置到明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合理。不幸的是，當明天來到，邏輯還是一樣。

同樣的，我們可能想以後再買蚊帳和氯，因為潛在當下還有更好的用途。這很容易就可以說明小錢為什麼能打消使用救命器材的意願，而小小的獎勵又為什麼可以鼓舞人去使用。

兩磅的木豆有效，因為這是媽媽今天就可以拿到的東西，這補償了她帶小孩去接種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以上的說法沒有錯，不論是落實特定的預防醫療行為，或是提供我們曾建議過的金錢誘因，這些觀點都提出一種新的邏輯，也就是讓社會去補貼或執行有利於其他人的行為其實是合理的。

一般來說，時間不一致性充分說明如何讓人輕易做出「對的」事情，或許還同時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不做。

所以，可以透過預設選項，讓政府訂出自己眼中最有利於多數的預設選項。因此，如果人們想要跳脫這個預設選項，就會非常費力。人民有權力選擇他們要的，不過這麼做要付出一點成本，結果才會讓大部分的人選擇預設選項。

小小的獎勵，像是打疫苗送木豆，都是推他們往前走的另一種方法，給他們一個今天就行動的理由，而不是無止境地拖下去。

許多情況下，「時間不一致性」阻礙我們把意願化為行動。不過，在打預防針這個具體實例中，如果人們充分認識到此事帶來的好處，很難相信時間不一致性就足以讓他們拖延下去。對於不斷延後小孩接種的父母來說，他們需要一直欺騙自己。

但是，如果父母真的相信預防接種的好處，那麼他們可能已經找出一個方法，克服自己拖延的天性。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但拖延並且低估預防接種的好處。


不論理由為何種，一旦家庭對別人口中的益處有所懷疑，這時推一把就特別有用。使預防照護成為更好的政策選項，如果好處在未來，但在任何情況下，當下都難以理解到底是什麼。透過說服，將立即啟動那正面回饋的迴路，當這樣的知識流傳出去後，就可以擴大人們的行為。

窮人跟我們一樣困在陷阱中，遭受到同樣的問題，像是缺乏資訊，信念薄弱，以及拖拖拉拉。我們不算是窮人，確實得到比較好的資訊與教育，但差異微乎其微，到頭來我們實際上懂得很少，肯定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少。

我們真正的優勢來自於身邊許多平常的事情。我們居住的房子有水管供應乾淨的水，我們不必每天早上記得要把氯加進水裡，汙水會自動流走。我們幾乎可以相信醫生都會盡力而為，也相信公共衛生系統題性我們那些事情該做，那些不該做。

我們讓小孩接受預防接種，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沒打預防針，學校就不會收。即使我們因事故而沒有到，我們的小孩也能平安無事，因為別的人都有接種了。

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這種多數人不必煩惱下一餐的著落。換言之，我們幾乎不需要利用由自制和果斷而來的有限能力，但窮人卻常常受到如此的要求。

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夠聰明、有耐性，而且知識廣博，能為她或他自己的健康負責並做出正確的決定。基於同樣的理由，富國人民的生活被無形的推力所環繞，窮國的健康照護政策的首要目標，應當訂定為為窮人使用最簡易的方法獲得預防護照，同時管制人們使用醫療品質。

正如同公共衛生的投資，補助發揮的價值如果是減少疾病、死亡和帶來較高工資等，這些都算物超所值。但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假設這些事不用介入就會自然發生。由於窮人不清楚好處為何，加上非常重視要立即拿到禮物，也就限制人們願意投入多少精力與金錢在便宜的預防健保政策。

這聽起來有點專制，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肯定是專制。我們這些住在富裕國家的人，對於這現象已經深植於系統中，而我們幾乎不太會去注意到它的存在。這不只是確保我們受到的照護會比我們更凡事親力親為更好，也為我們省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間，讓我們有更多心理空間去關注生命中的其他事情。

51【窮人的經濟學】疾病到貧窮(上)：治療還是預防？

我們現在所享有的醫療系統，供水設備以及衛生系統，都是經年累月所產生的結果，這也使得我們在生活能夠享有一定程度的健康。

例如在英國的衛生下水道建成後，讓整個嬰兒出生率提高以及死亡率的下降，當這兩者數據的變化後，所產生的結果是勞動者能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來創造財富，進而使國家富強。

反之，如果沒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就降低工作效率或者缺席，甚至可能借貸來彌補醫療費用與家庭財務上的缺口，進而陷入貧窮陷阱之中。

換句話說，對於改善窮困的一種原因就是健康，能增進健康的東西就像是「低垂的果實」到處都有，從疫苗到蚊帳，都能用最小的成本救人一命，可是利用這些預防技術的人卻少之又少。

在書中提及到一個案例說，在印尼的村莊中有位太太的丈夫因為視力出現了問題，導致無法繼續工作，於是向當地的地下錢莊借錢，一開始只借少許，但到後來為了維持醫療費與生活加上利息，導致債務激增，另一方面家庭中的兒子被診斷出氣喘病，使得無法受教，讓整家庭的未來被壟罩著憑貧窮的陰影。

健康狀況顯然是各種陷阱的源頭。就例如，生活在對生體有害的環境裡，工人可能缺好幾天的班；小孩因為經常生病無法好好念書。這種情況都有可能把眼前的不幸，轉變成未來的貧窮。

但是，如果事情是這樣，那我們只需要拉他們一把，讓他們在健康的環境裡成長、工作，就能鬆動貧窮陷阱了嗎？

這時我們就必須理解，究竟是因為疾病而導致貧窮，還是政府治理不善的結果。如果是後者，只要沒改善治理能力，對於杜絕疾病還是有限。

接著我們從疾病的角度來看，有分研究顯示，在成長的過程中，未感染瘧疾的兒童，跟感染這種疾病的兒童相比，終其一生每年的所得要高出50%。質化研究類似的結果出現在印度、巴拉圭、斯里蘭卡，以及拉丁美洲的國家，儘管各國的所得高低各不相同，還是能看出明顯的趨勢。

我們從治理的層面來看可從幾面向來著手。
首先，大部分的專家都認同，取用自來水以及衛生設備，對健康有巨大的影響，在引進自來水後，擁有較佳的衛生設備，以及在水源添加氯，使1900年到1946年間嬰兒死亡率降低了四分之三，同期間總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

如果窮人的健康狀況而引起貧窮陷阱，而金錢可以幫助他們脫困，只不過這個理論有個缺陷。其中有些技術非常便宜，即使窮人負擔的起。這有是什麼原因讓窮人不願意選擇這樣方式來改善健康？

換句話說，脫離貧窮陷阱的梯子的確存在，但不一定擺在正確的地方，人們似乎不知道該如何爬上它，甚至沒有想這麼做。

儘管對健康都有很大的幫助，但窮人似乎不想把過多的金錢或時間犧牲在乾淨的水、蚊帳，甚至也不想取得驅蟲藥丸或是添加維他命的麵粉，這是不是表示他們不在意自己的健康？

但在書中的調查結果發現反而並非如此。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於窮人為健康付出了多少錢，而是用在哪，錢通常都用在了昂貴的治療，而非比較便宜的預防。也就是說，窮人似乎選擇事倍功半的方法：寧願治療，不做預防。

其次，是寧願找私人醫生，也不願意到政府免費提供、受過訓練的醫生和護士那看病。如果私人醫生比較優秀還有道理，但情形並非如此，有大約超過一半的私人醫生根本不符合醫生能力。有的亂用抗生素造成抗藥性菌株出現的可能。也由於不少醫生喜歡替敝人省錢，治療的過程比標準治療還要短，此時細菌抗藥的情況就特別容易出現。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窮人要拒絕便宜又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不要便宜又簡單的方法改善身體健康，卻又花很多冤枉錢在沒用甚至可能有害的東西上？

如果仔細研究會發現，問題市政府常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政府衛生人員的高缺席率和低企圖心，就是導致我們看不到更多預防照護的兩個原因。

公立診所在你認為該看診的時候常常大門深鎖。印度的衛生站每周應開門六天，每天看診六小時。不過有的衛生站卻是沒有運營，並可發現有高達56%的時間沒有開門。

即使有開公立醫生只花兩分鐘在每位病人身上，問的問題更少，大部分連病人都不碰。他們頂多問一下病情，然後針對病人所說的症狀治療，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發現。

所以，答案相對簡單，人們避開功利的醫療系統，因為它做得不好。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像是針對準媽媽所做的免疫和產前檢查，也都沒有充分利用。但這也不是事情的全貌。蚊帳和淨水用的氯都不是由政府獨家分配。

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如果人們不去公立的衛生所，有一部分可能是他們不特別喜歡接受那裏的服務，包括免疫接種。為什麼窮人非常需要健康照護，卻對這些預防措施不感興趣？為什麼醫學界為他們發明又好又便宜的疫苗，卻普遍不關心？

大家不願意以便宜的預防措施改善健康，難道就是錯在便宜的技術所產生的價格？

這種說法看起來並非毫無道理。基礎的經濟理性認為，已付成本或稱為「沉默」成本並不會影響使用。事實上，有一種稱為「心理沉默成本」的效應，人很有可能花大錢來買東西。此外，人們也可能會用價錢來衡量品質；有些東西只因為便宜就被認定為毫無價值。

但最終研究結果顯示，自費購買和免費拿到的人，使用率並無差別。把使用率推給補助的可能性已被排除，在其他研究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結果。
如果補助不是抵使用率的原因，真正的原因為何？


信仰？

信仰，更世俗的說法就是信念和理論的結合，顯然是觀察醫療體系非常重要的一環。

舉例來說，許多國家的窮人有這麼一套理論，相信藥物一定要直接注入血液，所以他們想要打針。假如要駁斥這套難以置信的觀念，你必須懂得人體消化道吸收營養的方式，以及為什麼正確消毒針頭需要高溫。

他們可能也不了解為什麼基本免疫體制所有的針都需要打，所以打完兩針或三針之後，父母可能覺得該做得都已經做了。這也就顯示，對於怎麼做對健康才有利，很容易產生誤信的信念。


希望的必要性
窮人之所以抱持著一些看似站不住腳的信念，可能還有另一個理由：當窮人感到無能為力，就一定要有希望。

因為方便和舒適而抱持的信念，要比真實信仰所帶來的繫念更有彈性，大部分找巫醫看病的人，也會去找公立醫院看病，他們似乎不曾想過這代表兩種完全不同、互相矛盾的信念體系。

對於這種不信任，可以歸結出一條：絕對別想收買人民去做「你」認為他們該做的事，這是因為一切都會白費心機，反之，我們應當集中精神，試著用疫苗的好處來說服窮人打預防針。

對於健康狀況問題的成因，我們從最初背後成因是因為疾病本身還是外在單位的影響來作判別，接著透過預防機制的判別分析可改善方式，並進一步探討窮人行為結果再到背後的認知，讓我們可以先清楚架構出整體框架，疾病確實會帶來貧窮，但卻是有方法可以做改善的，主要核心觀點還是在於對事物的認知。

但在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公家機關的運作過程，也導致信任體系的解體。所以要能創造出好的醫療環境，還必須由各機構的效力運營，以及投放的準確命中度，這就也賴於兩種面向的改善。第一，就是短期效益呈現，有時醫生為了成效而亂開藥導致沒能對症下藥，但這就是一種追求短期效益而犧牲全面化的結果。那我們要如何改善，就需要透過即時回饋的方式作為輔助，讓病人除了長時間的診斷治療，還要有即時回饋的系統機制，讓個人能夠清楚知道現在醫療成效的結果。

第二，沉默成本的應用，如果選擇一項就必須犧牲另外一種選擇的結果，我們就必須知道面對這在各地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來做為相關給予，讓當下的選擇可以在短期以及長期得到回報，短期就如同案例所提的目豆價值，長期面相則需要由當地發展的方向來做調配。

最終，要能有改善健康問題而導致貧窮問題的結果，就必須了解為什麼會產生疾病，以及對待疾病的態度，透預防的角度來切入並給予回饋機制，讓循環能在最初的源頭就能止住。

50【窮人的經濟學】飢餓=貧窮？

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沒有錢而走進貧窮陷阱嗎？
先假設透過單一框架來探討貧窮與飢餓之間的關聯
貧窮與富裕可能就在於一線之隔。
只是我們是為了當下的滿足
還是能夠把滿足當下的感覺進一步投資到未來上。
這就取決於我們對生命認知的層級在哪？
當你能對自己負責，就是完善個人。
當你對一個家庭負責，你就是為人父母。
當你對一百個人負責，你就可能是一間企業的領導。
當你對幾億人負責時，你可能是總統、國家元首。

當為了愈多人負責時，所看到的視野與格局也就不盡相同。
換句話說，當個人認知上的層級，將決定我們是貧窮還是富裕。

貧窮是否就代表著吃不飽、餓肚子？
如果是，當我們給足了糧食，就會沒有貧窮嗎？
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這只是我們從單方面的角度來看事情。因為我們認為貧窮的人餓肚子我們只要給足了糧食，他們就可以有能力從事生產來賺足之後的糧食費用。

然而，當窮人擁有足夠糧食後，後續的行為，反而不是朝我們所設想的方向走，而是把費用花在其他的部分，這部分也就是無法跳脫貧窮陷阱的影響。

對許多生活在富裕地區的人來說，貧窮幾乎等於飢餓。而且，許多國家的貧窮線最初的設定是建立在飢餓之上，並藉以掌握貧窮的概念—家裡的預算需要用來買一些食物補充熱量，再添購一些不可缺少的物品(例如容身之地)。換句話說，「窮人」基本上是指吃不飽的人。

因此，政府幫助窮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奠定在窮人亟需糧食的看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度，大約已超過一半的小麥以及三分之一的稻米在發送的途中「失蹤」，其中老鼠也吃掉一大部分。如果政府看到這些浪費的情況還是堅持糧食補助政策，除了是因為他們假定飢餓與貧窮往往相生相成之外，另一個最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貧窮陷阱造成他們沒有能力好好地餵飽自己。

這樣的直覺相當有說服力，貧窮沒有辦法讓自己吃飽，造成他們工作成效不彰，因此就陷入貧困。


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的身體需要一定的熱量才能活命，因此很窮的時候，他所能負擔的食物不足以過活。，而微薄的收入也無法像其他人一樣購買食物。

隨著收入增加，可以購買的糧食就愈來愈多。如此一來，身體的新陳代謝的基本需求得到照顧，除了讓自己活下來，更多的食物也產生更多體力。

這樣窮人根本賺不到滿足基本需求，因此沒體力做大量的工作，而那些有錢吃飯的人，就可以做正式的農活。這就創造了一個貧窮陷阱：窮人愈來愈窮，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吃愈來愈好，身體愈來愈壯，也就愈來愈有錢，而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雖然從邏輯上來看，似乎是無懈可擊，但在敘述中隱約有些模糊不清之處。為什麼我們不能先替他們付點錢？幫助他們獲取更多養分，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更有生產力，然後找到全職工作？因此，雖然飢餓產生的貧窮陷阱在邏輯上肯定有可能發生，但與現實生活中的大部分窮人有何關聯？


我們針對貧窮陷阱的描述背後有一個基本預設：窮人能吃就吃。而且，這是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生理機制：如果窮人有機會多吃一點，他們就可以做有意義的工作，跳脫貧窮陷阱，然後就愈吃愈多。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農村極度貧窮的人之中，食物大約佔了他們45~75%的花費，而大約占都市極度貧窮的人52%~74%的花費。

這並不是因為剩餘的錢都花在其他必需品。當真正的窮人有機會多花錢買東西吃，他們不是把全部的錢都拿來增加熱量，而是買比較美味、價格較高的食物。這也代表著，攝取更多的熱量並非優先選項，吃得美味才是第一。

另外，針對他們的飲食習慣，另一個解釋就是貧窮人覺得生活中有其他事情比食物還要重要。例如花大錢在婚禮、嫁妝與洗禮等。也有的人是因為生活苦悶，選擇購買電視、衛星天線、DVD播放機以及手機。

我們常把窮人的世界看成是一個錯過許多機會的生命，質疑他們為什麼無法忍住不買，然後做點會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好的投資。另一方面，窮人可能會懷疑自己的生活是否還有任何徹底改變的機會與可能性。

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看起來像是覺得任何值得犧牲的改變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也解釋為什麼他們都專注在當下，盡可能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快活一些，有需要的時候就慶祝一番。

窮人喜歡糧食補助，但如果我們之前所說，給他們更多無助於說服他們吃得更好，尤其主要的問題不在於熱量，而在於其他養分。或許，只發錢給窮人並不夠，而且即便逐步提升收入也不見得可以在短期之內改善他們的營養。

反之，直接把錢投入小孩或孕婦的養分所產生的社會回報相當巨大。但是，依然有太多國家的糧食政策是建立在所有窮人都需要便宜穀物的概念上。

【世界文明史】羅馬王政時期：社會化的需求參與

羅馬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人們不斷爭取對國家的主控權。然而，當局者卻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讓人民參與，回到企業行銷面來看，究竟什麼樣的因素，影響著人們反抗推翻羅馬舊制度，讓原本王政推向共和與護民官的出現？

早期羅馬的政府，主要以實現安定，而不是建立自由為宗旨。最初的羅馬國本質上是把家父長制的家庭觀念應用到整個族群，國王就像家父長對其家人一樣對人民進行管轄權。但是，如同父權必須受到習俗的限制，並且必須尊重其成年兒子的意願一樣，國王的權力也受到古代法的約束。例如，如果未經國內人士的同意，國王無權更改此成憲。他的特權主要是在行政、宗教、軍事和司法方面，而不是在立法之上。雖然他登基即位時，必須由人民予以認可，但是人民在擁立他後卻無法廢黜他，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真的挑戰王權。

除了王權外，此時羅馬的政治體制還包括了公民大會和元老院。公民大會全部由兵役年齡的男性所組成。身為最高權力機構之一的公民大會對國王所提出的任何修改法律提案，皆有否決權。但事實上，公民大會只不過是個認可機關，無權提出法案或者提議改變的權利。

元老院，或稱為長老會議，所包括的成員為族群內各民族的領袖。各民族的領袖們代表的是國家最高權力，甚至比一般代表還要大。國王也是元老院的成員之一，須經由該院授權國王才能行使元老院的權力。當王位懸缺時，國王的權力便由元老院收回，直到新的國王經由人民認可並且即位後為止。

在平時，元老院的主要職責就是，研討經由公民大會認可的國王提案，如果發現其中有與古代習慣所建立的權力牴觸時，必須予以否決。因而，即使在大多數公民都決意批准的情況下，也不能對法律有根本的改變。統治階層這種極端保守的態度，一直維持到羅馬歷史的終結。


到了西元前六世紀末期，王政被推翻了，由共和政體取而代之。羅馬共和國體制自建立以來的兩個世紀中，幾乎是一直陷於持續不斷的戰爭中。

這時征服不僅擴大了羅馬的版圖，而且也使得羅馬人與希臘的文化發生了有利的接觸。這時，羅馬人必須應付由以前所征服的人民發動之判亂，並鎮壓這些叛亂。

長期的一連串軍事衝突，為羅馬的歷史帶來在社會、經濟，以及文化上深遠的影響。貧窮公民的利益因而受到傷害，土地進一步集中在富有的大地主手中。

早期共和國體制中，羅馬發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變革。這些變革與其說是西元前六世紀革命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後來種種發展所引發的結果。在第一次革命的結果，推翻王政後，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以兩位民選的執政官取代國王，並給予元老院控制公共資財和否決公民大會一切行動的權力，因而提高了元老院的地位。

共和建立不久後，普通公民便在各方面展開權力爭奪。在王政時期，羅馬人便分為兩大階級，貴族和平民；前者乃是貴族、富有地主，他們獨佔了元老院所有的席位和各種官職。平民階級中雖然有一些人是與羅馬人血緣親近，但因為並未擁有純正羅馬人血統，從而被排除在貴族行列之外，其他大多數則是普通人。

在五世紀後，平民為了革除自己諸般的不滿，因而奮起反抗。大約在西元前四九四年，平民獲得首次勝利，當時他們迫使貴族同意選舉若干官員，即是護民官。並給護民官權力，讓他們有權法否決行政官的不法行為。這次勝利後人民又要求成文法典，結果就頒布了著名的「十二木表法」。雖然這些書板因為是象徵人民的自由，受到後世羅馬人的景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十二木表法大部分的條款仍然沿襲古代的習慣。不過，十二木表法確實讓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

從基本面來看，可以發現到人類歷史演化的過程中，不斷朝向社會化的走向。從單一王政，走向兩位執政官，再到護民官，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底層人民為了奪回生活的主控權，而不斷爭取來的。

另外到現代社會來看，人們屬於社會化，所以會參活動或刷屏來增加自己的存在感。面對人類最根本的需求，對於行銷人員來說，創造一個可以讓人抒發或參與的空間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也就可以看到很多活動網路品牌做實體活動或通路，最大原因就是讓人們可以有對這品牌支持或參與的地方。因為認同想要在這有更多的權力，就會透過這樣的公開活動來做參與。也就是說，在未來實體並不會減少，它會是連結人與品牌的一個重要活動點，讓人們有機會參與併發會個人影響力在這品牌。

【槍炮、病菌與鋼鐵】發明為需求之母：企業核心到個人IP

「需求為發明之母」與「發明為需求之母」這兩者間的差異，就在於我們的思維認知。要是社會中有一種普遍的需求不能滿足，或者是某件技術不如人意，人們就會期盼改善，就會產生發明。

有發明天才的人察覺到社會的需求，受到經濟或社會化的因素驅動，就會著手創新發明。有些發明家最後成功地設計出優越的產品，取而代之令人不滿的技術。要是新發明符合社會的價值，與其他技術也能相容，社會就會採納那個新發明。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些例子，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美國政府展開「曼哈頓計畫」，目標就是發明製造原子彈的技術，並且要趕在納粹造出原子彈之前完成。那個計劃三年內就成功了，共花了二十億美元。另外是在一七九四年惠特尼發明棉機，從棉花中分離出種籽，就是因為美國南部是非常耗費人力的工作；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引擎，是為了把水從英國的煤礦中抽取出來。

這些熟悉的例子讓我們以為，主要的發明是回應需求的產物。
事實上，許多發明是好奇心的產物，發明家動手腳、做出巧奪天工的物品，往往是沒有目標、藍圖的。當這些發明出來後，消費者才覺得他們「需要」那件發明。還有一些發明被遺忘了初衷，因為消費者者到它們新的用途。例如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主要是紀錄垂死的人遺屬，為人留下有聲書，但後來有其他商人把留聲機當作點唱機，只要投幣就可以播放流行音樂。

所以，發明往往才是需求之母

但由於新發明早期的原型多半表現不佳，很難看出有什麼用途，發明家必須獨力堅持很久，以改善他們的發明。最初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電視機，都非常笨重，因此發明家本人都難以看出他的原型是否有用，除非確定有用，才有可能繼續花資源改進。

美國政府每一年發出七萬件專利憑證，只有少數能達到商業生產的階段。相對於每一件找到用途的發明，有無數的發明根本找不到用途。甚至起初能滿足原始目的的發明，後來也可能因為發現新用途而變得更有價值。瓦特的蒸汽機原本是為了從礦坑中抽出水設計的，後來卻用來推動機器，連火車和船都用上了。

很多現代發明，表面上看起來大家都公認是哪些發明家，但這些發明家的技術或知識，都是透過之前努力所累積來的，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發明了電燈泡，其實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七九年間，別的發明家已經發明了燈泡並取得專利。愛迪生所做的，是改進他人的發明。同樣的，萊特兄弟的載人動力飛機，也是基於前人的基礎，之前有人發明了載人的滑翔機，以及無人動力飛機等。

也就是說，最後世人接受的新發明，它們的樣子是不斷在進步改變的。

從上述所提到的，有兩點結論：第一，技術的發展是累積式的，而不是英雄憑空創造的；第二，技術發明了之後，才產生用途的問題；而不是先有需求，才刺激了發明。

從企業的層面來看，企業往往追求市場需求，而不斷迎合市場，就會產生一種結果：失去的企業的核心本質。企業的根本是要創造顧客，如果只是滿足消費者，很容易流失，因為當有比你更優秀的企業出現，消費者就會轉向對方。所以，企業更應該專注在核心領域，並且不斷創新發明，讓消費者因為品牌的力量而留下。

回到個人面來看，未來，將是屬於不斷創新發明的人，就如同知識產權(IP)例如：花千骨是個大IP盜墓筆記是個熱門IP，商業模式也就會跟著改變，每個人都會產出知識產權，而這些就是屬於我們創新發明，而企業會透過這些IP來尋找那些知識產權是他們值得投資購買。

所以，從個人、社群、到企業，整體的商業模式將從需求面轉向為創新發明面。相對來說，知識的質就愈來愈重要，只有好的質量，才能留住消費者的目光。

【槍炮、病菌與鋼鐵】文字的起源：從0到1

十九世紀的作家常把歷史當作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過程。這種轉變的里程碑包含了農業、冶金術、科技、中央集權政府和文字。

在傳統的觀念中，以上幾項最受到地理條件限制的就是文字：在回教世界和歐洲殖民向外擴張前，很多地區都是沒有文字的蠻荒，如澳洲、太平洋上的島嶼和赤道非洲地帶。

知識帶給我們力量。因為文字在知識的傳達上，可以更精確、大量而且詳細，現代社會的力量正是來自於文字，我們因而得以汲取遙遠時空的知識。

文字和武器、微生物、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並駕齊驅，成為現代征戰的利器。帝王和商賈都是利用文字發號施令、組織船艦向海外擴張。艦隊航行依循的海圖和航海指示都是以前的探險家留下來的。這些紀載告訴我們後代探險家外地的情況，使人得以未雨綢繆。帝國的統治、管轄也靠文字。在沒有文字的史前時代社會，則是利用別的方式來表情達意，但文字還是比較簡便、詳細、精準，而且更大打動人心。


然而，為什麼只有一些族群得以發展出文字，其他族群就沒有？例如傳統的採集狩獵族群沒能發展出自己的文字？文字在人類歷史上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用途又在哪裡？

要能理解這些必須先釐清，文字是怎麼誕生的。

造字的策略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音節
第二：語標符號
第三：符號代表

以上的文字在各種文字的發展下，都包含了其中幾種，例如中國文字並不是全都語標構成，英文也不指示字母文字。就像其他母文字，也用抽象的語標。而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包括不少音節符號，而每個子音都有一個字母相對應。

如果從零開始創造一種文字系統必定比從其他文字借用或改造來的困難。最早開始造字的人就必須先擬定基本原則。例如聲音分解語音單位，高低大小加強語氣等然後設計出代表語音的符號。

目前我們所能找到最古老的文字就是蘇美人楔形文字，出土史料非常豐富。這種文字是農民用簡單的陶土記號作為記數之用，如紀載綿羊和穀物的數量。在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幾百年，這種計算、格式和符號很快演變成人類第一個文字系統。書寫技術的一大突破就是黏土板的利用，使得文字記載簡便許多。

蘇美人文字的發展至少花了幾百年時間，或許幾千年也有可能。文字發展的先決條件是：這個人類社群必須認為文字有用，而且能夠支援造字專家。

在文字的傳播上有兩種方式，分別是科技和思想的範疇。有人已經發明出一套可用的東西。你是個使用者，何必放棄現成的，大費周章、絞盡腦汁來創造發明？

發明的傳播方式有很多，一種是依照「藍本」的傳輸」，照單全收或略加修改後拿來運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則是取其精隨，屬於一種「意念」的傳輸，學的只是基本概念，再用來研發細節。

回到文字的用途和限制的方面來看，人類文明能夠擁有文字的發展擁有特徵是：社會結構嚴明、有著複雜的中央集權政府。早期的文字滿足政府組織的需要，使用也全都是全職官員，狩獵採集社群沒能發展出文字，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需要文字的政治組織，也沒有社會或農業機制產生多餘的糧食來支援造字專家。另外，絕大多數的文字社群都是從鄰國借來的，或是受到啟發而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並非獨立發明的。


從文字系統的發明與發展來看，對於我們來說可以看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從0到1的過程。

例如在1940年代的美國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和現在中國製造一個原子彈的難易性，屬於前者較難，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要創造出一個從來都沒有看過的東西，也不知道這樣投入會不會成功，相對於成功後再製造相同的東西難易程度大幅降低。

接著我們延伸出一個議題，究竟如何創造從0到1的價值？

文字的發展歷程從一開始簡單的陶板紀錄，發展到文字系統的成形，整個過程都圍繞在紀錄的角度，這些紀錄就是為了方便管理，所以文字發展的核心在於溝通。擁有良好的紀錄就代表者好的溝通紀錄，好的溝通讓人們知道我們的現況。

也就是說，做一件事情從無到有的階段可以透過觀察，來釐清行為背後的核心。接著透過這些核心價值延伸出應用面，例如iphone與nokia都是手機開創者一個是智慧型以個是通訊產品的普及，而兩者都是從核心價值來延伸出的產品。

在行為背後的動機分析上，可以透過解構組成要素，例如文字可以由三種策略發展，接著再從這些元素來思考，什麼是我們的關鍵重點，依據這比重來重新構築出核心策略。

然而，從0到1的過程並非只考量到核心價值，還必須思考受限因素，就如同文字的發展並不會所有的族群都有，會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下與條件，才能發展得出來。所以從零開始的同時，我們也要關注那些可以模仿，或者啟發我們的事物。

【帝國】保守主義：階層統治下的優劣

西元十九世紀的印度，主要的統治階層來自於英國，對於當時的印度人來講，還是有些封建勢力的殘存，這些地方至少在名義上還由傳統的王公統治，雖然一切都在英國內政專職大臣的監管下，擁有著直接統治權。

當時的印度總督寇松熱衷於維護階級制度，而是保有一種心態一方面在印度王公的政治形象，富有、西化、但無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則希望他們不問政事、保持忠誠。

大英帝國的管理階層煞費苦心地重建、保留或者在必要時創造階級。透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統治的效益。


另一方面，英國也對印度的基礎建設、灌溉系統及工業進行大量的投資，至一八八零年為止，英國已經在印度投資了二點七億英鎊，幾乎佔海外投資的五分之。在土地灌溉上原本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受到灌溉；英國統治時期，英國人將受灌溉面積擴大到了原來的八倍。

回到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時期來看，在麥考利時代，英國人扶植了一批說英語、接受英國教育的印度菁英服務於印度公務行政體系，形成英國行政管理的一大支柱。但是到了寇松時期，這群人突然失寵，英國人又開始扶植那些表面風光、實際上去早已名存實亡的王公貴族。

寇松的作法導致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後期，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如同，金玉其外、敗絮其內，表面上看起來富麗堂皇，殊不知僕役們正躲在階梯下房著拆解木地板。


菁英階層對於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來說，是一個進步的動力來源。對於英國初次來到印度時，為了加強對於地方的控制，於是設立了整個行政機制，就是為了方便治理以及一致性。其中有在教育來看，透過教育的方式，讓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擁有相同的性質與職能，能夠快速符合到組織裡面。

在此同時，也有利於吸收菁英分子的加入，讓組織除了一致性，更大大降低了這些知識份子去產生革命的可能。

回到我們現代來看，教育系統的一致性，是為了方便國家組織的發產而連帶的轉變。然而，當政府機能的人手一經足夠了，那剩下來的人究竟要如何分配？

如果這些知識份子不善加利用就容易產生與制度面的衝突。因為當人擁有自我思想後，會連帶把相關議題吸收納入，最終將導致整個民族朝向變革的方向走。這也是為什麼隋唐時期透過科舉制度讓知識份子的思想統一化，以及歸納於國有，這樣就不同意有意見聲音。

那如果我們都這麼做整個國家或是社會，都將陷入一場思想停滯的階段。少了思想間的交流，就沒有創新創造的發明出現。這一套制度應用最好的就是明清時期，封閉思想家以控管從文字、思想的僵化，讓國家沒了進步的動力，這也就可以說明中國在四大發明後就沒有再出現重大的科技進步。


那面對知識份子究竟要包容接納，還是要放手隨市場機制來走？

亞當‧斯密於《國富論》提到說市場的運作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作，如果我們強加控管，只會使整個經濟停滯，這也就說道沒有所謂的好的產業，而是能隨著時代不斷的轉變來適應的產業。所以人才也不應該是一致化，而是能夠透過不同面向、不同的評鑑方式，才能更全面性的理解人的價值。

【元朝的國際貿易】泉州港興盛：成功商人具備的三種思維

十三世紀時，泉州港與明州港、廣州港並列為南中國三大海港。與明洲、廣州相比，泉州的內陸腹地最大。在整體經貿上來看，泉州有天然的外貿優勢。自從唐代以後，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鎮南門附近一個被稱為「番人港」的居住區，到了十二世紀的北宋中期，「番人港」中即已擁有十萬多人，他們組建遠洋船隊從事遠航貿易，操縱和壟斷了當地港的海外貿易，而在這之中以蒲家更為壯大。

元軍渡江攻擊南宋之後，東南沿海風聲鶴唳，蒲壽庚先是組織力量抗擊元軍，成為南方重要的抵抗勢力。因此，當宋兵被一路追殺之時，小皇帝趙昰一行首先想到避難之弟就是蒲壽庚控制的泉州，以此為據點，或可再聚力量。

然而，蒲壽庚在這時卻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抉擇，他下令關閉城門，不讓小皇帝進城，於是只好繼續向東南竄流。一二七九年，宋軍在廣東新會與追兵展開最後的決戰，宋兵全軍滅。



投靠元朝的蒲壽庚得到了回報，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將軍，蒲家三世顯赫，統治泉州長達數十年之久，也成為當時最著名的首富家族。

蒲壽庚叛宋投元，被漢人和史學家唾為不齒，更成了商人見利忘義、隨風使舵的範例。

不過，他的這一決定不但保全了上百萬生靈，更把泉州帶上了一段無比輝煌的歷史。由於廣東的漢人拚死命抵抗，元兵血腥屠殺，廣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為中國最大的港口，並與亞歷山大並列為當時世界最著名的兩大港。

蒲壽庚對泉州的崛起有所貢獻。在他的主導下，泉州與上百個國家形成了貿易關係，貨物貿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海船數量一度有一萬五千艘之多。他還在泉州至杭州之間，專門設置了海驛。最後因商貨貿易而繁榮，泉州商人名聞天下。

回顧歷史會讓人省思，究竟「名聲」與「利益」間的什麼才是正確的？
然而，回到當時時空環境，以及成長的背景，選擇就會有所不同。蒲壽庚本身處在的環境就是商人的環境，而商人所重視的就是利益與收穫，在每一筆的選擇當中，考量後果是非以及價值；因為這樣思維所以才會有閉關城門的險則出現。

雖然歷史是非成敗會在不同時空下，會有不同的定義在。我們還是能夠透過不同的角度來省思，一位成功的商人，究竟需要具備什麼基本思維？

接下來就從三個觀點來分析其中的關鍵因素。

著眼於未來
當時小皇帝來到城門卻選擇不開，就是判斷出宋朝已無能力再與對方對抗，於是選擇了未來能夠統一國家的人。在經營管理上都會有所謂的目標管理；或者領導者會對團隊創造出一個願景，而這些都是一個目標方向，讓人們知道我們要怎麼走。我們在探究目標的其中要素，就是對未來的期望與眼界，因為知道在未來什麼是好的，才會往那個方向去。所以可以看到許多成功者所做的事情，往往不會急功心切得馬上就要有回報，是能夠從不同資料、數據來評斷出未來什麼是趨勢，進而產生目標，讓每個選擇都往著這個目標前進。


不受人眼光
也許有人會因為做了這種行為，反而會覺得這樣叛國的行動會被人們唾棄，於是就會在行為與決斷上錯失了，可是蒲壽庚卻能不壽世人眼光不斷讓泉州走向世界大港的角色。

成功與不成功其中一個關鍵也就在於此，成功者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在決斷或判斷上，不會因為眾人眼光而有所退，即使在最不被支持的環境下，還是能夠堅持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相對的，容易受到眾人眼光而影響了人，有可能會因為一時不確定，而選擇了大家要他選擇的答案，而非自己所要走的，到最後就有可能變成自己的人生是別人在操控。


善用優勢
泉州港本身就擁有很好的商業環境，加上地理優勢與人的運用，最終形成著名的港口。回歸到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能清楚知道自身的優勢，那我們就跟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有當你擁有一項專精的能力，才能在眾人面前展現出你的價值所在。這項專業就代表著個人的品牌，每一種品牌都會有不同的定位，所以找到自己的優勢，從而創造出屬於自己得品牌定位。

【文明】工作倫理與識字倫理：認知結構下的起因

我們可以回顧近五百年的時間，西方文明興起成為世界的支配者。西方的制度結構，如公司、市場與民族國家，成為全球競爭經濟與政治的標準，是西方其他地區學習的樣板。

然而隨時間不斷推演，世界已經經歷兩次金融泡沫危機、兩次艱困的戰爭、一次經濟大衰退，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在眾目睽睽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西方延續了五百年的支配地位，是否即將告一段落？

然而在提出這問題前，我們必須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就了現在西方制度、科技、經濟等各項指標的成功？

其中的關鍵就是新教，是新教特有的辛勤工作倫理以及結合了這項倫理的節儉。

如果你是十九世紀晚期一名富有的歐洲實業家，那麼你很有可能是一名新教徒。宗教改革使許多北歐國家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經濟力量也從天主教國家往新教國家移動。乍看之下，信仰形式與崇拜方式似乎與人們的經濟財富有一定的關聯性。問題是：新教有何不同之處？路德及其後繼者的教誨是什麼，何以能鼓勵民眾不僅努力工作，還願意累積資本？

其實西方的經濟動力是新教改革的意外結果。其他宗教把神聖與對世俗事物的棄絕結合在一起，但新教派卻認為勤勉與節儉是以辛勞工作的方式來表達對上帝的虔敬。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天職」的源頭帶有宗教性。此外，新教倫理提供資本主義的誕生。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人類是為了活著而工作，但新教徒卻是為了工作而活著，正是這種工作倫理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


即使宗教不完全解釋其中的差異，但1950年代之後，新教國家的前殖民地在經濟表現上的確遠比天主教國家的前殖民地來得好。由於個人讀經在路德的思想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因此新教往往激勵了識字率的上升，更不用說大量的書籍印刷，而這兩件事無疑鼓勵了經濟發展與科學研究。新教傳教徒無論走到哪，總是致力於提升識字率，而他們教育的社會也因此獲得長期的利益。

宗教對西方文明史不只讓西方努力工作，還讓西方懂得儲蓄與閱讀。工業革命確實是科技創新與消費的產物，但工業革命還必須增加工作的強度與時間，然後透過儲蓄與投資來累積資本。更重要的是，工業革命仰賴人力資本的累積，新教提升的識字率就成了其中的關鍵。

從歷史的片段中可以發掘到，文明進展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認知上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就導致行為上的改變。具體來說，如果我們的認知都停留在世界是平的，那我們就不會有圓的概念。所以一個認知的提升或轉變，將是使我們是否能在未來擁有競爭優勢的關鍵點。

然而，什麼是好的認知，會不會有不好的認知結構，反而會破壞既有的思路架構？這時就必須從時間的維度來考量，當下的時間所產生的結果有可能是好的，但當時間維度拉長後，就未必就是正確的。所以每一項認知思維，不僅要從單一時間點來看，更重要的是要能重不同的時間點來審視。

這有就是我們所謂的規畫未來，現在所提升的認知，是否能幫助自己成長就是透過時間的角度來看這認知提升對未來性是否有益處，也許有些事物在當下的時間不見得有價值，但隨著時間推演，反而創造出另一種可能。

接著我們探討什麼是好的認知，從時間角度看認知，以及對未來性的發展來看，判定的依據就是是否有「積累性」。如果不能積累，那這些認知隨時間也就會漸漸流失掉。

總結整體文明進步其中一關鍵就是「認知」
而這個認知好壞可以從兩個點來判別：
一是時間性
二是積累性

如果我們要把認知提升，就必須找尋能夠隨時間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就是透不斷的積累認知，所造就的成果將會成為個人價值。

未來，要能判斷一個職業或者事物是否有價值，或者是否有值得投入，就可以從這兩面向來考量，如果職業所做的事物無法積累，或是隨時間延展，無法獲得利益就是會被逐漸淘汰；只有能有積累性以及時間性，才能讓人創造出價值，並且讓認知能不斷強化與多元。

【世紀文明史】歐洲中世紀農業革命：傳播訊息的背後思維

在近代工業化形成之前，農業勞動者藉由他們的勞動，在物質上支撐著歐洲文明，他們的貢獻比其他階層更大。但是在1050年前，他們連一把鋤頭也沒有，即便是在最富裕的農業莊園中，金屬工具也極為罕見，甚至連木製工具也數量不多，許多農業勞動者確實只能雙手與大自然搏鬥。

大約在1050年至1250年間，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這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一場農業革命發生了，它完全改變西歐農業的性質，並大大提高農業的產量。


當時歐洲文明的重心由地中海轉移到北大西洋。自英格蘭南部到烏拉山賣歐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土地遼闊而且濕潤，是非常肥沃的沖積平原。

由於這裡離羅馬文明的中心相當遙遠，而且在這廣大的平原，羅馬人只統治一小部分地區，再加上他們沒有適宜的工具和制度去開發它們，因而羅馬人在這裡基本上是毫無作為的。

直到加洛琳王朝開始，人們才開始開發日耳曼地區的西部與中部，並且嘗試使用更適於耕種這一心地區的工具與方法。

接下來分析在整個農業進程下，有哪些事務帶領著農業產生革新：
在農業領域首先出現了使用重犁的使用。在羅馬只知道使用「淺犁」，這種「淺犁」只能犁開地表，而不能把地完全翻過來。這種農具對地中海地區的薄地勢完全足夠了，但對於歐洲北部更厚、更濕的土壤，實際上是毫無用處。

因此不斷改良下，就出現了更適合北方耕種土地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大大減生勞力的運用。

第二項農業革新就是制度上的改良，讓耕作方式轉為三田制。在過去沒有足夠的肥料來維持集約的農業生產，加上還不知道相關的固氮作物。因此，農民總是把大片耕地休耕一年。直到中世紀引進了三田制，把休耕地減少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田地拋荒；三分之一的田地留給秋季種植；三分之一的田地留給暮春下種。在一年中，三塊地年年輪換。

第三種重要的發明就是磨的使用。羅馬人早已知道水磨，但很少使用它們，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擁有足夠的奴隸，對節省勞力的裝置知之不理；此外，因為羅馬多數地區缺乏湍急適於安裝水磨的溪流。

反而在北方則出現了這方面的使用，另外也透過風力來轉動磨。

最後一項就是透過獸力的運用，改良馬匹用具使它們能夠耕作，使得馬在歐洲某些地區取代牛成為耕畜，造成的結果是，耕作效率更高，耕作時間更長。

總結在這些工具使用以及制度上的調整，讓農業產量大大增加，因而，歐洲人第一次開始仰賴穩固、穩定的食物供應過活。


我們單就從農業革新的角度來看，農業進行的轉變，就是工具與制度上的改良與進步。接著我們透過者兩面向來探討，是什麼樣的因素讓農業革命在兩百年內傳播。

民以食為天，一個國家政權的穩定，就有賴於人民是否能吃得飽，只要解決食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大部分事務。所以糧食如何生產、耕作到轉換為食材，這一系列過程中，它所擁有的農業技術、知識都將成為大眾必備知識，所以能夠快速地被傳播開來。因為大家都想要讓糧食增加並且更有效率，所以就願意去探究有什麼方式可以更快、更好。也許會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大家的糧食都足夠了，還有進步的空間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人口增長與出生率有關，而出生率高，是因為出生後的存活率低，所以就會以量來增加存活率。

接著引導我們今天的主題，究竟什麼事務才會被傳播分享，我們就必須探究什麼是驅動人類散播訊息的原動力。農業革新在工具與制度上都出現了新的改良，所以每一小點的改良有葛能是個小體所累積而成，當每一小個體一點一滴的累績後，在某個時間點、某個地點時空下，就會把這些個體所累績的結合，進而創造出共同的結果。

這系列的進步，都不一次性的突破，而是一小點一小點的積累所創造的，所以傳不傳播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透過個群體所創造出了結果，進一步統整成群體的成果。而這成果才是人們會傳播的事物，因為這些事物是從個體一部分產生的。

最後我們可以發現到農耕進步有一個關鍵就是「交流」，如果當時每個人都在家裡自己耕種自己的，那每個人一小點的創新，就無法創造變革性的創新。也就是說，缺少互動我們就無法理解消費者的想要。然而，我們更深一層來分析，什麼交流的起源，如果一項技術出現後，反而沒增加產量，或是降低效率，這樣的交流所產生的結果必然會消失，但有可能是當時科技或技術認知還無法到位，所以無法有效利用。就像重犁會出現在於環境不同，造就產品的出現，也就是說當下交流的產物，可能在A點不適用，B點卻能發揮它的價值。

更進一步來說，沒有所謂沒有用的交流，而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這交流的產物符合時機點。而傳播訊息的價值不只是同樣的點，而是要能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傳播最適當的訊息，而訊息是否符合就源自於每個個體對於信息事物產生所做的連結。

【晚清經濟變革】甲午過後：知識份子的流向

甲午戰爭後激起了中國全體刺激，梁啟超誓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也。」從此，以知識分子為主流的維新派取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變得的主流，而工業化運動由政府推動進而變為民間崛起。從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萬兩以上的礦場共62家，資本總額1246.5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前20年餘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超過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高過15.5倍。

對於利益集團來說，這是個劃時代的變化，就是出現了高級知識份子集體從商的景象，這其實意味著中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體正式出現。

最終使得新興企業家層級開始在政治上展現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時也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已經瓦解，皇權殞落，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

「庚子國變」後，清廷簽下了《辛丑條約》，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共計9.8億兩，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為8800萬兩，也就是說，條約規定的賠款相當於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中央財政已經實質性破產。

此後，慈禧突然「激進」地推動制度建設和經濟開放。讓法律擬定和發佈，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業體系，意味著在中國沿襲千年的特許主義，被現代商業的準則主義取代。在政策推動下，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

在商人階層壯大及獨立的同時，知識菁英也被「釋放」到體制之外。在1905年，最重大的國內事件是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廢除科舉制度一方面讓中國菁英階層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家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上向現代文明靠近；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集權者失去了對全民思想及菁英階層的控制。科舉治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帝國的最後一絲眷戀，菁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逸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力量。

當商人與知識菁英在體制的大門外「會師」之後，對既有權力結構的挑戰便成為必然。

而當我們會到現代來看，過往菁英分子所投入在哪，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狀況。如果一個國家的菁英階層都在軍隊裡，那這個國家就會像非洲的軍政府；而國家的菁英都在政府那這個國家一定嚮往集權與控制；當一國家的菁英都在商業時，個國家才會擁有不斷創新進步的動能。

菁英分子代表著國家未來的走向，如今換成現代的組織裡，領導人面對這些菁英分子是該抑制他們，還是放手讓他們去成長？回顧晚清局勢來看，當我們用過往的教條制度(科舉制度)，反而是扼殺了這些菁英分子的創造力。只有當我們把權力下放才能達到組織進步的動力。

但這時為什麼還需要領導人，這時領導人的作用就是承擔責任。如果菁英分子在發展同時會因為所做的事情而受到退縮，這時只要有領導者的支持與背書，這會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強心劑。

這時他們所做的事情往往會與舊制度產生衝突，而領導者也必須知道，沒有制度是永遠對的，只有在適當的時間地點時空環境下，對於組織人來說合適的才是最好的。但是變化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挑戰，因為要從一個熟習的環境，跳到另一個未知的環境裡，使其他人會開始產生抗拒。面對這樣的狀況，領導人就必須要有窗口讓大眾內心的話講出來，只有當大家的聲音都有被聽到後，執行的阻力也就會相對降低。

然而，晚清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變革時有一個重要的關鍵那就是「授權」，當中日兩國同樣進入西化的時代，日本的做法是信任授權，讓民間力量來合作，最終導致西化的成功。相反的，在清廷一開始對西化還是處在觀望，沒能達到上下一致的共識，並且在制度的根本還是中央權力在控制，這也導致真正的力量無法被發揮出來。

授權在這兩者當中也就看得出重要的差異，所以當面對危機時，決策者面對模糊不清的未來，是要變革還是要維持現狀，都是一種選擇。可是時間的流逝對於組織來說是非常大的成本。與其安於現不如嘗試改變這對組織或個人都會是種收穫。不管成功與不成功，還是要回歸到心態層面，如果沒有正確的心態思維來處理變革事務，可能就如同變革後還是在原地打轉的可能。

【文明】制度的發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核心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與帝國之間鬥爭中，帝國的動機與方法也跟著傳遞到海外。列寧提供了一個戰後願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它潛在地擴張，跨越了歐亞大陸。這種願景從戰爭的特殊經濟環境中獲取靈感。

為了資助戰爭，所有的政府多少會發行一點短期債卷，並且用它向中央銀行換取現金通貨膨脹因此在戰時獲得了動力。由於有這麼多人當兵，勞工短缺使後方的工人有能力抬高薪資。

到了一九一七年，數十萬工人在法國、德國與俄國參與罷工。先是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而後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橫掃了世界。與一八四八年城市秩序瓦解一樣，流行性感冒也只有這一次散布的範圍遠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孟加拉，以及西雅圖與上海。

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在每個地方都遭遇失敗，唯有在俄羅斯帝國獲得成功。布什維克在血腥的內戰後重新組裝了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社會主義領袖比得上列寧無情，他採取了「民主集中制」反對國會主義，而且致力於恐怖主義對付政敵。布爾什維克有些做法直接來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有些做法受羅伯斯比爾的影響大些，最終產生出「無產階級專政」。

在美國方面，一九二苓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之後，一九三零年代的通貨緊縮給予威爾遜以民族認同與民主為根基建立的歐洲願景致命的打擊。美國資本主義危機間接導致政府爭相升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產業，更影響了全球化的推進。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貿易萎縮了三分之二。許多國家同時祭出各項措施，如拖欠債務、通貨貶值、保護關稅、進口配額與禁止；進口壟斷與獎勵出口。此時，納粹的國度已經漸露曙光。

簡單說，資本主義的瑕疵並不致命，還不足以讓資本主義覆滅。資本主義只是管理不善與隨後產生的不確定性的受害者。當時最聰明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嗤之以鼻地認為股市是「賭場」，並且把「投資者」的決定比擬成報紙的選美比賽。

那這樣要如何避免通貨緊縮的陷阱？隨著貿易停滯與資本進口的凍結，凱恩斯提出了合理的建議：政府借款來進行公共工程。其他有利的做法，如放棄金本位，讓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以及允許利率下跌。

然而採行這些措施的議會式政府，恢復情況不甚良好。反而採取工業擴張與重新武裝計畫的專制政權，失業率降得最快。

「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俄國)與「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德國)提供的解決方案似乎遠比兩大英語體系經濟體來得有效。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上只有蘇聯的工業產值是增加的；但很少有人在問史達林統治下，生產一噸的鋼鐵究竟要死多少人。另一方面，希特勒也效法史達林的五年計畫草擬了一份四年計畫。

史達林與希特勒都承諾透過結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來促進成長與就業，而他們都做到了。一九三九年，美國的經濟產出仍比一九二九年危機前的高峰低了六%以上；德國則高出了二十三%，蘇聯更高，德國失業率人數已低於一百萬人，而就在四年前，這個數字高達六百萬人。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不到十萬名德國沒有工作，幾乎跟充分就業一樣。

但問題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成長無法轉化為實質的高生活水準。這種經濟模式與凱恩斯不同；它並未藉由擴大公共支出、在消費支出上產生效果來啟動總和需求。相反的，計畫經濟將人力動員起來投入重工業、基礎建設與武器生產上；而且透過強制儲蓄來為這個過程提供資金。結果造成消費停滯。民眾工作獲得薪資，但因為市面上能買的東西越來越少，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將錢存入帳戶，而這筆錢又回流到政府的支出上。


政府對於經濟制度的考量主要出於一個理由，就是「富國強兵」。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是要國家經濟成長，讓人民擁有充分就業，並增加國家產值。

當我們在知道制度設計面的本質，再去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確實帶來成效比資本主義來的好，但這不代表制度就一定沒有錯。

接著就要探討制度面下所產生的結果，是要再創制度來抑制舊制度的壞處，還是要透過制度本身帶來的結果推動另一項發展？

制度設計的本意，都是為了幫助人達到期望的結果，比如在組織內設計激勵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要激勵全體員工。

所以制度本身並沒有好壞的區別，只有符不符合我們的期望，這就會延伸出一個結果：人要順應著制度，還是制度要順應著人。

接著再根據我們設計制度的初衷，以及制度與人的本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從核心出發再到外部制度與人的關係，就會知道，制度本身不代表一定的依據，只是在當下的時間地點環境下，它能創造出最高的效益。但是當環境時空轉變了舊制度是否還能如過往一樣，就會出現很大的變數。這也就要回歸人的本質，人是沒有辦法用一定標準來衡量，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大眾平均所表現的結果，而這結果也不一定就不會變動。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對於世界、國家到個人來看，每一種制度都有它的利弊得失，沒有所謂絕對正確或是絕對錯的，只是在當下的時空環境，這套制度最符合全以大眾一致的認可。但這也不代表就是唯一的解答，總會有更好的制度會出現，隨著科技、社會認知的不斷進步，制度也會不斷的進化。

回到個人層面來看，成功的核心要素所具備的價值就是固定的，如同制度設計的初衷，而真正要變的是我們對於事物認知的轉變，這個轉變是外在思維的推進，但其中核心價值是不變的。

【帝國】民族優勢：過去與未來的選擇

印度是大英帝國統治的戰略核心。如果英國人與英國化的印度菁英們形成對立，帝國統治的基礎可說是岌岌可危，印度社會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否支持大英帝國的統治？

一八五八年至一九四七年間，印度的正式簽約公務人員不過一千多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管理的總人口，在英國統治末期，印度人口超過四億。

這是否可稱為史上最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一個英國公務員能否照著英國政府對地方官員的期待，有能力管理四萬四千零三十平方公里土地上多達三百萬的印度人呢？

除非這些人像奴隸一般工作，否則是不太可能實現這樣的期待。
印度公家機關的工作並非充滿吸引力的職業選擇，但職位競爭卻很激烈。當時制度設計的想法是，吸引大學生在獲取學士學位之後直接進入大英帝國的行政體系，最好是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再學習一到兩年。只不過實際上，印度文員機構根本吸引不了菁英之中的菁英，願意去次大陸磨練的人往往都是在本國發展機會不大的族群。

直到一八六八年，為合約編制的公務機構工作的印度人多達四千人，而他們之下是職級更低的公務員，多數由亞歐人和印度人擔任，包括電報員、收票員等。要是沒有這個由印度人組成的團隊從旁輔助，這些「空降部隊」可能一事無成。

另外一方面，在親英的印度菁英階層崛起的關鍵在於教育。雖然英國人一開始也對是否要在當地引進西方教育心存疑慮，但許多印度人，尤其是孟加拉的上流社會人士很快就意識到，假若會說新任統治階層的母語並了解他們的文化，對自己絕對是百益而無一害。早在一八一七年，孟加拉一群渴望接受西方教育的社會名流就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印度大學，教授歐洲歷史、文學和自然科學，自此之後，類似的大學也紛紛成立。

這也使得當地菁英階層成為了帝國在印度所真正依靠的中堅力量，如果沒有他們實際執行印度公務體系的命令，英國無法從根本上鞏固印的統治；實際上，與當地重要階層共同合作，帝國政府才得以有效統治印度。在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局面比較容易掌握，因為那裡的原住民人口已經被大幅度削減；但在白人占少數了地區，如何保持殖民者和當地菁英的忠誠就是個關鍵問題，特別是在印度，英國人口最多占印度總人口的零點零五%

就印度的情況來看，自倫敦空降的官員別無選擇，只能與當地菁英合作；然而這樣的作法卻為實際居住在印度的英國人所捨棄，在印度工作的英國人傾向壓抑當地人的發展，如果有必要，寧可選擇強迫的方式，但合作絕非選項。這是維多利亞時期領土廣袤的帝國所面臨典型進退兩難之處，而這個問題不僅讓印度，甚至整個大英帝國都陷入了困境。

如果就現代的角度來看，合作會是一個選項，因為這不僅能幫助我們更理解當地人士如何統治當地人，另外還可以透過同文同種的人治理上，所產生的排斥利降低。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當下的時空環境，有可能會選擇與英國人相同的處境。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過去歷史所創造的榮譽感。

英國成為第一大國時，它的前身還有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等國，隨著時間不斷演進，讓英國從制度、思想與科學都擁有了重大突破，例如在國家經濟思想上的改變，就源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在科學領域上有牛頓所提出了三大定理，並讓人類對於世界有了新的見解；另外科技應用也展稱開創性發展如瓦特的蒸汽機，讓紡織業到工業出現的效率上提升。

另外在對外領土擴張上，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奠定未來的海洋霸主，並在七年戰爭中擊敗法國，成為海外殖民地的霸主。這一系列的過程，間接影響了民族人的認知。


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力量，當印度被英國殖民後，還能維持相對的秩序，就是靠過往歷史文化所創造出來的成果。如果當時讓西元初的央格魯族人統治，就絕對沒有當時的成就，所以這一切都是經過數百代人與統治經驗所累積出文明智慧。

在還沒到達相對水平的民族看到後，為了與統治階層一樣，爭相效仿對方的文化與制度，就形成學習的典範。從而加深統治階層的優越感，讓合作這個選項愈來愈遠。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如何使弱勢文明邁向高文明化，答案就在於知識的積累。

例如像拿二戰時武器與冷兵器時代的武將作戰，愈後面的戰鬥殺傷力愈是強勁，然而，造成這樣的差距源自於武器知識，當人類懂得使用火藥時，加強了武器射程，透過不斷改良下從前膛槍，後膛強等都大大增加穩定度與效率，使得武器得以發揮出以往十幾倍的殺傷力，這一切就在於知識的積累所創造的成果。

歷史上也可以看到許多相似例子，例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的西化改革，以及1853年美國黑船打開日本，讓日本開啟了學習西化的旅途。這些學習的方向，都是為了學習對方的知識與經驗。

英國所殖民印度的成功，在制度、科技上都能有效運作。但如果回歸殖民的本質，就是透過殖民地的殖民增加帝國本身的經濟力，所以合作這個選項，有可能會加速終止在印度的殖民，就如之前所說的除非所有人都像奴隸一般的工作。

回到現在來看隨著訊息快速傳播，知識取得的便利。合作就成了必然的選項。因為在大眾都能創造訊息，都能成為社為參與者的一份子時，就不能在如同過往一般的統治或管理，只有透過合作才能增加影響力。就像現在許多品牌或組織都不再只是侷限於單一領域，而會向外探詢有什麼是可以相互合作或是互補的，這也就會延伸出一個概念：未來的多元強項，不會是唯一選擇，而是透過合作，讓各種優勢組織結合再一起創造出共和的生態圈。

隨著時代演進，從過往單一文明優勢的統治利益，到現代多元合作優勢將成為未來必然的走向。

【槍炮、病菌與鋼鐵】物種馴化：問題解決的效益

「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福的家庭每一個都有獨特的原因。」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開場白。這句話意思是，婚姻要幸福必須具備許多要素：兩性的吸引、對金錢的共識、教養兒女的方式、宗教、婚姻等。只要一個遺憾，婚姻就可能觸礁。

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婚姻，也可以延伸到人生的其他面向。對於成功，我們總想找一個簡單的、只涉及單一因素的原則。然而，對大部分事物來說，要獲得成功，實際上必須避免失敗的因子，只是可能造成失敗因子有許多，而且彼此不相關。

《安娜‧卡列尼娜》原則也可以解釋人類馴化動物史的一個特徵。我們都知道馴化動物是人類史上的大事，對人類歷史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看來適於馴化的野生動物從未成為家畜，如斑馬等，而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牲口，都原產於歐亞大陸，接著我們將探討這馴化的問題

馴化的過程就是把野生物種轉變為對人類有用的物種。完全馴化了的物種，與牠們在野地裡的祖先，有好幾個方面不同。這些不同是由兩個程序創造出來的。

一、人類只選有用的個體出來繁殖，並不是所有的個體都有繁殖的機會
二、因此物種對人擇壓力做出了演化反應，也就是朝向人類期盼的方向演化。

由於人擇的方向與野地的天擇不同，所以牲畜和其他野生始祖之間有些差異，如體型大小。牛、豬和綿羊馴化之後都變小，有些家畜在馴養後大腦變小了，感覺器官也不再靈敏，因為再也不必擔心掠食者的突襲，不需要過著夙夜匪懈的日子。

第二個面向來看為什麼歐亞大陸上會出現這麼多被馴化物種。
我們可以從五個資料來看：

首先，歐亞的五大家畜來到非洲亞撒哈啦地區時，都大受歡迎。非洲各族群間對外來的家畜接受度很高。比起狩獵採集族群，這些非洲牧羊人因此獲得相當的優勢。而歐亞以外的地區之所以缺乏大型的本土哺乳動物，關鍵在當地本來就沒有，而不是族群的問題。


第二個證據來自寵物，把野生動物當寵物，加以馴良，就是馴養成家畜的第一步。可是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有可能變成家畜，然而馴化的寥寥無幾。大都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註定永遠野蠻。亦即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第三就是早期的牧人沒多久就馴養了所有可能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考古證據告訴我們這個時間約在公元前八千至兩千五百年間，也就是農牧社群開始定居生活的幾千年內。大型哺乳動物的馴養始自綿羊、山羊和豬，最後則是駱駝。自從公元前兩千五百年起，成績單幾乎一片空白。

第四證據是，某些哺乳類似乎特別容易馴養，因此同一品種養過多次。現代粒線體DNA研究讓我們知道，有隆起的印度牛和背部沒有隆起的歐洲牛源於同一祖先，在數十萬年前就已分化。也就是說，印度人、西南亞人和北非人分別馴養野牛的亞種。

另外現代馴養實驗失敗更加證明：許多物種的無法馴化不是因為古人才智不足，而是物本身的問題。

馴化物種的理由，就是為人類增加生存的機率，透過馴養來增加糧食來源。而我們從人類馴化動物的過程中又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隨著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糧食供給已足夠在供給開發國度，而當人類都有足夠糧食吃部會餓死的時候，就會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產生衝突。因為人類會透過國家制度來保障各種人類的生存權利，那這時人類又怎麼再度進化演進呢？

其實當這問題不再於這個方面，而是在於人類文明的組成是社會總體合作而來的。如果把一個住在城市30年的人丟到一座孤島上時，單靠個人的能力有可能會存活，但受限於個人能力，就無法再享有過去的生活條件。

現代文明是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知識、技術與產品所疊加在一起，而社會的運作是靠人類社會的分工所構築而成的。就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到，工業化社會推動國家的進步，而這進步就是透過個人的分工讓產值、效率不斷增加，超過個人所能生產的量，進而讓多餘的產值轉換為國家的利潤。

所以從馴化動物的角度來看，這是人類增加社會運作的一份動力，讓人類確保生存所需。如果換代現代來看，當一個問題不再是問題時，就會把過往的重要事情重新審視。所以就會出現所謂吃動物保護等問題出現，如果這些議題在一萬年前根本不會出現。

當下問題看起來需要、馬上、立即解決。但往往就是因為太專注於眼前的問題而使我們迷失了方向。當人們馴化物種的過程中，就會不斷地挑選能馴養的物種，就不會考慮其他。如果當下為了把該物種馴化，就有可能錯失調馴化另一種物種的可能。

而從當下問題是否該解決可從三個角度來看

時間性
如果馴化需要一萬年，那就讓失去馴化別的物種的可能。如果當下問題是需要長時間性來解決，就可以在透過柯維《與成功有約》書中所舉到的，把事情用兩種是區隔，一是緊急性；二是重要性，來區分出什麼是重要緊急的事物，而在面對問題是要能預先做好規劃，就必須要把重要但不緊急的事項先處理完，才能避免窮忙於緊急事務的追趕。

效益性
有些時候解決當下問題，所帶來的成果非常低，但不見得就醫定都要選擇最有效益性的。每一種問題解決後就會產出相關經驗與得到，最重要的是必須理解這一生當中什麼解決那些問題的總量會接近於所要達到的目標。所以不管解決問題背後所帶來的效益多大，還是要回歸自己所要的選擇。

替代性
有些物種馴化的過程中，別的部落已經馴化好了，這樣在馴化就是浪費時間價值。這也就延伸出一個面向：交流，如果只侷限在同一區塊，這樣所能得到的事物都非常有限，有可能你花了二十年得出的結論，在其他地區一百年前就已經解決了。所以當下問題除了要不要解決與重不重要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世界上是否已經有人替你解決了。

馴化種的過程能讓我們理解物種對於人類的依存關係，如果沒有這些物種的馴化，人類文明的發展又會是另外一種面貌，不管是人類社會或者是生物界，沒有一種生物是能單獨存在，必須透過各種生命的合作而達到生命的繁衍。

【近代經濟變革】洋務運動：晚清現代化的得失

在中國歷代經濟變革中，晚清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最艱難的一役。在當時，外敵環伺，國力積弱，政府財政和民間財富幾乎無以憑藉。在改革意識形態上的難乎其難。而就經濟來說，這又是中華民族從千年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契機。

從19世紀60年代到1894年前後，有30年左右的時間，清政府最高決策層就是否展開洋務事業，陷入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

過去明清拱衛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制度已「固若金湯」，帝國以拒絕演化的姿態沉迷於盛世幻覺。因此，任何新的變化都可能對既有的制度構成衝擊，而這顯然是危險的。

以修鐵路為例。從1867年之後，朝廷上下就為應不應該修建鐵路吵翻天。很多大臣認為，修建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會驚動山神、龍王等神靈。也有人提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

也有人反對修建鐵路是由於制度性的考量，鐵路網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動勢必大大加快，那麼，運行數百年、基於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結構將被徹底打破，新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動盪將可能發生。

在另一方面洋務派則陷入官民之爭。1872年，李鴻章為了在長江航運中抵抗外國輪船公司的勢力，決意創辦輪船招商局。籌備之初，面臨缺錢少人的困境，李鴻章授意擬定章程，提出「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規範意義上的公司章程，意味著政府與商人在資本的意義上第一次實現對等。

在民間資本和人才的熱烈參與下，十多年的時間裏，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等，都出現了許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

然而，便在此時，官商矛盾出現，如今企業已上軌道，政府自應退出，於是商人們上書希望政府不必再派官員，招商局的盈虧責任從此由商人承擔。

這一建議在李鴻章看來無法接受。因為這裡面潛藏著洋務運動的內在邏輯衝突。洋務派辦洋務的唯一目標是「強兵富國」，因此在李鴻章看來，政府若從事商業，必須握有經營的主導權，並成為最大的權益者。引進民間資本及買辦人才，都是資源缺乏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然而，當民間的經濟能量被啟動後，又一定會提出放鬆管制的市場化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民間的矛就會爆發。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反思：洋務運動是在政府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利，追求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

從整個洋務運動來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過往的經驗認知可能會是種優勢，也可能是種包袱。但歷史也一再提醒著我們過往的經驗認知，反而是阻礙我們進步的因子，在《以小勝大》書中就提到說，過去成功的權勢，會透過他們本身的優勢或經驗，來不斷設計出對自己有利的態勢，讓我們不斷掉入這一回圈中。而這些得權者為了必免失去既得利益，就會用自己過往成功框住自己。

而真正成功者，都是沒有包袱，或者不在體制下所創造出來的。就例如資產，在工業革命後隨著資本市場運行，資產也就愈集中在一群人身上，而這些高資產者為了不讓低資產者獲得利益，於是用各種制度、規範、價值觀來約束人們。最終鞏固了資產。打破這種狀況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資產重配，透過毀面性的破壞讓所有秩序打亂再從新開始；第二種就是打破制度，另闢新局，不再同一領域做競爭，就像現在很多產業的對手，往往不是來自於內部而是不同的產業領域，Uber沒有車，卻能做出租車事業；阿里巴巴沒有庫存，去擁有許多網商店家等。

鐵路、招商局都陷入了過去經驗認知，反而框住了。這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情況要如何解決？其中有兩個關鍵

一、好奇心
從小我們就會對身旁的事物感到好奇，就會不斷地提出「為什麼？」。而這背後的動機，就是源自於我們想要理解這世界是怎麼運行，例如為什麼按開關燈就會亮。這個好奇心不只是讓我們理解世界如何運作，更重要的是，因為擁有好奇心，我們才會不斷地去學習新知。相對缺少好奇心來看，對於世界不再有興趣，反而讓自己的局限在既有的知識架構中，也就會因為認知少看事情也就看不清全局。

二、知識認知
知識是我們對於這世界運行的基本架構，每個知識的結合就會產生出不同型態。就例如不同原子與原子間的碰撞產生新型態的分子結構，這種知識組成將會使我們用不同的思維來看這個世界。西元一世紀的人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走；十八世紀人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並繞著太陽轉，這種認知思維的轉變，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知識累積而成。晚清的認知格局就停留在明代的帝國體系，整個形成封閉狀，導致知識認知一直停留在上個世代。


變革失敗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於思想觀念，這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思維。即使到現代在我們的既有認知是對的事情，在另一時空下又會是另一種情況，所以沒有所謂的絕對，只有在不同時空下所產生的必然行為。

當我們理解思維認知的重要，才會對新事物感到好奇，才會去學習新知，而這一切的開端就源自於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胸來看這世界。